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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高铭暄老师、各位会议代表，大家上午好！
谢谢主持人秉志教授。感谢邱兴隆教授夫妇邀请我参加岳麓刑事法论坛。这个论坛我基本上每届都参加了，但是这次真的很特别。之所以特别，是因为本次论坛也是高老师著作的德译版首发式。不敢说是致辞，我以下要说的话，我认为，更恰当身份是以学生的身份说几句。尽管，我这个学生很不成材，尤其是跟我们秉志教授、智辉教授还有兴隆教授、京平教授等等相比，你们都是在编的学生，而我是编外的学生，不仅是编外，而且相对于游伟教授这样的来说，还是跨界的学生，作为刑诉专业的跨界到刑法来了。但我确实是读高老师的书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吸取营养，然后获得进步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就是一个标准的学生。
我想表达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祝贺。祝贺今天这个首发式，祝贺高老师著作的德语版出版。确实像秉志教授所说，高老师的学术成就、人格学风具有代表性。高老师去年获得贝卡利亚奖，今年获得早稻田大学名誉博士等等，在我看来，一方面是对他个人长期以来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的肯定，另外一方面这也是我们中国的刑事法学界，乃至中国法学界走向国际、获得国际认可的一个代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的祝贺既是给我们的高老师的，也要给以高老师为代表的法学界。
我要表达的第二个意思是致敬。在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为师者，讲究的是传道授业解惑；作为一个成功人士，则是立功立德立言。高老师在这些方面都是典范。我们的刑法学科取得这么高的成就，是高老师率领下的学界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我想，高老师等老一辈的率领极为重要。
刑法学已经达到的精密化、科学化、理性化的成就，我想不以同是刑事法学科的刑事诉讼法学作为对比，可能很难一眼看出它所达到的高度。我是从事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可以在很多方面举出例证，和大家一起看看这个对比。
立法方面，大家都知道，1979年刑事诉讼法和刑法同时制定，1996年刑事诉讼法先进行了修改。刑事诉讼法修改通过之后，汉斌副委员长在人民大会堂请刑事诉讼法学界的几位学者进行修法之后的总结，并涉及到了刑法的下一步修改，我记得那时刑法学界就是高老师来了。刑法的修改是在接下来的1997年。可以说，这两部法律几乎同步。但是之后呢？一直到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了之后，2012年刑事诉讼法才进行修改。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立法差距的原因也许很复杂，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刑事诉讼法学界的努力不够，但是，至少可以说刑法学界的努力更加卓有成效。
我还可以举一个不那么复杂的例子。我们知道，现代刑事法学的两大基石是实体法的罪刑法定和程序法的无罪推定。对罪刑法定的认识、认可，无论在立法、司法以及理论方面都特别的清楚。而对无罪推定的认识、认可，到现在为止，立法还是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刑事诉讼法第12条到底是不是无罪推定，至今仍然是一个问题。对它的认识和认同，都存在进一步努力的空间。我想这足以说明两者差别所在。
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明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的差距的话，我们可以再从另一个侧面进行说明，即，刑法学具有极高的理性化和精细化程度。现在已经高到什么程度呢？我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对于刑法学的问题，出于感性的议论和评判，已经很难在刑法学界有立足之地。比如，关于死刑存废问题的争论，有的人提出，如果你家里有人被杀了，你还会主张废除死刑吗？讨论嫖宿幼女罪存废的时候，有人说，如果你妹妹是个幼女，被嫖宿了的话，你还会主张废除吗？这些基于感性的议论，即使出自法学界很著名法学家，也没有立足之地。刑法学界会对着他笑，当然，有的是微笑，有的是嘲笑。结果都一样：这些议论在刑法学界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而刑法学的理性性程度那么高，跟高老师为代表的刑法学界共同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而在我们刑事诉讼法学界，大家都知道，比如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比如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关系，人们基本上可以出于感性的思维、凭着感想，拍脑袋脱口而出：“我认为两者应该兼顾”；或拍胸口信誓旦旦：“我觉得两者需要平衡”。至于是否能够“兼顾”，怎样才算“平衡”，则难见其踪。这样凭借感性的观点，在刑事诉讼法学界不仅可以成一家之言，而且，还有很大的学术影响力。这个差距，我想是很明显的。刑事诉讼法学在学科的理性化和精细化方面确实要更多地向高老师为代表的刑法学界学习。所以，我为此要向他表示特别的致敬。
最后，我要说，高老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治学要像高老师一样严谨，一样勤奋努力，然后不断的进取。马克思说，实体法跟程序法具有同样的精神。既然具有同样的精神，我们程序法就不能落后于实体法太多。当然，像我这样的人，尽管努力想学高老师，但能力有限、水平太低，很难再有多少进步了。刑事诉讼法学界的年轻的同仁，应该更多的向高老师学习，向刑法学界学习，争取得更好的成绩，跟上刑事实体法的步伐。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