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养制度实施40多年以来，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预防减少违法犯罪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情况的发展变化，劳动教养制度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劳动教养的实质审批权由公安机关行使，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劳动教养的期限长达1至3年，必要时还可延长1年，其严厉程度高于管制、拘役、缓刑等刑罚措施；劳动教养的主要法律依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系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发布的行政法规，而按照《立法法》第8条，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制定法律来规定；由于标准含糊，加上程序上的不完善，致使实践中劳动教养出现很大的随意性，个别地方甚至将劳动教养变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这些问题不适应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形势发展要求，不符合我国人权保障的立法理念，因而需要作出相应的改革。据报道，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制定违法行为矫治法，已被正式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作为起草单位，正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工作。这是我国立法领域朝着人权保障迈进的又一可喜信号。
    
    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制定违法行为矫治法，要着力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要明确对象。目前，不仅《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劳动教养对象的规定过于模糊，而且还由于该《试行办法》颁行后，有关部门又相继制定了多达几十个规范性文件对其进行补充，形成“法出多门”的混乱局面，这极不利于保障行为人的合法权益，很难避免劳动教养对象扩大化。因此，要将劳动教养的对象予以明细化，并在区分不同对象（如未成年人、吸毒人员、卖淫嫖娼人员、精神病人等）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设立相应的矫治措施。
    
    其次，要纳入司法程序。我国已经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第9条）这里的“法律”，是指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这里的“程序”，是指由合格的、中立的、不偏不倚的法庭裁决。该《公约》还规定：任何人不应被要求强迫或强制劳动，除非它是“依照法庭的合法命令”或“由合格的法庭判决”。（第8条）显然，目前的劳动教养程序是不符合这些规定的，它既没有由法庭来判决，也没有赋予当事人的辩护权、聘请律师权和上诉权，甚至连公开听证的权利都没有，这无疑妨碍阳光司法的实现，从程序到实体减弱了判决的公信力。
    
    再次，要降低劳动教养的严厉程度。劳动教养之所以被人看作“二劳改”，劳教人员之所以被人称作“两劳人员”，是因为实践中的劳动教养确实与劳动改造相差无几，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将劳教期限予以缩短，将劳教场所的管理宽松化，将劳教工作的重点放到劳教人员的心理、生理矫治上，只有这样，才符合劳动教养是一种行政处罚而不是一种刑事制裁的性质定位。
    
    原载《新京报》2004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