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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论坛第五讲:“治外法权——从概念到观念”成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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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论坛第五讲:“治外法权——从概念到观念”成功举行

 

 

2019年10月29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2019年“创新论坛”第讲在法学所办公楼三楼会议室举行。中华法文化精华的传承与借鉴研究”创新项目组首席研究员高汉成老师治外法权——从概念到观念”为题作精彩学术报告。

 

 

法制史研究室张生研究担任论坛主持人。他首先对前来参加论坛的各位师生表示了欢迎和感谢,随后介绍了高汉成副研究中国近代治外法权问题精深研究以及这一问题在法制史领域具有的重要意义

 

 

报告中,高汉成副研究员先从近代以来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词的混用现象出发引出了对“治外法权概念予以正名的问题。接着,他围绕历史文献治外法权”所具有的双重涵义,深入系统地介绍了这一概念近代词汇上的演变过程,并其中所反映出的法律史问题予以了探讨。

高汉成副研究员指出,近代汉语语境中,视为日源外来词的治外法权”在不同文献中呈现出了“治域之外而有行法之权的属人主义“治理外国人法权属地主义这两种相互歧异的法律涵义。过往学者其中的属地主义涵义归咎于翻译中对词语的背离,这忽略了同一词汇具有不同词源的可能性。通过申报史料考察治外法权首见书证,可知其早于黄遵宪著的《日本国志》书,且最初的含义为属地主义1902年,中英签订《马凯条约治外法权一词首次出现正式中外条约中,表达属人主义含义。这导致了此后治外法权概念属性从属地主义向属人主义的重心转移,当时文献来看,其所含有的管理外国人之法权含义并未就此消失,而是仍然保留并被继续使用。与此同时,随着1905以后“领事裁判权一词的出现和使用,为了区分二者,国内学者开始根据日本法学学说,用“领事裁判权”替代“治外法权”,并且把“治外法权”专属定义为与“外交特权和豁免”等义。但历史发展来看,这一尝试并不成功,直至制度消失,“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仍基本处于混用状态。

这一独特的语言现象高汉成副研究员词源属性的角度予以了解释。他认为,将治外法权单纯视为日源外来词观点,忽视了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同光中兴期间中国对日本的文化输出。事实上,在黄遵宪将属人主义属性的治外法权引入中文语境之前,表达主权意识的属地管辖含义的治外法权表达属人主义属性的额外权利概念,均已中文语境中出现。尽管依据目前看到的中日文献还无法对治外法权一词的来龙去脉做精确的描述,但结合中文语言习惯和中日语言交流史等知识背景一个合理推测是,“治外法权”一词首先在中文中创制,表达属地主义的含义,然后引入日语被转化为表达属人主义,再在甲午战争后又被引回中文,从而使得该词在中文中具有属地主义和属人主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对“治外法权”语词含义探源,不仅证明了中国进入近代以后仍然向日本输入语言文化,更反映出晚清政府对国家主权重视。从这一角度看,近代治外法权问题久拖不决,主要原因在于晚清政府的应对思路和策略,而非主权意识的缺乏。

来自山西省委党校的杨在平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永恒副研究员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王帅一副研究员和黄海助理研究员对报告进行了评议。

 

 

杨在平研究员充分肯定报告选题重要性他认为,高汉成研究员关于治外法权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沟通了法史学和法理学两个学科,并且为我们进一步思考近代以来中国在追求法律之治和建构民族国家这两个紧密联系的历史过程中个人国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启发。

 

 

胡永恒副研究员认为报告的信息量极为丰富,更重要的是,高汉成研究员在将治外法权问题清末修律动因相联系传统研究进路之外另辟蹊径从概念史、词汇史的角度这一主题赋予了新的意义,表现出了极为敏锐问题意识。这种以新视角挖掘老问题的方法和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持续钻研精神值得当今研究者学习。

 

 

王帅一副研究员肯定了高汉成研究员由治外法权概念出发对晚清政府主权意识的观察,并认为这对我们辨正超越单纯批判性的历史书写基调,从当时的国家治理角度重新理解中国近代法律史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黄海助理研究员传统朝贡体系和近代国际法体系相互碰撞斗争角度对近代治外法权问题予以了解读,并就治外法权一词在中日语言中的含义演变与高汉成研究员进行探讨

 

 

讨论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李明副研究员就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概念在西方法律史上的发展历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在座师生进行了分享。参会人员围绕报告内容及其他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论坛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联合党委书记陈国平对本次论坛予以了总结陈国平书记高度评价了高汉成副研究员治学态度和研究成果,并以马克思在研究中曾引用的歌德诗歌为引提出应客观看待治外法权制度与中国法制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论坛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来自两所内外的科研人员和研究生十余人参加了本次创新论坛,活动取得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