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加爵亲属该不该知道他被执行死刑？执法工作如何抚慰受伤心灵？
    ６月１７日，杀害４名同学的云南大学原大学生马加爵被执行死刑。据媒体报道，马加爵的姐姐从网上看到有关消息后主动给记者打电话："我弟弟是不是真的死了？"马加爵的父亲在接受采访时也不断地重复一句话："法院应该通知我一声啊……"
    这是犯罪人的亲属方，那么被害人的亲属方呢？被害人邵瑞杰的父亲劭渭清说，如果不是记者通知，他之前还真没得到任何消息。被害人杨开红的哥哥杨开武也告诉记者，他此前对此一无所知。
    那么，犯罪人的亲属和被害人的亲属该不该知道马加爵即将被执行死刑？回答应是肯定的。从犯罪人亲属一方来看，让马加爵与他爱的人、爱他的人见上最后一面，是一种温情执法、人性执法的表现。而从被害人亲属一方来看，让他们知道案件的最后结果，有利于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
    这就牵涉到一个刑事司法中的具体问题：如何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确保相关信息及时传达到涉案各方及其亲属？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在许多地方，公安局一抓人，家属就急得团团转，见也见不着，打听也打听不到，而被抓的人在里边想请家属送件衣服、送点钱或请律师之类，也是麻烦得很，要是被外地公安机关抓走，则更是艰难。至于一个案子什么时候从公安侦查阶段到了检察起诉阶段，又什么时候从检察机关移送法院审判，全是没准的事，你就随时打听着吧。我最近就遇到了这样一件事：老家一犯罪嫌疑人的父母请我替他们在外地作案的儿子做辩护律师，他们说除了公安局寄给他们的一个逮捕通知书外，其他就什么线索也没有了，不知道儿子被关押的这个地方在哪一方，只好全部拜托我了。由于该犯罪嫌疑人的家里特别穷，为节省费用，我准备等案子到了法院再去，那样阅卷、会见和调查取证工作就可一次做了。然而，究竟案子何时到检察院，何时到法院，得自己托人频频打听，否则只怕那边开庭完了，这边还不知道呢。数日前，又托人打听案子进展情况，得知此案已由县检察院转市检察院，问人关在何处，答曰：有可能仍在县看守所，也有可能转往市看守所。又问：如仍关在县看守所，该看守所怎么找？去会见是不是要先到市检察院去获得许可？答曰：得再托人打听一下。
    法院审理也是，如果说开庭时间还能从法院的公告栏里获知的话（应当直接通知才好），那么开完庭，什么时候宣判？被告人的亲属也好，被害人及其亲属也好，又不得而知。等到送往监狱服刑，被害人一方则完全地不知道对方的情况了，有的犯人通过关系，减刑、假释或保外就医什么的，没几年就出来了，被害人一方还蒙在鼓里，以为对方仍在蹲监牢呢。
    刑事司法虽然由国家主宰，但最初矛盾来源于犯罪人和被害人，任何一步都牵动着双方及其亲属的感受。如果在整个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将双方当事人架空，使有关信息不能畅通抵达各方，那么，对犯罪人一方而言，将带来诉讼成本的增加、亲情关系的折磨等后果，而对被害人一方而言，则不利于抚慰其创伤、保持对国家司法公正和司法确定性的信心。
    因此，我主张，凡刑事诉讼、刑事执行的所有环节，都应以最迅捷、最方便的方式让犯罪人和被害人及其亲属知晓，否则，国家我行我素，自以为在公正执法，这种公正却不为被害方所知；自以为在伸张正义，却不曾想又在制造着引发犯罪的冷漠。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去年出台司法为民５０条新举措，其中一条规定：死刑犯临刑前可以会见亲属。这一规定的首位受益者是一个叫李军的死刑犯，在法院安排下见到妻子的李军说：这满足了他心里最大也是最后的愿望，他十分感谢政府、感谢法院。李曙明先生据此提出"让死刑犯带着感激上路"，我要说的是，不仅要让"死刑犯"带着感激上路，更要让更多的"活刑犯"带着感激去改造，让更多的"活刑犯"亲属带着感激去生活，只有这样，我们这个社会才能充满温情，才能去除暴力的根源--冷漠、仇恨、猜忌、不信任，而这，才是高明的刑事司法者所应追求的境界
    
    
    来源: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