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应当尽量避免法律冲突，但当法律冲突已既成事实时，执法者如何面对？我认为，此种情况下须分三个层次来处理：
    
    第一个层次，遵循三个基本原则：首先，上位法优于下位法。这里，包含以下五层意思：一是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任何与宪法相违背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部委规章和地方性规章都属无效；二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委规章和地方性规章，而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中，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的效力又应高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各部委制定的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性规章；四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五是上级政府规章的效力高于下级政府规章。其次，新法优于旧法。当同一个问题在不同时期通过的法律中有不同的规定时，应以最新通过的法律为准。如《行政复议法》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申请复议的期限是60日，但此前出台的一些法律多数规定的申请复议期限是15日，还有的规定为7日、5日等，在《行政复议法》生效后，就应当一律按照其规定的60日申请复议期限来执行。再次，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例如，《母婴保健法》和《婚姻登记条例》都涉及婚姻登记，但后者是专门针对婚姻登记的，属特别法，而前者不是专门针对婚姻登记的，属一般法，当二者规定不一致时，应以《婚姻登记条例》的规定为准。
    
    但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候上述三个原则本身也会发生冲突，如前述《母婴保健法》和《婚姻登记条例》，从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两个原则来看，婚姻登记无疑应当适用《婚姻登记条例》的规定，不过，由于《婚姻登记条例》是由国务院颁布的，而《母婴保健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因此若简单地按照下位法的效力不如上位法的原则，则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即婚姻登记仍应以《母婴保健法》的规定为准，怎么办？此时就需要进入第二个层次。这第二个层次就是要发挥执法人员的主观能动性，用“有思考的服从”来选择最佳的法律适用途径。如果一定要概括出一个原则的话，我们可称之为“有利当事人”原则。还以《母婴保健法》和《婚姻登记条例》的冲突为例，在第一层次的三个基本原则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究竟应以谁为准呢？如果我们考虑到《婚姻登记条例》这一下位法虽然在婚姻登记的规定上与《母婴保健法》这一上位法有冲突，但这种冲突是因为《母婴保健法》没有适时修改所致，新的规定更加有利于当事人，就会坚定地选择《婚姻登记条例》作为执法依据。又如，治安处罚作为行政处罚之一种，它要不要遵循《行政处罚法》关于行政处罚的程序要求呢？从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来看，《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属特别法，《行政处罚法》属一般法，若只讲“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似乎得不出肯定性的结论，但《行政处罚法》是1996年制定的，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是1986年制定的，依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似乎又可以得出肯定性的结论。此时，我们就应看到，《行政处罚法》较之《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更加注重“法律的正当程序”，注重对执法对象的权利保障，因而从“有利当事人”的原则出发，应确立起治安处罚也应遵循《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的一般程序要求。
    
    通过上述两个层次的适用规则，应当说，很大一部分法律冲突可以得到解决。然而，实践中有的法律冲突可能还需要进入第三个层次，即《立法法》所规定的裁决机制。例如，在缺乏合适的上位法的情况下，甲乙两地的地方性法规分别就同一问题作出不同的规定，它们的效力彼此之间没有高低之分，如何决定法律适用？此时若有必要，可求助于相应的有权机关，由其裁决如何适用法律。根据《立法法》，我国的法律裁决机制如下：1、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2、行政法规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裁决；3、同一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规章之间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相应的制定机关裁决；4、地方性法规与国务院各部委的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先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如果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应当决定在该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如果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部委规章的，则国务院不能自行决定，应当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5、部委规章之间、部委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裁决；6、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需要判断是不是违反授权规定、属越权立法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并不是一出现上述情形，就要启动裁决机制，只有在执法者无法决定法律适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方可考虑这最后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