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6、17世纪起，西方世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即西方创造了真正的“文明”。此观点认为无论是亚洲国家，还是非洲或大洋洲群岛部落，都不配享有西方国家所拥有的主权，更不适合在国际法下行使主权；它们须由西方引导、控制、界定乃至瓜分，在与西方打交道时，要么妥协退让，给西方种种特权，要么听由西方征服、殖民。这是当时西方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者唯一认可的“逻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赤裸裸的欧洲中心主义和白人至上论调有所收敛，但是，欧洲中心论并没有消失，而是以一种新的学术包装继续影响西方对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历史的解读，也深刻影响了非西方社会政治及知识精英的自我认知。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中心论的最大不同在于，旧论认为只有欧洲人或者他们在欧洲之外的分支才有能力创造文明，并享有主权国家所应有的一切；新论则断称，欧美国家走过的路和代表的进步方向，适用于一切非西方国家——此即20世纪50—70年代盛行一时的“现代化理论”。这种理论之所以是欧洲中心论的改头换面，是因为它把战后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所流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视为世界其他国家都应该效仿的样板。事实上，现代化理论不仅是一种对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影响至深的学术表述，更是服务于冷战期间美国在全球范围与社会主义阵营对抗、争夺对第三世界新兴国家影响力的一种意识形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种“直白的”欧洲中心主义重新浮出水面。冷战结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似乎印证了欧美国家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价值、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和最终胜利。由此产生一种颇有影响的预测，即在后冷战时代，原先东西方之间不同制度之争，将让位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其中主要是西方基督教国家与中东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对抗，而代表儒家文明的中国，将有可能与伊斯兰教国家联手，共同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这种后冷战时代再度流行且经由反恐战争得到强化的文明对抗论及其背后的欧洲中心主义，与20世纪晚期以来愈演愈烈的“全球化”浪潮一起，大大挤压了非西方世界民族国家的主权空间。

欧洲中心主义一直在变化，如果说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是一种赤裸裸的种族决定论，强调不同种族之间的差异，并据此为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背书”的话，冷战时期则体现为一种制度决定论，强调两大阵营之间的不同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之间的对垒。而在后冷战和全球化时代，种族决定论改头换面，以文明决定论的形式大行其道，其旨归从19世纪西方白种人国家对非白种人的国家或群落的单向征服，变为20世纪西方主导的“文明”世界与“非文明”势力的双向对抗。

原题《“民族国家”的迷思与现代中国的形成》，摘自《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