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汉成副研究员认为，晚清十年法律改革的历史不应孤立分析，而应与1864—1894年这段时间中国人对“治外法权”问题的认知和应对结合起来研究，为此，就必须深入探讨“治外法权”这一概念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发展沿革，以此关照历史的变化。他指出，按照《剑桥中国晚清史》等著作记载，“治外法权”这一中文概念最早是由黄遵宪于《日本国志》（1887年成书，1895年出版）一书中阐述，是一种外国人不受所在国司法管辖的特权。然而，据考证，1886年《申报》上就第一次出现了“治外法权”的概念，其含义为“本国治理（或管辖）外国人的法律权力”，这显然与目前的一般理解不同。直到1905年，属地主义和属人主义的“治外法权”概念仍在混同使用，说明该问题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引起社会舆论的特别关注。高汉成教授进一步指出，1868年文祥关于废除“治外法权”的言论，其实是一种“抱怨”，15年后王韬批评文祥该争的不争，不该争的乱争，说明1865—1880年间，中国政府对于治外法权制度仅止于批评，而无解决的意愿与能力，是一种“鸵鸟策略”，侧面反映了清政府拒绝融入“万国公法”体系，反对深化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态度。

在高汉成副研究员演讲结束后，张生研究员总结了演讲要点并进行了点评，并对领事法院和会审公廨制度等相关内容做了补充，随后组织与会人员发言讨论。贺海仁研究员、黄金荣和冉井富副研究员等从法理学、法哲学等不同角度，就“治外法权”是主权还是治权、“治外法权”是否从客观上推进了当时中国法律的改变、应当如何对待“西方经验”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和深入交流。

（法学所法制史室 马子政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