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即命令”引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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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连续阅读有关分析法学的资料，头脑中也就有一些念头、想法什么的冒出来，它们没有经过严格地证明，但是，有时自己觉得也有些意思，就顺笔写出了。
欲治分析法学，不得不读英国学者奥斯丁（1790——1859）的著作。说起来，奥斯丁也是将近200年前的人物了，可是，他对于法律的理解却产生了久远的影响，甚至被公认为是英美分析法学派的宗师。他的理解，说起来也简单，那就是法律即命令，而命令又与“义务”和“制裁”密切联系等。面对接踵而至的这些让人感觉压抑的术语，人们心情沉重，而这些术语中所包含的限制、强制等，似乎又与法律乃是人民自由的圣经这种精神背道而驰。这些就不多说了。当然，我们还可以理解这些术语，甚至还可以复述他的有关论述，因为我们也有一些历史经验与其相互呼应，但是，这种说法与传统中国人对于法律的基本认识相去甚远，那是没有争议的。因此，我们接受起来虽然不得不称赞其逻辑严密，但也往往感觉其生硬粗粝。
在传统中国人的心目中，在大多数士人心目中，或者说由于大多数士人的集体塑造，法律当然有鲜血淋漓的属性，特别是在暴君时期。但是，暴君自在可以放伐之列，暴法可易，也属于人之常情。与此同时，法律又不完全是一个生硬冷漠的东西，相反，法律是一个带有或浓或淡人情味的工具，是一个应该给人亲切感觉、温情脉脉的工具。我们经常听到“法律不外人情”，“情、理、法”，“理无可恕，情有可原”之类的说词。而且，这类说法之影响至深至远，普通百姓至今也能朗朗上口。因此，“春秋决狱”、（唐）太宗“释囚”一类的故事，才能百代传唱。按照这种理解，奥斯丁式的命令说简直没有品位，不上档次！就好像在书房中比刀弄剑，煞风景先，遑论其它！
也许先秦时代的法家认识更接近奥斯丁的认识？但那种认识已经由于过于片面而被后来的历史发展所淘汰。实际上，历代的司法判决，（当然不是严格意义的司法判决），都在努力使法律成为传达感情、凝固亲情、扬善惩恶的载体。在日常工作中，使人们感觉法律不是高高在上、生硬冰冷，而是像隔壁二哥一样就存在于人们的实际生活之中，他经常与我们点头问好，又擦肩而过。即使偶尔见面，儒生官员的审判又往往动之以情，约之以理，晓之以法，使相互怨恨之两造复归于和好。
我感觉，这里的关键在于，也许中西人士对于法律的认知不同，西人似乎更愿意通过理性认知法律，而法律因此也就具备了理性的若干品质，条理分明、逻辑严密、术语铿襁有力等；而传统士人对于法律的理解当然有理性的成份，但是，我们的这种理性很不同于西人的逻辑理性。首先，我们的理性侧重于论述问题的平衡全面，像汉字的书写，讲究整体布局的和谐一致、左右呼应、错落有致。与此相关，业内高手可以将与本问题有关的种种考虑“一网打尽”而使人折服。从前，韩非子在自己的文章中曾经一口气举出47项国家可亡的原因。郭沫若老读此，惊叹不已，称其为一次次的海浪拍击岩石，席卷而来，又回卷而去，“……可亡也，……可亡也”，不绝于耳，令人震惊。与此不同，西人的理性似乎更强调从哪来又到哪去的思路。因此，西人擅长于从哪个逻辑起点出发，到达什么结论的推论。只要逻辑起点没有问题，推论又符合一般的思考规则，那自然具有逻辑上“无往不胜”的道理。其次，我们的理性中又夹杂着相当“诗意的情感内容”。（李泽厚语）国人更愿意通过这种本民族的理性了解法律，从某种意义上讲，愿意通过这种理性与情感相互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把握一切现象，包括法律。儒家的精神也是强调不要弄得过于清晰，“和为贵”嘛！因而，我们所了解的法律就介乎道德和信念之间，它不是没有斩钉截铁的断句，但是，它还有“剪不断、理还乱”的特点。它与其他社会控制手段之间的区别，我们似乎知道，但又不十分确切。或者说，感觉上它们是有区别，但也就到此为止。
由此引申出来的问题之一就是，这种在英美也属于冷酷的法律命令说，以及与之有关的制度器物一旦引入中国，它的前景究竟如何？也许，它不仅不能恢复曾经有过的精美雅致的生活，反而会加快生活粗陋化的进程。从此，赤裸裸代替了斯文。温良恭俭让、酬唱应和不见了，代之以掳胳膊挽袖子、衣冠不整、骂骂咧咧；代之以缁铢必计，讨价还价。也许，正如费孝通老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新法的好处未得，而其坏处已经暴露无遗。
行文至此，史家陈寅恪多年前说过的话又浮现在耳边。陈老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指出：“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装唯识之学，虽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若思想观念之输入如是，法律学说之输入焉能例外！念想至此，陡感任务艰巨，竟至于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法学人当然可以几乎同步地介绍、引进国外的理论观念，立法者也可以轻易地“拿来”国外的制度与规则，然而真正困难的是，如何使输入之国外法律理论制度规则符合我国的文化与国情。此役若能有所斩获，其必为吾民族之大幸；而精心策划并全力推动者，吾民族之大英雄也！
欲治分析法学，不得不读英国学者奥斯丁（1790——1859）的著作。说起来，奥斯丁也是将近200年前的人物了，可是，他对于法律的理解却产生了久远的影响，甚至被公认为是英美分析法学派的宗师。他的理解，说起来也简单，那就是法律即命令，而命令又与“义务”和“制裁”密切联系等。面对接踵而至的这些让人感觉压抑的术语，人们心情沉重，而这些术语中所包含的限制、强制等，似乎又与法律乃是人民自由的圣经这种精神背道而驰。这些就不多说了。当然，我们还可以理解这些术语，甚至还可以复述他的有关论述，因为我们也有一些历史经验与其相互呼应，但是，这种说法与传统中国人对于法律的基本认识相去甚远，那是没有争议的。因此，我们接受起来虽然不得不称赞其逻辑严密，但也往往感觉其生硬粗粝。
在传统中国人的心目中，在大多数士人心目中，或者说由于大多数士人的集体塑造，法律当然有鲜血淋漓的属性，特别是在暴君时期。但是，暴君自在可以放伐之列，暴法可易，也属于人之常情。与此同时，法律又不完全是一个生硬冷漠的东西，相反，法律是一个带有或浓或淡人情味的工具，是一个应该给人亲切感觉、温情脉脉的工具。我们经常听到“法律不外人情”，“情、理、法”，“理无可恕，情有可原”之类的说词。而且，这类说法之影响至深至远，普通百姓至今也能朗朗上口。因此，“春秋决狱”、（唐）太宗“释囚”一类的故事，才能百代传唱。按照这种理解，奥斯丁式的命令说简直没有品位，不上档次！就好像在书房中比刀弄剑，煞风景先，遑论其它！
也许先秦时代的法家认识更接近奥斯丁的认识？但那种认识已经由于过于片面而被后来的历史发展所淘汰。实际上，历代的司法判决，（当然不是严格意义的司法判决），都在努力使法律成为传达感情、凝固亲情、扬善惩恶的载体。在日常工作中，使人们感觉法律不是高高在上、生硬冰冷，而是像隔壁二哥一样就存在于人们的实际生活之中，他经常与我们点头问好，又擦肩而过。即使偶尔见面，儒生官员的审判又往往动之以情，约之以理，晓之以法，使相互怨恨之两造复归于和好。
我感觉，这里的关键在于，也许中西人士对于法律的认知不同，西人似乎更愿意通过理性认知法律，而法律因此也就具备了理性的若干品质，条理分明、逻辑严密、术语铿襁有力等；而传统士人对于法律的理解当然有理性的成份，但是，我们的这种理性很不同于西人的逻辑理性。首先，我们的理性侧重于论述问题的平衡全面，像汉字的书写，讲究整体布局的和谐一致、左右呼应、错落有致。与此相关，业内高手可以将与本问题有关的种种考虑“一网打尽”而使人折服。从前，韩非子在自己的文章中曾经一口气举出47项国家可亡的原因。郭沫若老读此，惊叹不已，称其为一次次的海浪拍击岩石，席卷而来，又回卷而去，“……可亡也，……可亡也”，不绝于耳，令人震惊。与此不同，西人的理性似乎更强调从哪来又到哪去的思路。因此，西人擅长于从哪个逻辑起点出发，到达什么结论的推论。只要逻辑起点没有问题，推论又符合一般的思考规则，那自然具有逻辑上“无往不胜”的道理。其次，我们的理性中又夹杂着相当“诗意的情感内容”。（李泽厚语）国人更愿意通过这种本民族的理性了解法律，从某种意义上讲，愿意通过这种理性与情感相互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把握一切现象，包括法律。儒家的精神也是强调不要弄得过于清晰，“和为贵”嘛！因而，我们所了解的法律就介乎道德和信念之间，它不是没有斩钉截铁的断句，但是，它还有“剪不断、理还乱”的特点。它与其他社会控制手段之间的区别，我们似乎知道，但又不十分确切。或者说，感觉上它们是有区别，但也就到此为止。
由此引申出来的问题之一就是，这种在英美也属于冷酷的法律命令说，以及与之有关的制度器物一旦引入中国，它的前景究竟如何？也许，它不仅不能恢复曾经有过的精美雅致的生活，反而会加快生活粗陋化的进程。从此，赤裸裸代替了斯文。温良恭俭让、酬唱应和不见了，代之以掳胳膊挽袖子、衣冠不整、骂骂咧咧；代之以缁铢必计，讨价还价。也许，正如费孝通老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新法的好处未得，而其坏处已经暴露无遗。
行文至此，史家陈寅恪多年前说过的话又浮现在耳边。陈老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指出：“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装唯识之学，虽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若思想观念之输入如是，法律学说之输入焉能例外！念想至此，陡感任务艰巨，竟至于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法学人当然可以几乎同步地介绍、引进国外的理论观念，立法者也可以轻易地“拿来”国外的制度与规则，然而真正困难的是，如何使输入之国外法律理论制度规则符合我国的文化与国情。此役若能有所斩获，其必为吾民族之大幸；而精心策划并全力推动者，吾民族之大英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