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宁街10号访问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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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布莱尔夫人切利大律师相识。去年当她得知我在牛津大学作访问学者时，即邀请我访问唐宁街10号。
2003年7月30日下午，我如约来到唐宁街的大门，只见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在拍照留念。我从左边的一条通道走近门口的警察，告诉他我是首相夫人的客人。他要了我的名字，很客气地让我稍等一下，然后就到对面去打电话联系。一会儿他回来，用手指着里面，告诉我走到10号门口，那里有人在接我。
通过安检后，我径直朝里面走去。在一个分岔口又打听了一下路线，前行1000米左右，突然见到一个黑色的门牌号上标有一个不起眼的“10”，我试探着按响门铃，一个女士来开门，问我是否就是仁文。在获得肯定的回答后，就告诉我她是切利的秘书，叫戈德丝，因切利正在接待客人，只好请我等一下。
戈德丝将我领至旁边的一间小房，让我在里面稍坐，说一会就来叫我。另一女士为我端来一杯水，一杯普通的白水。我环顾小房，门口书有Waiting Room字样（中文意为“等待室”），内有两三张椅子，一个小茶几，茶几上摆着《卫报》等报纸，还有一个古色古香的自动转日历。墙壁上挂有几幅摄影作品，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一幅以非洲干旱裂缝的土地和饥饿小男孩为背景的作品，给人一种震撼。
戈德丝来叫我了，她带我上楼。一开门，我不小心绊倒了个什么东西，原来是一堆小孩的玩具，旁边一个小孩正玩着呢。保姆将其带走，戈德丝告诉我，这就是切利2000年生下的那个孩子，是首相夫妇的第四个小孩。我没想到来的会是她们的家，原以为唐宁街10号就是首相办公的地方。
还没来得及尴尬，切利已经出来了。她热情地和我握手，有点难为情地告诉我，因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全家后天去南美洲一朋友家休假，所以显得有些乱。我看到一个大纸箱子里装满了小孩的玩具，那可能就是给利奥准备的吧（切利的第四个小孩叫利奥）。
走过大厅，步入一会客室，房间的摆设比较简单，一看就能感觉得出主人只是临时居住在这里的。切利打开一大瓶水，给我倒了杯，又给我削了个苹果。戈德丝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坐下，并不时地拿笔记录。
我们的话题从她和她的丈夫刚刚访问中国回来开始，我告诉她，在这边的电视上看到她和她的丈夫在清华大学和大学生们座谈并唱歌的报道，她有点惊讶地问我，是吗？这不奇怪，在西方社会，占领电视报纸头条的往往不是国家领导人的行程，而是体育赛事这类在他们看来与老百姓关系更密切的一些事项。况且，BBC 此次之所以报道布莱尔夫妇在清华的活动，重点是中国的大学生就英国国内的伊拉克核查专家凯利自杀一事对首相的质询。
让我也有点惊讶的是，切利虽然刚从清华回来，但她还是记不住清华的名字。她问我是否毕业于这所大学，我说不是，但中国共产党的新的总书记胡锦涛毕业于这所大学。她说这她知道，听大使馆的人说，好象还不止胡一个人，好些新的领导人都出自该校。
话题又转到我在牛津的工作和生活。她说牛津的夏天可能是世界上最美的了。当她得知我住在郊外的“伊芙利湾”时，就问我有没有沿泰晤士河两岸的草地走过，有没有在河上划船。我也问她一个有关牛津的问题，那就是2000年访问牛津时，曾听人说起布莱尔首相是牛津的毕业生，他们的婚礼是在牛津大学的一个教堂举行的，是否属实。切利告诉我，她的丈夫毕业于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他们的婚礼也确实是在圣约翰学院的小教堂里举行的，不过她本人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
谈到我正在从事的死刑课题研究，这位著名的人权律师和首相夫人问了一个让我吃惊不小的问题：中国还有死刑吗？仿佛在她的印象中，中国也同英国一样，早就没有了死刑。这再一次验证了我的一个观点：相比起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更少。不过，她的坦诚和好学又使我对她充满好感。她说待我完成论文后，请发给她一份，她要好好拜读。她还给我提到伦敦大学的一位死刑专家，说如果我有兴趣，她可以帮我联系。
我们的话题甚至还涉及核武器专家凯利自杀一事对他丈夫政治生涯的影响，她说此事已交给法官调查，相信最终会有一个结论。看得出，她是她丈夫坚定的支持者，包括伊拉克战争。
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我提出告辞。切利在与我合影留念后，让戈德丝再带我到外面去转转。戈德丝拿着我的相机，带我穿过楼道，来到另一边的办公场所。这里，从一楼到二楼的楼梯两旁挂满了历届首相的照片，其中我熟悉的有丘吉尔、撒切尔夫人、梅杰等，丘吉尔的还有两幅呢。我笑着问布莱尔首相将来的照片会挂在哪里，戈德丝说还不知道。
在一个办公室的门口，戈德丝蹑手蹑脚地朝门缝里看，回来对我说：首相正在与客人谈话，我们就不进去了。我又露惊讶地问她：布莱尔首相就在这里办公？她说是的。旁边有两间敞开的会议室，戈德丝告诉我那是首相与内阁成员开会或会见外宾的地方，包括你们的中国领导人来，也在这里会谈。
再往前走，我们来到一间宽敞的餐厅，里面有一大、一小两张餐桌，据说小桌是平时首相一家用餐的地方，大桌则是有时女王过来一起用餐的地方，也包括首相和女王在这里招待客人，里面的摆设自然豪华。
从楼上下来，戈德丝又带我到后花园，告诉我每几周，他们这些工作人员就会在这里开周末Party，首相有时也参加。还有就是这里本来是首相的办公区和住处，不对外开放，但首相夫妇经过商量，还是每周开放一天，卖票，收入捐给一个残疾儿童的基金会。
谈到首相全家即将去休假，戈德丝充满同情地说，夫妇俩都工作特别辛苦，也该休息一下了。
又回到“10”号门口，戈德丝问我要不要在门口再照几张相，我欣然同意。临别，她掏出记事本，提起切利谈到的那位伦敦大学死刑专家，说如果我要去拜访他，请让她知道，她将给我联系。并撕下一小页纸，写下她的通讯地址和联系方式。
出大门，警察友好地与我示意。我一时兴起，要他与我合影留念，并告诉他在中国我也穿过4年警服。他一听不但自己高兴地听我摆布，还叫旁边一高个警察过来给我们照相。刚照完，里面一辆小汽车出来，对面的一个年轻女警察朝他们喊叫，仿佛他们不应该这样“玩忽职守”似的。说时迟、那时快，两人几个快步赶上去，将门及时打开，并朝愣在那里的我做了个鬼脸：走吧，朋友，我们没事的。
2003年7月30日下午，我如约来到唐宁街的大门，只见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在拍照留念。我从左边的一条通道走近门口的警察，告诉他我是首相夫人的客人。他要了我的名字，很客气地让我稍等一下，然后就到对面去打电话联系。一会儿他回来，用手指着里面，告诉我走到10号门口，那里有人在接我。
通过安检后，我径直朝里面走去。在一个分岔口又打听了一下路线，前行1000米左右，突然见到一个黑色的门牌号上标有一个不起眼的“10”，我试探着按响门铃，一个女士来开门，问我是否就是仁文。在获得肯定的回答后，就告诉我她是切利的秘书，叫戈德丝，因切利正在接待客人，只好请我等一下。
戈德丝将我领至旁边的一间小房，让我在里面稍坐，说一会就来叫我。另一女士为我端来一杯水，一杯普通的白水。我环顾小房，门口书有Waiting Room字样（中文意为“等待室”），内有两三张椅子，一个小茶几，茶几上摆着《卫报》等报纸，还有一个古色古香的自动转日历。墙壁上挂有几幅摄影作品，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一幅以非洲干旱裂缝的土地和饥饿小男孩为背景的作品，给人一种震撼。
戈德丝来叫我了，她带我上楼。一开门，我不小心绊倒了个什么东西，原来是一堆小孩的玩具，旁边一个小孩正玩着呢。保姆将其带走，戈德丝告诉我，这就是切利2000年生下的那个孩子，是首相夫妇的第四个小孩。我没想到来的会是她们的家，原以为唐宁街10号就是首相办公的地方。
还没来得及尴尬，切利已经出来了。她热情地和我握手，有点难为情地告诉我，因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全家后天去南美洲一朋友家休假，所以显得有些乱。我看到一个大纸箱子里装满了小孩的玩具，那可能就是给利奥准备的吧（切利的第四个小孩叫利奥）。
走过大厅，步入一会客室，房间的摆设比较简单，一看就能感觉得出主人只是临时居住在这里的。切利打开一大瓶水，给我倒了杯，又给我削了个苹果。戈德丝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坐下，并不时地拿笔记录。
我们的话题从她和她的丈夫刚刚访问中国回来开始，我告诉她，在这边的电视上看到她和她的丈夫在清华大学和大学生们座谈并唱歌的报道，她有点惊讶地问我，是吗？这不奇怪，在西方社会，占领电视报纸头条的往往不是国家领导人的行程，而是体育赛事这类在他们看来与老百姓关系更密切的一些事项。况且，BBC 此次之所以报道布莱尔夫妇在清华的活动，重点是中国的大学生就英国国内的伊拉克核查专家凯利自杀一事对首相的质询。
让我也有点惊讶的是，切利虽然刚从清华回来，但她还是记不住清华的名字。她问我是否毕业于这所大学，我说不是，但中国共产党的新的总书记胡锦涛毕业于这所大学。她说这她知道，听大使馆的人说，好象还不止胡一个人，好些新的领导人都出自该校。
话题又转到我在牛津的工作和生活。她说牛津的夏天可能是世界上最美的了。当她得知我住在郊外的“伊芙利湾”时，就问我有没有沿泰晤士河两岸的草地走过，有没有在河上划船。我也问她一个有关牛津的问题，那就是2000年访问牛津时，曾听人说起布莱尔首相是牛津的毕业生，他们的婚礼是在牛津大学的一个教堂举行的，是否属实。切利告诉我，她的丈夫毕业于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他们的婚礼也确实是在圣约翰学院的小教堂里举行的，不过她本人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
谈到我正在从事的死刑课题研究，这位著名的人权律师和首相夫人问了一个让我吃惊不小的问题：中国还有死刑吗？仿佛在她的印象中，中国也同英国一样，早就没有了死刑。这再一次验证了我的一个观点：相比起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更少。不过，她的坦诚和好学又使我对她充满好感。她说待我完成论文后，请发给她一份，她要好好拜读。她还给我提到伦敦大学的一位死刑专家，说如果我有兴趣，她可以帮我联系。
我们的话题甚至还涉及核武器专家凯利自杀一事对他丈夫政治生涯的影响，她说此事已交给法官调查，相信最终会有一个结论。看得出，她是她丈夫坚定的支持者，包括伊拉克战争。
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我提出告辞。切利在与我合影留念后，让戈德丝再带我到外面去转转。戈德丝拿着我的相机，带我穿过楼道，来到另一边的办公场所。这里，从一楼到二楼的楼梯两旁挂满了历届首相的照片，其中我熟悉的有丘吉尔、撒切尔夫人、梅杰等，丘吉尔的还有两幅呢。我笑着问布莱尔首相将来的照片会挂在哪里，戈德丝说还不知道。
在一个办公室的门口，戈德丝蹑手蹑脚地朝门缝里看，回来对我说：首相正在与客人谈话，我们就不进去了。我又露惊讶地问她：布莱尔首相就在这里办公？她说是的。旁边有两间敞开的会议室，戈德丝告诉我那是首相与内阁成员开会或会见外宾的地方，包括你们的中国领导人来，也在这里会谈。
再往前走，我们来到一间宽敞的餐厅，里面有一大、一小两张餐桌，据说小桌是平时首相一家用餐的地方，大桌则是有时女王过来一起用餐的地方，也包括首相和女王在这里招待客人，里面的摆设自然豪华。
从楼上下来，戈德丝又带我到后花园，告诉我每几周，他们这些工作人员就会在这里开周末Party，首相有时也参加。还有就是这里本来是首相的办公区和住处，不对外开放，但首相夫妇经过商量，还是每周开放一天，卖票，收入捐给一个残疾儿童的基金会。
谈到首相全家即将去休假，戈德丝充满同情地说，夫妇俩都工作特别辛苦，也该休息一下了。
又回到“10”号门口，戈德丝问我要不要在门口再照几张相，我欣然同意。临别，她掏出记事本，提起切利谈到的那位伦敦大学死刑专家，说如果我要去拜访他，请让她知道，她将给我联系。并撕下一小页纸，写下她的通讯地址和联系方式。
出大门，警察友好地与我示意。我一时兴起，要他与我合影留念，并告诉他在中国我也穿过4年警服。他一听不但自己高兴地听我摆布，还叫旁边一高个警察过来给我们照相。刚照完，里面一辆小汽车出来，对面的一个年轻女警察朝他们喊叫，仿佛他们不应该这样“玩忽职守”似的。说时迟、那时快，两人几个快步赶上去，将门及时打开，并朝愣在那里的我做了个鬼脸：走吧，朋友，我们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