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7日上午，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 “研究员论坛”第三十六讲在会议室举行。国际法所国际人权法研究室主任赵建文研究员以“亚投行的历史成因与未来发展——中国与世界、国际法与国内法”为题发表了演讲，国际法所科研处处长蒋小红副研究员担任主持人。

赵建文研究员首先回顾了中国倡议设立亚投行的时代背景以及筹建进展情况。他指出，自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提出建立亚投行的倡议之后，中国担当起了“发起国”的重任。经过一年的筹备，2014年10月24日，中国、印度等21个亚洲国家共同签署了《筹建亚投行备忘录》，标志着这一多边开发机构的筹建工作进入新阶段。但是由于美国的阻挠，有些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盟友，碍于美国的态度而犹豫观望。2014年3月12日，英国确认申请亚投行意向创始会员国，形势发生了可喜变化，德、法、意等欧洲国家纷纷提出申请。截至3月底，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的国家和申请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的国家和地区超过50个。这实在令美国尴尬，日本纠结。他指出，这样的局面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但却在情理之中。亚投行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么多国家的支持，是因为它的设立符合亚洲各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因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亚投行的发起、筹建和未来活动，都必须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运作，都不能脱离成员国的国内法。

关于中国倡议设立亚投行的历史成因，赵建文研究员认为，这与悠久的华夏文明有关，特别与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历史文化传统、近代中国惨遭侵略和干涉的不幸历史和现代中国争取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理论和实践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发起筹建亚投行，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历史和现实的一个缩影。具体而言，至少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加以说明：（1）亚投行是国际经济组织，体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这与中国古代的大同世界的理想、“朝贡体系”的本质和协和万邦的传统有关，更与当代中国建立国际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有关。（2）亚投行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配套措施，它的历史成因可以溯及到古代中国的丝路文明，近代中国被强加的不平等关系，也与当代中国融入多边贸易体制有关。（3）亚投行主要服务于成员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与中国古代的基础设施建筑文明、近代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坎坷遭遇（如清政府举债修建京汉铁路和湖广铁路）、当代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和援外经验有关。（4）亚投行体现国际货币金融关系，这与古代中国的货币文明、近代中国对外举债被盘剥的经历以及当代中国建立国际货币金融新秩序的努力有关。（5）亚投行是凭借中外双边关系搭建起来的多边平台，这与近代中国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干涉的被动反应的屈辱历史有关，也与当代中国在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中有所作为的成功实践有关。近代中国、当代中国与英国的关系就是典型例证。

关于亚投行的未来发展，赵建文研究员主要从以下几方面作了说明。（1）亚投行的设立将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发挥示范作用。作为一个新设的国际金融机构，亚投行特别强调平等和开放。他通过对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回顾与评价，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外汇困难时期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融资所遇到的困难，指出了现有国际货币金融秩序的不平等和其他内在弊端；由于包括亚洲开发银行在内的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均被美、日等发达国家把持，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诉求无法得到满足。20国集团协商通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方案，由于美国国会的阻挠，一直无法实现。亚投行应运而生，适时回应了改革国际货币金融秩序的现实需要。根据GDP这个统一的标准确定出资比例、中国是最大的出资方但不寻求“一股独大”，这些举措都向外界表明，亚投行将会成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范例。（2）亚投行将带来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发展，也将为成员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带来空前的发展机遇。（3）亚投行的设立和运作，将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促进形成人民币与欧元、美元并驾齐驱的国际货币格局。

在互动问答阶段，赵建文研究员与与会的专家学者就“一带一路”与军事斗争的关系、亚投行设立与国际金融货币秩序重塑、美日反对亚投行的原因、中英关系的历史与未来、中国作为亚投行发起国和东道国的影响、亚投行与丝路基金的联系等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讨论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