一

    这本集子阴差阳错，一拖已经几年。现在，它终于要和读者见面了。

    人生事皆是“围城”（我不知道“围城”二字是否为钱钟书先生所发明，倘若是，则此两字就足以让钟书先生不朽了）。几年前，为出版自己的这本集子，曾联系过好几家出版社，其中虽也有表示出兴趣者，但终究不了了之，现在却同时有几家出版社主动找上门来。原来是写好的稿没处发，现在是约稿的人太多，无法一一满足。过去，在法学所的小院子里，要是寂寞中有人呼响我的BP机，说是想就某个问题采访我，或者是别的朋友介绍来的此等差事，都一律热情相迎，现在却有点顾不过来，有时甚至为自己的脾气不好而懊悔。

    我不想隐藏自己，不是因为自己足够真诚，仅仅是不想让自己太累。在这本集子里，读者可以读到我过去的彷徨，也可以看出我成长的足迹，是如何一步步从幼稚的文字和思想走向成熟的。从1986年来京，集体户口从西城迁到海淀，又从海淀迁到东城，直到后来有了爱、有了家，落户石景山。庆幸命运之余，也不能忘怀那一次次的挣扎，一个热血青年，在转型期的社会大染缸里，他不甘心沉沦，始终怀揣一份对理想的追求。朋友们称他为“阿甘”。

    二

    

    重读这些文章，作为作者本人，我有以下几点印象愿与读者分享：

    首先，从文章思路看，我过去往往喜欢在一些对策建议上用宏大的口号这样的老套路，后来慢慢归于制度建设，再后来更将制度建设落实为具体的、符合人性的东西。看得出来，自己的认识在深化，应当说，这与自己这些年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生活阅历不无关系。特别是我从事经济学博士后研究后，《制度经济学》等书对我的思维产生了较大影响。我不敢保证我现在就一定找到了正确的思维方法，只不过想告诉读者，任何人的思想都是“有限”的，都受他特定的经历和知识结构的影响。

    其次，从发表文章的报刊和内容看，涉及面是比较广的。全国有数十家报纸杂志刊登了我题材多样的文章，其中《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都在10篇以上，《法制日报》、《检察日报》则更多，其它如《人民日报》、《南方周末》等也不少。这反映了自己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敏感。随着自己的被专业化，学术研究日益占据绝大部分精力，近年来已经不可能象过去那样全面开花了，想起那些孤灯夜战的日子，还有那些未了的题材和心愿，内心充满了回忆和惋惜。

    再次，这些文章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不少报纸，如《文摘报》、《作家文摘》、《民主与法制时报》等都转载过其中的文章，有的文章，如《警察要不要作证》、《政府恶意与“选择性起诉”》等，还同时被多家报刊转载，还有的文章，如《警务公开与公众知情权》等，曾被国外刊物全文刊登。有的读者来信或称“好文”、“说出了时代的声音”，或就自己遇到的法律问题进行请教，或提出商榷意见。这使我意识到这类文章的价值，也激励着我继续力所能及地写一些这方面的文章。

    三

    我曾经说过，自己既要撰写专著和论文，做学术领域的生产者；又要从事学术翻译，做该领域的传播者；还要撰写短平快的随笔，做一个热心公民。就后者而言，我目前主要是写好两个专栏：《检察日报》的“法治纵横谈”和《新京报》的“具体权利”，每个月分别供稿一篇，前者侧重法制领域，后者的视野则更宽些。我计划将那些带有自己思想原创性、又不可能篇篇形成学术论文的东西，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传达给社会，同时也将那些对社会有重要意义的深奥学理用大众化的语言予以阐明，使其拥有更广的受众。我自信这种付出，对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是值得的。

    本文集的整理工作琐碎而繁重，有的文章最初是手写稿，并且几次搬家，难以找到下落；10余年来，电脑也换了好几台，过去的文章又不象现在能上网找到；有的文章当初被剪下贴到自己的剪报集里，却没有标明发表于何时，如今只能凭大概印象加以说明。这虽然遗憾，不过却也是另一种对读者的交代。

    四

    本书收入的文章绝大部分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我要借此机会感谢这些报刊及其相关的责任编辑，尤其是：《法制日报》的杨悦新，《检察日报》的李国民、孙丽，《中国国情国力》的王二羽，《学习时报》的兰文飞，等等。

    江平、高铭暄、陈光中、郑成思等学界长辈多次对我的这些豆腐块文章给予关注和肯定，我感谢他们的鼓励。特别是江先生，还在百忙之中热情为我作序，嘉许之词溢于言表，令我不安和感动。

    在书稿的整理过程中，夫人刘艳、表妹魏研、学生许士友帮我做了大量的工作，特致谢忱。

    最后，请允许我将此书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感谢他们对我的栽培，衷心希望他们能健康平安！

    

    2005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