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什么犯罪率连续10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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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美国连续10余年的犯罪率下降，引起国际犯罪学界的重视。据悉，全美1990-2000年的谋杀案下降了55%（其中纽约下降71%），抢劫案下降了43%（其中纽约下降65%），入室盗窃案下降了41%（其中纽约下降67%），机动车盗窃案下降了55%（其中纽约下降73%）。
纽约市为什么会成为犯罪率下降得最快、最多的城市？关于这一点，先转引一位日本记者的介绍：
“纽约市（人口约750万）一度被人们作为犯罪城市的代名词，但现在它的面貌正发生重大变化。那些与犯罪组织有牵连的性用品商店和贩毒分子从街头销声匿迹，纽约已成为全美最安全的大城市。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纽约的实际情况。
到90年代初期为止，曼哈顿米德尔敦的第九大道一直是贩毒分子出没的地方。但是现在，街道两旁的意大利、希腊、阿富汗等国漂亮的民族饮食店鳞次栉比，即使到深夜也不乏女士们购物的身影。
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1998年发表的犯罪白皮书，在美国217个10万人以上的城市中，纽约市的犯罪率居第166位。这比安全形象颇佳的波士顿、旧金山、圣迭戈等城市的犯罪率还要低，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中，纽约市的犯罪率现在是最低的。
纽约市使犯罪率下降的主要措施有：
把纽约市的警察由3.8万人增加到4万人，并计划明年进一步增加到4.2万人。
对轻度犯罪也毫不手软。对扰乱秩序的行为予以彻底取缔，例如已制定的条例规定，醉酒驾驶如被判有罪，就没收犯罪人汽车。以前无票乘坐地铁只是罚款了事，但现在马上就作为现行犯加以逮捕。据说由罚款变逮捕对防止犯罪发挥了重大作用。
关于反犯罪措施，纽约市警察局的霍厄德.塞夫说：‘第一是防患于未然；第二是明确提出这些措施不是为了多逮捕人，而是为了减少犯罪；第三是重视实际成绩主义，没有减少犯罪的实际成绩就要被替换；第四是彻底取缔毒品交易，纽约市80%的犯罪与毒品有牵连；第五是利用计算机分析犯罪。以前每年各分局只提交4次犯罪报告，但现在每天都打一次报告。’”[1]
如前所述，除纽约，整个美国在90年代的犯罪率都是下降的。对此，有的中国犯罪学者感慨道：“根据我们的传统学说，犯罪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激烈阶级矛盾的表现，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犯罪是‘没治’的，特别是在美国那样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道德腐败，人欲横流，个性极端解放，很难想象他们还能治理犯罪。但‘天方夜谭’毕竟出现了，而且犯罪率一降就是持续10年，这对于经历了20年犯罪持续增长的我国，当然更感到新鲜。”[2]
美国犯罪率连续10年下降，连美国学者们自己也没有想到。最初，他们怀疑犯罪统计上有问题，纷纷亲自进行调查，之后他们小心观察这种降低的现象是否只是短期波动，直到1995年，大多数学者才同意，这是一种较长时间的下降趋势，具有相当的社会意义和刑事司法意义。
美国犯罪学者普遍认为，是多方面的原因促成了这一局面：首先是刑事司法系统的努力，包括警方的努力。美国警方过去10余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其中既有巡逻与警力部署方式的改进，纽约市将其称为Compstat（即将各类统计资料数据进入计算机后不断在城市地面上标出犯罪高发的地点与类型，从而及时调整警力以应付之），也有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为目的的社区警务，以严惩、严管各种轻微犯罪和违反治安以及各种劣习行为为目的的“零度容忍”，以及对毒品贩运特别是街头零星贩毒的打击，对武器的管制等等。由于警方努力提高了逮捕率、送检率，检、法方面也采取了从严打击惯犯的方针，所以10年间对一批惯犯判处了长刑。这方面的效果是明显的，据悉，美国10年间的犯罪下降，其中有15%-20%的成分是这种对惯犯判长刑的效果。但除上述以外，大量的下降原因还不是刑事司法的，其他的犯罪下降原因还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人们思想行为改变及社会控制的加强、防范措施的生效等，这其中具体的有：10年来经济的发展，失业人口的减少，穷人福利的增加，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青少年的比重减少，青少年思想、态度、行为举止的变化，学校教育的改革，宗教文化的影响等。例如，美国90年代15—24岁的青少年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4.8%降到13.9%,不仅如此，美国的青少年在经历了二战后“跨掉的一代”、“嬉皮士时代”等阶段，到了90年代在思想、态度和行为上均较之过去更重视社会价值标准。1994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全国性行为调查报告就表明，在性行为上，“钟摆正在往回摆”，中学生有性行为的比例从1999年的54%降为2001年的46%。又如，此期美国的离婚率也一直在下降，从1980年的高峰——每1000人中有52人离婚，降到1999年的每1000人中只有42人离婚，而家庭的巩固有利于对青少年的教育。青少年吸毒也较过去少了，这里面除了受到政府和社会的管理与限制，青少年的态度、行为变化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即使那些没有放弃吸毒的青少年，他们选用吸食毒品的种类也有变化，过去吸食可卡因之类的兴奋型药剂，成瘾后易于导致暴力行为，现在吸食大麻这种麻醉型药品，除了对吸食者本人有害外，很难导致对他人的暴力行为。
美国学者约翰.康克林撰写的《犯罪率为什么降低》一书，[3]用大量的资料与数据描述了美国犯罪率连续10年下降的这一事实，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下面的文字，编译自该书的第10章“为什么美国９０年代犯罪率下降”。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学者们对此问题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而且对政府的有些做法也并不完全同意。例如，从1980年到1999年，美国在监犯人增加了6倍，许多研究都表明：监禁一大批惯犯对犯罪的下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4]但一些美国学者还是反对增加监犯这种做法，理由除了司法成本上的计算不值外，还认为大量增加监犯，势必增加冤案，而增加一个冤案的代价是严惩再多惯犯也补不过来的，特别是冤案往往落在贫穷的黑人这一弱势群体上。
不论是什么原因引起美国９０年代犯罪率的下降，这一结果都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并且节省了上千万的资产。探究犯罪率降低的原因，有利于发展减少犯罪的措施，使犯罪率进一步降低，至少使其维持在千年末这个相对低的水平上。了解犯罪率降低的原因，也可以用来预测未来犯罪的趋势，为潜在的犯罪增长做准备甚至改变这一趋势。
在美国，一个每日读〈〈纽约时报〉〉的人都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在20世纪９０年代，纽约市的犯罪率下降十分明显。然而，在美国的其他城市，特别是那些大的城市，也出现了犯罪率下降的类似情况，虽然其他地方的犯罪率下降较之纽约，开始得晚一些，下降的幅度也小一些。即便没有纽约市的贡献，甚至也没有其他人口过百万的城市的贡献，美国的犯罪率仍然明显在降低。这种降低不是因为向警察局报告的犯罪减少了，也不是因为警察处理的犯罪减少了。犯罪率的升降也不能由自然循环来解释，这种变化应引起犯罪学者的重视，他们有必要调查了解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犯罪率的下降。
１９９１年以后，谋杀，抢劫和汽车盗窃的犯罪率相继降低，入室行窃的犯罪率也有所下降。但其实在此之前，犯罪率就已经开始下降。以上四种犯罪率呈现的并行下降趋势说明肯定有一种共同的力量在推进犯罪率的下降。每种犯罪率的下降情况有可能由各种因素来解释，但也不尽如此，例如，如果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加强枪支的管理，就会减少谋杀案件的出现；加强巡逻的警力，就会减少抢劫的发生；加大封锁的力度，入室抢劫就不会太猖獗；安装更多的汽车报警系统，汽车窃贼就不会轻易得手。所有这些结果可能碰巧同时发生，而发生在每种犯罪率中的具体变化更增强了一种下降的趋势，这种趋势正是前面提到的影响四种犯罪率下降的直接结果。
政治领导人和法律执行人员面对犯罪率下降的现状时，更多关心个人的声誉，而很少对如何找到犯罪率下降的原因感兴趣。通常情况下，当犯罪率上升，他们总是指责别人，或者批评那些超出其控制能力的社会力量。在９０年代中期，纽约市的形势很不寻常，因为纽约警察局局长布莱顿（Bratton）宁愿花心思利用新闻媒体吹捧他的预防犯罪政策的业绩，而不愿意顺从纽约市长朱利安尼(Giuliani)，当时，朱利安尼市长一心期望获得保证纽约市安全的个人声誉。布莱顿局长和朱利安尼市长的分歧最终因两人关于警察在降低犯罪率中承担何种角色的观点不同而进一步加剧。他们这种在犯罪率下降时期以政治演讲为特征的狭隘论点，与当时犯罪学家所强调的以事实为依据来综合评估引起犯罪率变化的多种因素的相关作用的说法是不一致的。
回归分析法是一种统计工具，该法用来测量几种独立变量（如：每片警区警察人数，禁闭率，失业率）对他变量（如犯罪率）造成的相关影响。本书中引用了使用回归分析法的研究报告，遗憾的是，目前还不能用这种方法来决定每个独立变量对犯罪率下降这一后果造成的具体影响。看起来一个简单的独立变量有时实际上是一系列的变量，而且不是所有这些变量都可以简单地进行量化的。举个例子，用回归分析法来决定是什么使犯罪率下降时，应该包括代表警力的独立变量，而最容易进行量化的这个变量是每片警区的人数，实际问题是它与犯罪率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定向的巡逻似乎可以对犯罪造成影响，但并没有具体的统计显示这种警力究竟是怎样在部门之间转移的。其他那些对犯罪率产生明显影响却难以简便测量的独立变量包括：不同年龄的犯罪行为（与不同年龄的逮捕率相对应），流散在犯罪倾向明显的人手中的枪支数量，服用毒品的种类，等。回归分析法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独立变量简化的过程使他们对他变量的影响过程变得模糊不清。以年龄结构对犯罪率的影响为例，如果用１５岁到２４岁这个年龄段的人来做实验，首先是没有揭示出究竟有多少人位于这个年龄段的最高段和最低段，其次也看不出它提供了多少有关剩余人口年龄分布的信息。
警力
城市人均警力，巡逻车巡逻和步行巡逻的数量，以及社区警力都不会对犯罪率造成多大影响，虽然在特定条件下，为打击特定犯罪目标而部署的警力能够遏制犯罪的发生。通过阻吓一些轻度罪行，如无照携带枪支、藏匿及贩卖毒品等，也可减少恶性案件的发生。９０年代中期纽约市持枪杀人罪和持枪抢劫罪的减少至少一部分是因为“追求生活质量”的初衷引起，为此，警察加强了对在公众场合非法携带枪支、酗酒闹事、翻跳旋转式栅门等轻度犯罪行为的查处。不过，在纽约以外的其他城市，即使没有为“追求生活质量”而对此类轻度犯罪实行进攻性策略，也同样可看到犯罪率下降的趋势。
９０年代，重大案件的罪犯被逮捕的风险并没有增加很多，这说明监狱里人数日趋增加并不是警力增加的结果。这一时期警方更加关注毒品和枪支犯罪，这可能有效阻止了谋杀和抢劫的发生。但人们仍然怀疑此举是否对减少入室盗窃和机动车盗窃起到同样的作用。后者更可能的原因是，经济的繁荣使定向巡逻和针对具体问题的警力产生的威慑效果得到加强，因为这些不安定分子也知道，在经济形势好的情况下，被逮捕的代价与合法工作的收益相比，与在经济萧条、岗位奇缺、工资微薄时要大得多。这种利益权衡，使他们较少冒风险去犯罪。
监狱
法院在９０年代的判决趋于严厉。越来越多的人被判入狱，而且监禁的刑期也变得越来越长。假释委员会在有条件地释放囚犯上趋于保守，一些司法区域甚至取消了假释。这些变化引起了监狱人口的增长，并增加了犯人改造方面的花费，但同时它们也为犯罪率降低做出了贡献。
将对弹性的低档预计应用于整个９０年代由于犯罪率下降而变化的犯罪数，可以清楚看到至少１０８００宗谋杀案件，２１７６００0宗抢劫案件，７３８０００宗入室盗窃案件和７４８０００宗机动车盗窃案件在过去的十年里因为更多人被监禁而避免出现。这符合一种设想，该设想认为街道上的嫌疑犯比狱内重获自由的犯人作案机率要小一些。不同于其他关于犯罪率下降的解释，诸如毒品巡查或者控制枪支的法案，监禁率的增加可以解释所有四种犯罪中出现的下降情况。
因为害怕遭受监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变成或继续充当贩毒者和毒品服用者。人种学研究表明在犯罪率下降之前的几年里, 可卡因越来越被看作是能给使用者和贩卖者的家庭及团体造成破坏性后果的毒品。因贩卖和藏匿可卡因而被判监禁的代价，较之毒品给生理带来的损害以及毒品交易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后果更严重，所以年轻人为此也要设法远离可卡因。
监禁和其他因素一起互动着影响犯罪率。在９０年代大部分时期失业率普遍低的情况下，监禁大概是最有效的防止犯罪的措施了。因为一个人已经找到工作岗位时，最担心被监禁。有资料显示，被雇佣的人比无业游民更害怕被监禁，大概因为当经济形势顺利的时候，因犯罪而损失的利益最大。在就业充分的经济环境下，监禁对犯罪率的降低所起的作用还表现在，可以有更多的税收收入来建造监狱和关押犯罪人。复杂的监禁－犯罪－失业关系还存在这样一种可能：高监禁率使失业率相对较低，否则的话，那些被监禁者既是最容易失业的，也是最容易走上犯罪道路的，因为他们年轻、缺乏教育、没有技术、属于少数族裔。
毒品
毒品种类的更新变化起到了在毒品使用者中改变口味的作用。当原来的毒品失去魅力时，吸毒者开始寻找新的刺激。毒品使用还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警察对某些毒品的严厉态度，由立法机构赋予、法院施加的刑罚，假释委员会释放囚犯的意愿。刑事司法措施通过提高持续参与毒品交易的代价，可以对毒品的交易和使用起到阻吓作用。
９０年代前后，很多年轻人转而青睐大麻，对可卡因丧失兴趣，主要是针对可卡因的严厉法律措施的出台，而不是因为暴力、爱滋病或毒品的危害性。毒品与犯罪之间的相关程度随年龄段的不同而不同，青少年吸毒者往往比成年人吸毒者更容易犯罪。这可能是因为青少年比成年人更缺少经济资源，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财产犯罪来支付毒品的费用。因此，反映在人口统计上，如果界于１５到２４岁年龄段的人数增多，就可能产生总犯罪率上升的结果，即使毒品使用总量保持不变，因为年轻的“瘾君子”会制造更多的犯罪。反之，如果人口中老年群体数目增加，就可能减少总犯罪率，因为年老的吸毒人员较少去制造新的犯罪。
从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９１年间，参加可卡因贩卖交易的人员多数与美国大城市里的谋杀、抢劫案件有关。但90年代以来，可卡因交易从竞争激烈、自由化、露天进行转为组织严密、商业化、地下交易，这一过程减少了暴力犯罪。因为交易者觉得付诸暴力的地盘之争势必引起警方的注意，这样就会使买卖的利润打大折扣。在转变后的可卡因交易模式中，拥有和使用枪支变得不那么重要，抢劫和谋杀亦随之减少，和枪支有关的犯罪也同样减少。因为入室盗窃和机动车盗窃者很少使用枪支，所以因可卡因交易市场重组而导致拥有和使用枪支的减少对这类犯罪鲜有影响。但是入室盗窃和机动车盗窃犯罪的下降幅度和抢劫、谋杀犯罪的下降幅度相平行，这说明其他因素在此起了作用。
一些有力的机构可以通过扼杀与犯罪有关的毒品使用而直接减少犯罪率。大量的工作岗位使有可能犯罪的人远离毒品，那些有可能走上吸毒道路的年轻人会被合法的工作所吸引。再加上家庭、国家政策和宗教信仰的力量，使人们与那些持传统价值观的人群接近，这也有利于不吸毒或停止吸毒。有证据表明，在９０年代，经济和宗教等领域发生的变化确实有助于减少吸毒及与之相联系的犯罪。
枪械
９０年代枪械拥有、携带和使用的减少并不能证明是减少入室盗窃和机动车盗窃案的主要原因，但是它或许能说明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杀人案和抢劫案的发生率。虽然有关控制枪械的法律规定不得向有犯罪嫌疑的团伙出售枪械，要严格控制枪械经销商的执照，以防止暴力犯罪和其他一些有潜在犯罪倾向的人去犯罪，但那些不能从零售商那里购买枪支的潜在犯罪人仍然能够轻而易举地从其他渠道获得枪械。布雷迪法案(Brady Act)等法律的出台使那些潜在犯罪人不仅不能合法地购买枪支，同时也难以从非法途径获得，这就推动了９０年代谋杀案和抢劫案下降的趋势。
因为枪支是可以被盗窃来的，或者也可以以很低的价格从非法的途径购买，所以经济的繁荣虽然对那些有犯罪嫌疑的团伙拥有枪械没有多少直接影响，却有间接影响。经济形势好，使得分配更多的资源到刑事司法系统成为可能，这样就更有可能盯住街上那些被怀疑拥有、携带和使用枪支的人，并对其中许多犯严重罪行的犯罪分子判处更长的监禁。经济形势好，还使得就业机会增加，高薪工作可以吸引那些有可能成为毒贩或吸毒的青少年。毒品亚文化被视为暴力犯罪的一部分，提供合法的就业机会等于是以间接的方式来降低武装贩毒者和吸毒者的人数，这样也就相应地减少了谋杀案和抢劫案的发生。
年龄结构
15－24岁年龄段人数的相对减少部分地导致了1990－1999年犯罪率的下降。处于该有犯罪
倾向年龄段人数的相对减少在某种程度上也减少了可能参与毒品交易及与毒品相关的暴力行为的人数。从理论上讲，处于该有犯罪倾向年龄段人数的这一相对减少，也有可能因在总体上减少了被监禁的风险而提升了犯罪率：因为法律将其规定为青少年犯，而且其所具有的犯罪记录也没有积累至可对其处以一定期限监禁的严重程度，与年龄较大的犯罪人相比，年龄较小的犯罪人被囚禁的可能性更小一些。但是，被监禁的人数却从1973年开始急剧上升，这一趋势贯穿整个20世纪90年代，该趋势超过了因有犯罪倾向年龄段人数的减少而可能导致的犯罪率的上升趋势。
公共机构与社区
经济制度和宗教的合理变化应是推动犯罪率下降的因素，虽然它们不是原发性因素。至于合法化家庭的增多在推动犯罪率下降方面起到多大的作用，以及犯罪率的下降是否有政治制度改善的功劳，有不同看法。
唯一能够说明合法家庭与犯罪率下降的趋势挂钩的要算８０年代后期离婚率的下降了。离婚率的下降可以改进社会化、社会控制以及家庭的自我保护，减少那些出生在８０年代而在９０年代可能成为有犯罪倾向的青少年的数量。这是有助于犯罪率下降的，但它不能在起初的１９９１－１９９２的犯罪率下降中得到证明。合法家庭与人口的年龄结构有着下面的联系：在合法家庭少的时期，出生率就低，从此意义上它减少了带有犯罪倾向年龄群的人数，因而也有助于降低那一时期的犯罪率。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合法家庭遭到了高犯罪率入狱现象的严重破坏，不同程度的妻离子散给养儿育女带来了艰难，这也造成了这些青少年步入易犯罪年龄段后的高犯罪率。父母对毒品的使用无疑也阻碍了社会化进程，削弱了社会控制以及对孩子的家庭保护能力，虽然最终有可能使他们的孩子及自己的亲人因此而坚定反对毒品和沾染毒品，后者又与减少犯罪有关。
对经济制度发展的信心，失业率和贫困率的下降，都在犯罪率下降后不久就出现了，这暗示出即使高速增长的经济不是造成犯罪率下降的原发性因素，它也确实推动了犯罪率下降的趋势。经济的改善使父母能够找到工作，也鼓励着年轻人去寻找一份比犯罪或贩毒更好的工作，并因此改变年轻人的价值观。但是，工资收入的不平衡和时薪的差别也反映出９０年代的经济盛况并不是使每一个人都平等地受益，那些传统上犯罪率较高的人群，尤其处于不利地位。低通货膨胀率对那些靠福利生存的人的犯罪行为有无影响，尚不太明朗，但对那些靠固定收入来生活的年长者而言，似乎不影响其犯罪率。
根据拉福雷（LaFree）的观点，在９０年代犯罪率降低的过程中，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加强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依我看，政府官员的政治信任度和政治态度实际上并没有明显的进步，登记投票和投票人数并没有增加，变化不大的民事诉讼案件也没有明显地影响到犯罪率。
拉福雷没有提及的还有宗教和社区。合法正统的宗教在犯罪率开始下降后也不断地发展起来，这说明宗教笃信对犯罪率的下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虽然它不是原发性因素。公众参予反犯罪的志愿者组织的人数在９０年代有所增长，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这种增长对犯罪率的下降起了多大的作用，但在一些案件的调查研究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加强社区与警方的合作有利于防止犯罪的发生。
如何认识犯罪率下降的原因
这项研究以如下问题开始：到底是什么造成了犯罪率在９０年代空前地降低？由于研究工作的推迟进行和研究成果的推迟出版，使我得以通过翻阅《纽约时报》来寻找一些问题的答案。这些文章或出自犯罪学者，或出自执法官员，或政府官员，或社区领导者。因此，这份分析犯罪率降低的原因的报告是以对这些公开出版的研究材料和警方、政府所提供的数据进行评估为基础而写出来的。
《纽约时报》上的这些文章在解释犯罪率下降的原因方面是否与事实真相一致呢？一个一再重复的观点是：纽约警察局制定的有关犯罪率下降的方案起了很大作用。但这不被研究结果所支 持。这种解释其实是纽约警察局局长布莱顿和市长朱利安尼为了达到他们个人或组织的目标而熟练运用媒体的结果，它低估了呈上升趋势的入狱率的影响，没有重视扩大监禁在减少犯罪中的作用，而恰恰是扩大监禁，使犯罪人自身不能犯罪或威慑别人不要犯罪。相反，它还经常提及，犯罪率下降将导致监禁人口减少。《纽约时报》同时也没有足够地注意到低失业率和对经济制度的信心给犯罪率的下降所带来的积极影响，直到犯罪率的下降已经过了六七年，这些因素仍然少有提及。
《纽约时报》对犯罪率下降的原因分析中最站得住脚的是其对毒品使用和毒品市场变化的关注。犯罪学者对此进行了有深度的剖析，加上采访社区领导人、当地居民和毒品使用者，使之更具说服力。相反地，文章中有关年龄结构改变对犯罪率的影响就分析得较弱。根据一些犯罪学者的论点，随着有犯罪倾向的年轻人群体的成长，犯罪率将不断提高，但他们却没有注意到现实中因年龄结构被改变后所带来的犯罪率下降的情况。这样，它所传达的消息就不是让人们沉浸在以往的安全愉悦中，而是要意识到即将来临的严重危险。但与犯罪学者的预测相反，犯罪率并没有在１９９５年后增长，直到２００１年中期也仍没有增长。
正如在这本书中所表明的，我相信影响１９９１年后犯罪率下降的最根本原因是监禁率的提高。监禁人口的增加当然要付出巨大代价：就被监禁者而言，监禁严重影响了他本人及其家人的生活；就国家而言，要花费巨额的监狱建设费用和看守费用。但是，入狱率确实是这里能够被挖掘出来的、强有力的影响犯罪率的因素。如果说１９９９年比１９９０年多关押50万罪犯没有影响到犯罪率的下降，那才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
毒品市场的变化和毒品使用者从可卡因到大麻的转变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犯罪率的下降。这些变化部分要归功于警方的缉毒得力，但更重要的还是立法机关制定的立法和法院判处的刑罚趋于严厉。毒品使用和毒品市场不仅仅受刑事司法系统的影响，它还受其他方面的影响，如在毒品交易中对暴力行为的自我限制，以及潜在的毒品使用者和贩毒者对日益增加的合法工作的向往等。
对经济制度信心的增加，就业图景的改善，还有年轻人工资的小幅上涨和下降的通货膨胀率，都和犯罪率的降低有着重要的关系，虽然它们并不是导致犯罪率下降的起始原因。经济的好转使有犯罪倾向的群体意识到与其被关押还不如选择一份合法的工作。
其他明显的变化，如年龄结构的变化，长期下降的离婚率，宗教笃信的增长，年轻人携带使用枪械的减少等，也是直接影响犯罪率下降的原因。不同年龄群体范围的变化可以导致犯罪率的下降，但是只有所有年龄段的犯罪率下降才是最重要的。后者显然是由于犯罪不能成功和增加被监禁概率的威慑效果，以及毒品使用和毒品市场的变化，经济的改善等导致的。宗教笃信的增长可能是加速犯罪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但这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其精确影响。虽然很少有直接证据证明，在那些有犯罪倾向的人群中，携带和使用枪支的人在减少，但在这个群体中不断下降的持枪杀人案，以及一旦毒品市场稳定下来就减少了携枪的动机，使人相信上述变化导致了杀人案件和抢劫案件的减少，尽管不包括入室盗窃和机动车盗窃案件。
这些结论的政策含义还不是太明朗。１９９９年的美国人当然要比19９０年的时候更加安全。如果不是在十年前杀人案件发案率开始下降，大约有３４０００个活到1999年的人早已被杀害。不过，此种安全状况的改善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犯罪人的生命被在监狱中耗费，纳税人的钱被大量开销，被监禁者的家庭成员也深受其害，有的甚至因此走上犯罪道路。[5]低失业率的有利之处是大家都认可的，但究竟是何种政策取得和维持了这样一个低失业率，却不甚明确。毒品使用的模式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在减少毒品使用过程中，或者更细一点说，在使毒品使用者从易于导致犯罪的毒品种类转换到其他不这样易于导致犯罪的毒品种类过程中，哪些政策最有效，也知之甚少。我希望本书对如何理解美国的犯罪率为什么在20世纪９０年代呈下降的趋势有所助益，也希望它能引发关于犯罪率下降的原因的思辨性讨论，并探讨如何在今后的日子里继续保持这个趋势，甚至使这个趋势进一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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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日）寺田正臣：《纽约面貌大变样》，《读卖新闻》1999年8月26日，转引自《参考消息》1999年8月30日。
[2]参见戴宜生：《他山之石有用吗？——读〈犯罪率为什么降低〉杂感》，载《法学家茶座》2003年第4 期。
[3] 参见（美）John E. Conklin,Why Crime Rates Fell,Allyn and Bacon,2003.
[4] 监禁犯人特别是监禁惯犯的增多，在刑法理论上体现为对教育刑主义的某种放弃，使传统的报应刑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再受亲睐。关于教育刑主义的放弃与报应刑主义的回归之背景，蔡道通先生有过详细介绍。参见蔡道通：《中国刑事政策的理性定位》，载《刑事法评论》第11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被监禁者的家庭成员因受其害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例子，在中国也存在，如家庭劳动力的丧失使家庭成员沦为盗窃犯，父爱或母爱的丧失使子女变成不良少年等。
纽约市为什么会成为犯罪率下降得最快、最多的城市？关于这一点，先转引一位日本记者的介绍：
“纽约市（人口约750万）一度被人们作为犯罪城市的代名词，但现在它的面貌正发生重大变化。那些与犯罪组织有牵连的性用品商店和贩毒分子从街头销声匿迹，纽约已成为全美最安全的大城市。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纽约的实际情况。
到90年代初期为止，曼哈顿米德尔敦的第九大道一直是贩毒分子出没的地方。但是现在，街道两旁的意大利、希腊、阿富汗等国漂亮的民族饮食店鳞次栉比，即使到深夜也不乏女士们购物的身影。
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1998年发表的犯罪白皮书，在美国217个10万人以上的城市中，纽约市的犯罪率居第166位。这比安全形象颇佳的波士顿、旧金山、圣迭戈等城市的犯罪率还要低，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中，纽约市的犯罪率现在是最低的。
纽约市使犯罪率下降的主要措施有：
把纽约市的警察由3.8万人增加到4万人，并计划明年进一步增加到4.2万人。
对轻度犯罪也毫不手软。对扰乱秩序的行为予以彻底取缔，例如已制定的条例规定，醉酒驾驶如被判有罪，就没收犯罪人汽车。以前无票乘坐地铁只是罚款了事，但现在马上就作为现行犯加以逮捕。据说由罚款变逮捕对防止犯罪发挥了重大作用。
关于反犯罪措施，纽约市警察局的霍厄德.塞夫说：‘第一是防患于未然；第二是明确提出这些措施不是为了多逮捕人，而是为了减少犯罪；第三是重视实际成绩主义，没有减少犯罪的实际成绩就要被替换；第四是彻底取缔毒品交易，纽约市80%的犯罪与毒品有牵连；第五是利用计算机分析犯罪。以前每年各分局只提交4次犯罪报告，但现在每天都打一次报告。’”[1]
如前所述，除纽约，整个美国在90年代的犯罪率都是下降的。对此，有的中国犯罪学者感慨道：“根据我们的传统学说，犯罪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激烈阶级矛盾的表现，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犯罪是‘没治’的，特别是在美国那样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道德腐败，人欲横流，个性极端解放，很难想象他们还能治理犯罪。但‘天方夜谭’毕竟出现了，而且犯罪率一降就是持续10年，这对于经历了20年犯罪持续增长的我国，当然更感到新鲜。”[2]
美国犯罪率连续10年下降，连美国学者们自己也没有想到。最初，他们怀疑犯罪统计上有问题，纷纷亲自进行调查，之后他们小心观察这种降低的现象是否只是短期波动，直到1995年，大多数学者才同意，这是一种较长时间的下降趋势，具有相当的社会意义和刑事司法意义。
美国犯罪学者普遍认为，是多方面的原因促成了这一局面：首先是刑事司法系统的努力，包括警方的努力。美国警方过去10余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其中既有巡逻与警力部署方式的改进，纽约市将其称为Compstat（即将各类统计资料数据进入计算机后不断在城市地面上标出犯罪高发的地点与类型，从而及时调整警力以应付之），也有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为目的的社区警务，以严惩、严管各种轻微犯罪和违反治安以及各种劣习行为为目的的“零度容忍”，以及对毒品贩运特别是街头零星贩毒的打击，对武器的管制等等。由于警方努力提高了逮捕率、送检率，检、法方面也采取了从严打击惯犯的方针，所以10年间对一批惯犯判处了长刑。这方面的效果是明显的，据悉，美国10年间的犯罪下降，其中有15%-20%的成分是这种对惯犯判长刑的效果。但除上述以外，大量的下降原因还不是刑事司法的，其他的犯罪下降原因还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人们思想行为改变及社会控制的加强、防范措施的生效等，这其中具体的有：10年来经济的发展，失业人口的减少，穷人福利的增加，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青少年的比重减少，青少年思想、态度、行为举止的变化，学校教育的改革，宗教文化的影响等。例如，美国90年代15—24岁的青少年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4.8%降到13.9%,不仅如此，美国的青少年在经历了二战后“跨掉的一代”、“嬉皮士时代”等阶段，到了90年代在思想、态度和行为上均较之过去更重视社会价值标准。1994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全国性行为调查报告就表明，在性行为上，“钟摆正在往回摆”，中学生有性行为的比例从1999年的54%降为2001年的46%。又如，此期美国的离婚率也一直在下降，从1980年的高峰——每1000人中有52人离婚，降到1999年的每1000人中只有42人离婚，而家庭的巩固有利于对青少年的教育。青少年吸毒也较过去少了，这里面除了受到政府和社会的管理与限制，青少年的态度、行为变化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即使那些没有放弃吸毒的青少年，他们选用吸食毒品的种类也有变化，过去吸食可卡因之类的兴奋型药剂，成瘾后易于导致暴力行为，现在吸食大麻这种麻醉型药品，除了对吸食者本人有害外，很难导致对他人的暴力行为。
美国学者约翰.康克林撰写的《犯罪率为什么降低》一书，[3]用大量的资料与数据描述了美国犯罪率连续10年下降的这一事实，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下面的文字，编译自该书的第10章“为什么美国９０年代犯罪率下降”。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学者们对此问题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而且对政府的有些做法也并不完全同意。例如，从1980年到1999年，美国在监犯人增加了6倍，许多研究都表明：监禁一大批惯犯对犯罪的下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4]但一些美国学者还是反对增加监犯这种做法，理由除了司法成本上的计算不值外，还认为大量增加监犯，势必增加冤案，而增加一个冤案的代价是严惩再多惯犯也补不过来的，特别是冤案往往落在贫穷的黑人这一弱势群体上。
不论是什么原因引起美国９０年代犯罪率的下降，这一结果都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并且节省了上千万的资产。探究犯罪率降低的原因，有利于发展减少犯罪的措施，使犯罪率进一步降低，至少使其维持在千年末这个相对低的水平上。了解犯罪率降低的原因，也可以用来预测未来犯罪的趋势，为潜在的犯罪增长做准备甚至改变这一趋势。
在美国，一个每日读〈〈纽约时报〉〉的人都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在20世纪９０年代，纽约市的犯罪率下降十分明显。然而，在美国的其他城市，特别是那些大的城市，也出现了犯罪率下降的类似情况，虽然其他地方的犯罪率下降较之纽约，开始得晚一些，下降的幅度也小一些。即便没有纽约市的贡献，甚至也没有其他人口过百万的城市的贡献，美国的犯罪率仍然明显在降低。这种降低不是因为向警察局报告的犯罪减少了，也不是因为警察处理的犯罪减少了。犯罪率的升降也不能由自然循环来解释，这种变化应引起犯罪学者的重视，他们有必要调查了解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犯罪率的下降。
１９９１年以后，谋杀，抢劫和汽车盗窃的犯罪率相继降低，入室行窃的犯罪率也有所下降。但其实在此之前，犯罪率就已经开始下降。以上四种犯罪率呈现的并行下降趋势说明肯定有一种共同的力量在推进犯罪率的下降。每种犯罪率的下降情况有可能由各种因素来解释，但也不尽如此，例如，如果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加强枪支的管理，就会减少谋杀案件的出现；加强巡逻的警力，就会减少抢劫的发生；加大封锁的力度，入室抢劫就不会太猖獗；安装更多的汽车报警系统，汽车窃贼就不会轻易得手。所有这些结果可能碰巧同时发生，而发生在每种犯罪率中的具体变化更增强了一种下降的趋势，这种趋势正是前面提到的影响四种犯罪率下降的直接结果。
政治领导人和法律执行人员面对犯罪率下降的现状时，更多关心个人的声誉，而很少对如何找到犯罪率下降的原因感兴趣。通常情况下，当犯罪率上升，他们总是指责别人，或者批评那些超出其控制能力的社会力量。在９０年代中期，纽约市的形势很不寻常，因为纽约警察局局长布莱顿（Bratton）宁愿花心思利用新闻媒体吹捧他的预防犯罪政策的业绩，而不愿意顺从纽约市长朱利安尼(Giuliani)，当时，朱利安尼市长一心期望获得保证纽约市安全的个人声誉。布莱顿局长和朱利安尼市长的分歧最终因两人关于警察在降低犯罪率中承担何种角色的观点不同而进一步加剧。他们这种在犯罪率下降时期以政治演讲为特征的狭隘论点，与当时犯罪学家所强调的以事实为依据来综合评估引起犯罪率变化的多种因素的相关作用的说法是不一致的。
回归分析法是一种统计工具，该法用来测量几种独立变量（如：每片警区警察人数，禁闭率，失业率）对他变量（如犯罪率）造成的相关影响。本书中引用了使用回归分析法的研究报告，遗憾的是，目前还不能用这种方法来决定每个独立变量对犯罪率下降这一后果造成的具体影响。看起来一个简单的独立变量有时实际上是一系列的变量，而且不是所有这些变量都可以简单地进行量化的。举个例子，用回归分析法来决定是什么使犯罪率下降时，应该包括代表警力的独立变量，而最容易进行量化的这个变量是每片警区的人数，实际问题是它与犯罪率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定向的巡逻似乎可以对犯罪造成影响，但并没有具体的统计显示这种警力究竟是怎样在部门之间转移的。其他那些对犯罪率产生明显影响却难以简便测量的独立变量包括：不同年龄的犯罪行为（与不同年龄的逮捕率相对应），流散在犯罪倾向明显的人手中的枪支数量，服用毒品的种类，等。回归分析法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独立变量简化的过程使他们对他变量的影响过程变得模糊不清。以年龄结构对犯罪率的影响为例，如果用１５岁到２４岁这个年龄段的人来做实验，首先是没有揭示出究竟有多少人位于这个年龄段的最高段和最低段，其次也看不出它提供了多少有关剩余人口年龄分布的信息。
警力
城市人均警力，巡逻车巡逻和步行巡逻的数量，以及社区警力都不会对犯罪率造成多大影响，虽然在特定条件下，为打击特定犯罪目标而部署的警力能够遏制犯罪的发生。通过阻吓一些轻度罪行，如无照携带枪支、藏匿及贩卖毒品等，也可减少恶性案件的发生。９０年代中期纽约市持枪杀人罪和持枪抢劫罪的减少至少一部分是因为“追求生活质量”的初衷引起，为此，警察加强了对在公众场合非法携带枪支、酗酒闹事、翻跳旋转式栅门等轻度犯罪行为的查处。不过，在纽约以外的其他城市，即使没有为“追求生活质量”而对此类轻度犯罪实行进攻性策略，也同样可看到犯罪率下降的趋势。
９０年代，重大案件的罪犯被逮捕的风险并没有增加很多，这说明监狱里人数日趋增加并不是警力增加的结果。这一时期警方更加关注毒品和枪支犯罪，这可能有效阻止了谋杀和抢劫的发生。但人们仍然怀疑此举是否对减少入室盗窃和机动车盗窃起到同样的作用。后者更可能的原因是，经济的繁荣使定向巡逻和针对具体问题的警力产生的威慑效果得到加强，因为这些不安定分子也知道，在经济形势好的情况下，被逮捕的代价与合法工作的收益相比，与在经济萧条、岗位奇缺、工资微薄时要大得多。这种利益权衡，使他们较少冒风险去犯罪。
监狱
法院在９０年代的判决趋于严厉。越来越多的人被判入狱，而且监禁的刑期也变得越来越长。假释委员会在有条件地释放囚犯上趋于保守，一些司法区域甚至取消了假释。这些变化引起了监狱人口的增长，并增加了犯人改造方面的花费，但同时它们也为犯罪率降低做出了贡献。
将对弹性的低档预计应用于整个９０年代由于犯罪率下降而变化的犯罪数，可以清楚看到至少１０８００宗谋杀案件，２１７６００0宗抢劫案件，７３８０００宗入室盗窃案件和７４８０００宗机动车盗窃案件在过去的十年里因为更多人被监禁而避免出现。这符合一种设想，该设想认为街道上的嫌疑犯比狱内重获自由的犯人作案机率要小一些。不同于其他关于犯罪率下降的解释，诸如毒品巡查或者控制枪支的法案，监禁率的增加可以解释所有四种犯罪中出现的下降情况。
因为害怕遭受监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变成或继续充当贩毒者和毒品服用者。人种学研究表明在犯罪率下降之前的几年里, 可卡因越来越被看作是能给使用者和贩卖者的家庭及团体造成破坏性后果的毒品。因贩卖和藏匿可卡因而被判监禁的代价，较之毒品给生理带来的损害以及毒品交易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后果更严重，所以年轻人为此也要设法远离可卡因。
监禁和其他因素一起互动着影响犯罪率。在９０年代大部分时期失业率普遍低的情况下，监禁大概是最有效的防止犯罪的措施了。因为一个人已经找到工作岗位时，最担心被监禁。有资料显示，被雇佣的人比无业游民更害怕被监禁，大概因为当经济形势顺利的时候，因犯罪而损失的利益最大。在就业充分的经济环境下，监禁对犯罪率的降低所起的作用还表现在，可以有更多的税收收入来建造监狱和关押犯罪人。复杂的监禁－犯罪－失业关系还存在这样一种可能：高监禁率使失业率相对较低，否则的话，那些被监禁者既是最容易失业的，也是最容易走上犯罪道路的，因为他们年轻、缺乏教育、没有技术、属于少数族裔。
毒品
毒品种类的更新变化起到了在毒品使用者中改变口味的作用。当原来的毒品失去魅力时，吸毒者开始寻找新的刺激。毒品使用还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警察对某些毒品的严厉态度，由立法机构赋予、法院施加的刑罚，假释委员会释放囚犯的意愿。刑事司法措施通过提高持续参与毒品交易的代价，可以对毒品的交易和使用起到阻吓作用。
９０年代前后，很多年轻人转而青睐大麻，对可卡因丧失兴趣，主要是针对可卡因的严厉法律措施的出台，而不是因为暴力、爱滋病或毒品的危害性。毒品与犯罪之间的相关程度随年龄段的不同而不同，青少年吸毒者往往比成年人吸毒者更容易犯罪。这可能是因为青少年比成年人更缺少经济资源，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财产犯罪来支付毒品的费用。因此，反映在人口统计上，如果界于１５到２４岁年龄段的人数增多，就可能产生总犯罪率上升的结果，即使毒品使用总量保持不变，因为年轻的“瘾君子”会制造更多的犯罪。反之，如果人口中老年群体数目增加，就可能减少总犯罪率，因为年老的吸毒人员较少去制造新的犯罪。
从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９１年间，参加可卡因贩卖交易的人员多数与美国大城市里的谋杀、抢劫案件有关。但90年代以来，可卡因交易从竞争激烈、自由化、露天进行转为组织严密、商业化、地下交易，这一过程减少了暴力犯罪。因为交易者觉得付诸暴力的地盘之争势必引起警方的注意，这样就会使买卖的利润打大折扣。在转变后的可卡因交易模式中，拥有和使用枪支变得不那么重要，抢劫和谋杀亦随之减少，和枪支有关的犯罪也同样减少。因为入室盗窃和机动车盗窃者很少使用枪支，所以因可卡因交易市场重组而导致拥有和使用枪支的减少对这类犯罪鲜有影响。但是入室盗窃和机动车盗窃犯罪的下降幅度和抢劫、谋杀犯罪的下降幅度相平行，这说明其他因素在此起了作用。
一些有力的机构可以通过扼杀与犯罪有关的毒品使用而直接减少犯罪率。大量的工作岗位使有可能犯罪的人远离毒品，那些有可能走上吸毒道路的年轻人会被合法的工作所吸引。再加上家庭、国家政策和宗教信仰的力量，使人们与那些持传统价值观的人群接近，这也有利于不吸毒或停止吸毒。有证据表明，在９０年代，经济和宗教等领域发生的变化确实有助于减少吸毒及与之相联系的犯罪。
枪械
９０年代枪械拥有、携带和使用的减少并不能证明是减少入室盗窃和机动车盗窃案的主要原因，但是它或许能说明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杀人案和抢劫案的发生率。虽然有关控制枪械的法律规定不得向有犯罪嫌疑的团伙出售枪械，要严格控制枪械经销商的执照，以防止暴力犯罪和其他一些有潜在犯罪倾向的人去犯罪，但那些不能从零售商那里购买枪支的潜在犯罪人仍然能够轻而易举地从其他渠道获得枪械。布雷迪法案(Brady Act)等法律的出台使那些潜在犯罪人不仅不能合法地购买枪支，同时也难以从非法途径获得，这就推动了９０年代谋杀案和抢劫案下降的趋势。
因为枪支是可以被盗窃来的，或者也可以以很低的价格从非法的途径购买，所以经济的繁荣虽然对那些有犯罪嫌疑的团伙拥有枪械没有多少直接影响，却有间接影响。经济形势好，使得分配更多的资源到刑事司法系统成为可能，这样就更有可能盯住街上那些被怀疑拥有、携带和使用枪支的人，并对其中许多犯严重罪行的犯罪分子判处更长的监禁。经济形势好，还使得就业机会增加，高薪工作可以吸引那些有可能成为毒贩或吸毒的青少年。毒品亚文化被视为暴力犯罪的一部分，提供合法的就业机会等于是以间接的方式来降低武装贩毒者和吸毒者的人数，这样也就相应地减少了谋杀案和抢劫案的发生。
年龄结构
15－24岁年龄段人数的相对减少部分地导致了1990－1999年犯罪率的下降。处于该有犯罪
倾向年龄段人数的相对减少在某种程度上也减少了可能参与毒品交易及与毒品相关的暴力行为的人数。从理论上讲，处于该有犯罪倾向年龄段人数的这一相对减少，也有可能因在总体上减少了被监禁的风险而提升了犯罪率：因为法律将其规定为青少年犯，而且其所具有的犯罪记录也没有积累至可对其处以一定期限监禁的严重程度，与年龄较大的犯罪人相比，年龄较小的犯罪人被囚禁的可能性更小一些。但是，被监禁的人数却从1973年开始急剧上升，这一趋势贯穿整个20世纪90年代，该趋势超过了因有犯罪倾向年龄段人数的减少而可能导致的犯罪率的上升趋势。
公共机构与社区
经济制度和宗教的合理变化应是推动犯罪率下降的因素，虽然它们不是原发性因素。至于合法化家庭的增多在推动犯罪率下降方面起到多大的作用，以及犯罪率的下降是否有政治制度改善的功劳，有不同看法。
唯一能够说明合法家庭与犯罪率下降的趋势挂钩的要算８０年代后期离婚率的下降了。离婚率的下降可以改进社会化、社会控制以及家庭的自我保护，减少那些出生在８０年代而在９０年代可能成为有犯罪倾向的青少年的数量。这是有助于犯罪率下降的，但它不能在起初的１９９１－１９９２的犯罪率下降中得到证明。合法家庭与人口的年龄结构有着下面的联系：在合法家庭少的时期，出生率就低，从此意义上它减少了带有犯罪倾向年龄群的人数，因而也有助于降低那一时期的犯罪率。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合法家庭遭到了高犯罪率入狱现象的严重破坏，不同程度的妻离子散给养儿育女带来了艰难，这也造成了这些青少年步入易犯罪年龄段后的高犯罪率。父母对毒品的使用无疑也阻碍了社会化进程，削弱了社会控制以及对孩子的家庭保护能力，虽然最终有可能使他们的孩子及自己的亲人因此而坚定反对毒品和沾染毒品，后者又与减少犯罪有关。
对经济制度发展的信心，失业率和贫困率的下降，都在犯罪率下降后不久就出现了，这暗示出即使高速增长的经济不是造成犯罪率下降的原发性因素，它也确实推动了犯罪率下降的趋势。经济的改善使父母能够找到工作，也鼓励着年轻人去寻找一份比犯罪或贩毒更好的工作，并因此改变年轻人的价值观。但是，工资收入的不平衡和时薪的差别也反映出９０年代的经济盛况并不是使每一个人都平等地受益，那些传统上犯罪率较高的人群，尤其处于不利地位。低通货膨胀率对那些靠福利生存的人的犯罪行为有无影响，尚不太明朗，但对那些靠固定收入来生活的年长者而言，似乎不影响其犯罪率。
根据拉福雷（LaFree）的观点，在９０年代犯罪率降低的过程中，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加强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依我看，政府官员的政治信任度和政治态度实际上并没有明显的进步，登记投票和投票人数并没有增加，变化不大的民事诉讼案件也没有明显地影响到犯罪率。
拉福雷没有提及的还有宗教和社区。合法正统的宗教在犯罪率开始下降后也不断地发展起来，这说明宗教笃信对犯罪率的下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虽然它不是原发性因素。公众参予反犯罪的志愿者组织的人数在９０年代有所增长，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这种增长对犯罪率的下降起了多大的作用，但在一些案件的调查研究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加强社区与警方的合作有利于防止犯罪的发生。
如何认识犯罪率下降的原因
这项研究以如下问题开始：到底是什么造成了犯罪率在９０年代空前地降低？由于研究工作的推迟进行和研究成果的推迟出版，使我得以通过翻阅《纽约时报》来寻找一些问题的答案。这些文章或出自犯罪学者，或出自执法官员，或政府官员，或社区领导者。因此，这份分析犯罪率降低的原因的报告是以对这些公开出版的研究材料和警方、政府所提供的数据进行评估为基础而写出来的。
《纽约时报》上的这些文章在解释犯罪率下降的原因方面是否与事实真相一致呢？一个一再重复的观点是：纽约警察局制定的有关犯罪率下降的方案起了很大作用。但这不被研究结果所支 持。这种解释其实是纽约警察局局长布莱顿和市长朱利安尼为了达到他们个人或组织的目标而熟练运用媒体的结果，它低估了呈上升趋势的入狱率的影响，没有重视扩大监禁在减少犯罪中的作用，而恰恰是扩大监禁，使犯罪人自身不能犯罪或威慑别人不要犯罪。相反，它还经常提及，犯罪率下降将导致监禁人口减少。《纽约时报》同时也没有足够地注意到低失业率和对经济制度的信心给犯罪率的下降所带来的积极影响，直到犯罪率的下降已经过了六七年，这些因素仍然少有提及。
《纽约时报》对犯罪率下降的原因分析中最站得住脚的是其对毒品使用和毒品市场变化的关注。犯罪学者对此进行了有深度的剖析，加上采访社区领导人、当地居民和毒品使用者，使之更具说服力。相反地，文章中有关年龄结构改变对犯罪率的影响就分析得较弱。根据一些犯罪学者的论点，随着有犯罪倾向的年轻人群体的成长，犯罪率将不断提高，但他们却没有注意到现实中因年龄结构被改变后所带来的犯罪率下降的情况。这样，它所传达的消息就不是让人们沉浸在以往的安全愉悦中，而是要意识到即将来临的严重危险。但与犯罪学者的预测相反，犯罪率并没有在１９９５年后增长，直到２００１年中期也仍没有增长。
正如在这本书中所表明的，我相信影响１９９１年后犯罪率下降的最根本原因是监禁率的提高。监禁人口的增加当然要付出巨大代价：就被监禁者而言，监禁严重影响了他本人及其家人的生活；就国家而言，要花费巨额的监狱建设费用和看守费用。但是，入狱率确实是这里能够被挖掘出来的、强有力的影响犯罪率的因素。如果说１９９９年比１９９０年多关押50万罪犯没有影响到犯罪率的下降，那才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
毒品市场的变化和毒品使用者从可卡因到大麻的转变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犯罪率的下降。这些变化部分要归功于警方的缉毒得力，但更重要的还是立法机关制定的立法和法院判处的刑罚趋于严厉。毒品使用和毒品市场不仅仅受刑事司法系统的影响，它还受其他方面的影响，如在毒品交易中对暴力行为的自我限制，以及潜在的毒品使用者和贩毒者对日益增加的合法工作的向往等。
对经济制度信心的增加，就业图景的改善，还有年轻人工资的小幅上涨和下降的通货膨胀率，都和犯罪率的降低有着重要的关系，虽然它们并不是导致犯罪率下降的起始原因。经济的好转使有犯罪倾向的群体意识到与其被关押还不如选择一份合法的工作。
其他明显的变化，如年龄结构的变化，长期下降的离婚率，宗教笃信的增长，年轻人携带使用枪械的减少等，也是直接影响犯罪率下降的原因。不同年龄群体范围的变化可以导致犯罪率的下降，但是只有所有年龄段的犯罪率下降才是最重要的。后者显然是由于犯罪不能成功和增加被监禁概率的威慑效果，以及毒品使用和毒品市场的变化，经济的改善等导致的。宗教笃信的增长可能是加速犯罪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但这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其精确影响。虽然很少有直接证据证明，在那些有犯罪倾向的人群中，携带和使用枪支的人在减少，但在这个群体中不断下降的持枪杀人案，以及一旦毒品市场稳定下来就减少了携枪的动机，使人相信上述变化导致了杀人案件和抢劫案件的减少，尽管不包括入室盗窃和机动车盗窃案件。
这些结论的政策含义还不是太明朗。１９９９年的美国人当然要比19９０年的时候更加安全。如果不是在十年前杀人案件发案率开始下降，大约有３４０００个活到1999年的人早已被杀害。不过，此种安全状况的改善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犯罪人的生命被在监狱中耗费，纳税人的钱被大量开销，被监禁者的家庭成员也深受其害，有的甚至因此走上犯罪道路。[5]低失业率的有利之处是大家都认可的，但究竟是何种政策取得和维持了这样一个低失业率，却不甚明确。毒品使用的模式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在减少毒品使用过程中，或者更细一点说，在使毒品使用者从易于导致犯罪的毒品种类转换到其他不这样易于导致犯罪的毒品种类过程中，哪些政策最有效，也知之甚少。我希望本书对如何理解美国的犯罪率为什么在20世纪９０年代呈下降的趋势有所助益，也希望它能引发关于犯罪率下降的原因的思辨性讨论，并探讨如何在今后的日子里继续保持这个趋势，甚至使这个趋势进一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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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日）寺田正臣：《纽约面貌大变样》，《读卖新闻》1999年8月26日，转引自《参考消息》1999年8月30日。
[2]参见戴宜生：《他山之石有用吗？——读〈犯罪率为什么降低〉杂感》，载《法学家茶座》2003年第4 期。
[3] 参见（美）John E. Conklin,Why Crime Rates Fell,Allyn and Bacon,2003.
[4] 监禁犯人特别是监禁惯犯的增多，在刑法理论上体现为对教育刑主义的某种放弃，使传统的报应刑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再受亲睐。关于教育刑主义的放弃与报应刑主义的回归之背景，蔡道通先生有过详细介绍。参见蔡道通：《中国刑事政策的理性定位》，载《刑事法评论》第11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被监禁者的家庭成员因受其害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例子，在中国也存在，如家庭劳动力的丧失使家庭成员沦为盗窃犯，父爱或母爱的丧失使子女变成不良少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