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和使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密切联系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对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完整系统地阐述了党的根本宗旨的理论内涵。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全面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能力，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党的根本宗旨得到新的时代彰显。

关键词：根本宗旨 党的建设 中国革命 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广大人民谋幸福的党，从成立开始，就把为人民服务写在了党的旗帜上。革命、建设、改革一路走来，已经一百年了，我们党依靠人民战胜了多少艰难险阻，创造了多少奇迹，取得了多少丰功伟绩，不容易啊！我们要始终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继续努力，继续前进。”这段话深刻而准确地揭示了党的宗旨与初心使命的关系。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应时而生，从而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与进程。今天，党正在领导中国人民坚定地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前进。百年砥砺，百年淬炼。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阶段战胜数不清的困难和挑战，不断成长壮大，充满生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不渝地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最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对宗旨意识的坚守、培育与阐扬，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作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发展，又融合了本土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要发展。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回顾、梳理与提炼百年来党的宗旨意识发展的基本动因、内在逻辑与深远影响，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一、淬炼初心：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

性质决定宗旨，宗旨反映性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于近代中国最黑暗的年代。自从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野蛮地轰开中国的大门，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之下，中国社会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不断地向历史的“谷底”沉沦。在各种各样的救国方案先后失败后，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先进分子，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启示，确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于1921年7月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担负起领导中国人民走出历史“谷底”、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责任。

（一）从苦难中拯救国家和人民的建党初心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腐朽落后的政治与社会制度是人民受苦受难的真正根源，只有彻底推翻旧的社会统治秩序，才能解救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李大钊在为俄国十月革命“庶民的胜利”欢呼的同时，痛感西方列强在中国耀武扬威、横行无忌，封建军阀残暴专制、巧取豪夺，“把我们人民当作猪宰，拿我们的血肉骨头，喂饱了那些文武豺狼”；他曾大声疾呼：“我们不能从苦痛里救出他们，还有谁可能救出他们，肯救出他们？”陈独秀提出，“今日之中国，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已经被别人压迫得几乎没有生存的余地了”，坚信只有采用革命的手段才能改变腐恶不公的社会制度，号召被压迫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的地位”，“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毛泽东则提出，当下“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必须对社会实行“大规模改造”。在他看来，唯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邓中夏慨叹“问今为何世？豺狼满道路”，发愿“问将为何世？共产均贫富”。上述言论的鲜明特色，就是一个“救”字，同时表明了“救”的抱负、手段与方法。

中国共产党高举的旗帜上，锤头镰刀就代表工农劳苦大众。筹备建党期间，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提出，只有“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才能“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张太雷在写给共产国际三大的报告中，代表筹备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表示，“力求扩大自己对广大工农群众的影响基础”。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明确规定，“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发出了“劳工神圣”“劳工万岁”的呼号，这些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声音，无论在当时，抑或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振聋发聩、石破天惊的。党的二大确认中国革命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提出了反映工人、农民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和经济主张。党强调“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中国共产党占第一位”，表明自己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要“到群众中去”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把广大佃农当成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认识到3亿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这表明，自成立之日起，党就把争取国家独立和劳苦大众的解放，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从而在党的身上打下了人民性的鲜明烙印。正如邓颖超所说：“我们当时，虽然还不知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有满腔的爱国热情，为了救国、为了民族的独立、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封建势力，有勇于牺牲一切、在所不计的革命精神。”这段话如实反映了对党的初心和使命的朴素理解，折射出理想信念高于天的深刻蕴意。从痛恨社会黑暗、同情人民苦难，到接受马克思主义、决心反抗反动统治，救民于水火，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普遍经历的心路历程，也由此成为党的宗旨意识生长的萌芽。

（二）对党与人民群众关系认识的逐步深化

处在幼年期的中国共产党，受主客观条件限制，对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等问题，在理论上的认识还不可能像后来那样深刻。所以，当时较多地强调对群众的启发、教育和领导作用，对人民群众主体创造性的认识比较浅显。随着越来越多的共产党员深入到工农大众中去，从事唤醒工农的工作，党与工农运动结合得日益紧密，党的认识也在实践中一步步深化。毛泽东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在大革命时期提出：“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这是对党的初心使命最质朴最直白的表述。为改善安源路矿工人恶劣的生存条件，毛泽东先后多次到安源，指导罢工斗争。在李立三、刘少奇组织领导下，罢工工人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以及增加工资、改善福利、保障工人正当权益等17项政治和经济要求，最终取得罢工斗争胜利。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如此切实维护工人权益的行为，是极为“骇俗”的。毛泽东还是党内最先关注农民问题的领导人之一。他明确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1927年上半年，毛泽东的足迹遍及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称颂农民在革命中的巨大作用。瞿秋白向全党推荐了这篇报告，号召中国革命家要像毛泽东那样，“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先提出“上山”的思想，并在八七会议后主动放弃留在上海党中央工作的机会，表示不愿“住高楼大厦”，“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他临危受命，亲自组织和领导了秋收起义，告诉起义官兵：“我们是工农群众的武装，要为工农群众打仗。我们有湘鄂赣粤已经组织过的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同我们一道，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这里所说的“伟大”，即是表明只有在人民当中才蕴藏着改天换地的磅礴力量。在领导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实践中，毛泽东反复教育官兵，我们是无产阶级队伍，要好好地为穷苦人做事。在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他提出红军的三大任务，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由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对人民军队的性质与任务作出明确规定，指出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这就从根本上划清了红军与一切旧军队的界限。

毛泽东还把良好的群众基础看作创建和巩固根据地的基本前提。从井冈山到瑞金，从延安到西柏坡，毛泽东无时无刻不在强调，要时时处处保护工农群众利益。红四军从井冈山下山转战赣南闽西时，他在与朱德联名发布的布告中宣称：“红军宗旨，民权革命”，“革命成功，尽在民众”，并详列了保护工农和小商人的政策措施。在赣南闽西和中央苏区，他先后作过寻乌、兴国、长冈乡和才溪乡的社会调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农村社会结构和民众生活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提出“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斗争”。强调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制定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策略，提出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口号，力主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团结更多民众投入抗日斗争。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作了系统深入的思考，宗旨意识逐渐清晰起来。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时局问题及其他》等论著中，他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为了全党与全国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就是我们的立场”。在《五四运动》《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中，他号召青年和知识分子一定要到工农民众中去，把愿不愿意与工农相结合，视为革命或不革命甚或反革命的最后分界。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属于大众的，应该为占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在《纪念白求恩》中，他要求共产党员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做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1944年9月，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因公牺牲,毛泽东在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演，明确提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里，毛泽东已经明确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一切共产党员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追求。从这时开始，“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语汇中最为经典化的表述，广泛传播，深入人心，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党的七大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理论上走向全面成熟，标志之一便是党的宗旨意识的正式形成。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对党的宗旨作了完整系统阐述。他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现时，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又进一步阐发了为人民服务的深刻内涵:“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突出强调“最大利益”与“最高标准”，充分彰显了人民群众在党的指导思想中的至高地位。

毛泽东为大会所作的口头报告，将人民的观点、群众的观点贯穿于党的工作的各方面。关于中国革命的任务，他说到，革命就是要冲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束缚，“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解放中国人民，使他们得到自由。所以，首先就应该求得国家的独立，其次是民主。没有这两个东西，中国是不能统一和不能富强的”。关于共产党，他说：“它本来就是人民的一部分”；“党是人民中优秀分子的结合，大家是自觉地愿意受约束，就是承认党纲、党章，服从党的决议案，愿意自我牺牲。”关于党的理论指导，他说：“什么是不要马克思主义？就是忘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忘记了人民大众，忘记了农民。”关于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他说：“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大众的军队，它属于人民大众，它为人民大众”。关于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他说：“世界上需要共产党，就是为了团结大多数人，组织军队，打倒敌人，建设新中国。”“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能团结多数人，团结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其他民主分子，那就不算是一个好共产党员。”

作为全党共同意志，党的根本宗旨第一次被正式载入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警戒自己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性”。正如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强调的，“我们党从最初起，就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而建立的，我们一切党员的一切牺牲、努力和斗争，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为了别的”。如果说“为人民”是建党“初心”，那么，从救国救民到服务人民，绝非简单的表述用词的变化，而是更加准确地揭示了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本质，凸显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代表着党在理论认识上的新跃升。

把党的宗旨以党章形式固定下来，是对建党以来历史经验的科学概括和提炼，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它具有这样几个鲜明特征：一是唯一性，它是党的最高准则，即除此之外党没有任何别的宗旨；二是人民性，即始终着眼于最大多数人民大众，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利益，以为人民谋幸福为当然使命；三是彻底性，即要求每个党员在为人民服务上必须全心全意，不能半心半意，更不能三心二意，在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冲突时只能放弃或牺牲个人利益；四是超越性，即不论具体的历史阶段和条件如何、当前的具体工作和任务如何，都必须遵循和服从这个最高准则。党的宗旨是党的初心使命的集中体现，也是党战胜困难、砥砺奋进的精神动力和行动指南。

二、旨归所向：政党观与人民观、实践观与认识论的辩证统一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十分丰富的科学内涵，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正确回答了党是干什么的和怎么干的根本问题，正确解决了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根本问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观与人民观、实践观与认识论的辩证统一。

（一）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是宗旨意识的理论基础

一切反动阶级及其思想家都是惧怕或者蔑视人民群众的，以为历史是由少数人创造的，而马克思主义恰恰相反，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进步和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中国共产党既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也发展了唯物史观，特别是大大拓展了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理论，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系统的人民史观。

中共早期革命家对广大下层劳动群众寄予无限同情和悲悯，早已直指劳动群众才是社会财富的实际创造者：“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但现实却是，“贫者耕不得食，织不得衣，造成屋宇而不得住；富者则反闲游无事，毫无生产，而衣食住自足”。因此，他们“对于社会的吸血鬼们——不劳而食的豪绅地主资产阶级，深怀不满”，而“对于贫苦工农群众，则予以深刻的阶级同情”。与历史上许多进步思想家和农民运动领袖一样，中共早期革命家的认知是与淳朴的情感紧密关联在一起的。

毛泽东极大地推进了共产党人对人民群众历史地位的认识，明确提出了人民群众是中国革命的主体的观点。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社会结构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特征。敌人强大和革命力量弱小的现实，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无法取得胜利。要胜利，就必须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革命是什么人去干呢？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因此，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必须与工农群众、人民大众相结合。“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毛泽东坚信，“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事实亦是如此。在中国革命战争中，表面上看起来敌人力量大，我们党的力量小，敌人强、我们弱，但这只是表象。我们党的力量虽然小而弱，但是有人民群众的拥护；敌人虽然大而强，但是脱离人民，有空子可钻，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我们党正是从这一本质出发，制定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战胜了大而强的敌人。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发生变化，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没有变。人民群众的范畴不仅没有缩小，而是得到进一步扩展。筹备成立新中国时，中共中央将国体表述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就是说，人民大众是国家的主体。毛泽东说：“所谓人民大众，是指一切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压迫、损害或限制的人们”。之后又解释说：“我们所说的人民大众”，“包括了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地主阶级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开明绅士”。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毛泽东强调，“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过去打仗，靠的是人民；现在搞建设，靠的还是人民。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表，“终究还是人民决定问题”。不管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怎样变化，人民立场都只能是与变化了的历史条件相结合，以适应新情况的需要，而不是改变党自身的立场和宗旨。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人民”概念的具体内涵不尽相同，但有两点是确定无疑的，一是劳动群众始终是人民的主体，二是人民始终占社会人口的最大多数，或者再具体些说，是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甚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社会成员。这个“最大多数”就是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依靠力量，始终坚持这个“最大多数”，就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和巩固党的社会基础和执政基础。

（二）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是宗旨意识的核心理念

“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是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和终极价值追求。党的全部努力与工作,共产党员的全部奋斗与牺牲,都是为了谋求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这就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作为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是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从基本国情出发，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主要任务，提出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并持之以恒地为之奋斗。这是党的地位和职责所系，是党的政治领导作用的具体体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基于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提出推翻“三座大山”、争取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这代表了那个时期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的八大及时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发展社会生产力。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为制定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蓝图提供了依据，反映了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统一意志。每当中国进入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党即立足于基本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提出谋求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明人民的奋斗方向。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正是按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通过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的奋斗逐步实现的。

作为人民利益的守护者，党必须时时处处维护和照顾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善于把党的口号、主张和政策同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既要注重物质利益的基础地位,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又要重视人民群众的政治和文化利益。既要注重人民群众的局部利益，更要坚持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在人民群众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要使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努力使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全面发展和实现。

还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要深入群众当中，了解群众的疾苦，解决群众困难。苏维埃时期，又要求各级干部深刻地注意“群众的切身利益”，“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强调要得到人民群众拥护，“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抗战时期，毛泽东更是把给群众以实际利益提高到政治路线的高度来看待，坦言“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这就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朱德率领八路军深入敌后开辟根据地，经验之一就是“想要动员民众，必须适当改善人民生活，实行民主的政治”。在党领导的各根据地，改善群众生活受到普遍重视。尽管长期遭受日军和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根据地财政和经济极端困难，党仍千方百计改善民生。毛泽东认为，解决群众的穿衣、吃饭、住房、疾病卫生、婚姻问题，是党和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人民的生活需要是不断增长的，也是逐步得到满足的。新中国成立后，他仍然把改善人民生活摆在重要位置，千方百计解决长期以来困扰人民的吃饭问题，提出国家“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油吃，有猪吃，有鱼吃，有菜牛吃，有羊吃，有鸡鸭鹅兔吃，有蛋吃。我们应当有志气、有决心做到这一项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伟大意义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应当有信心做到这一项事情”。始终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造福人民，作为党的工作的重要方面。

人民群众的政治利益，就其实质而言，是指人民应该享有的民主权利。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权力来源于人民。毛泽东曾经提到，有个美国记者向他发问：“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他断然答道：“人民给的。”人民赋予的权力，天经地义应当用来保护人民。因此，“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在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受到法律法规保障，政权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新中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各级政府和政权机关前面都要加上“人民”二字，以示与国民党独裁政权的区别。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随着宪法的颁布实施和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制度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在旧中国，广大劳动群众生活困苦，绝大多数从未真正享有文化和受教育的权利。党和革命政权大力发展根据地的教育和文化事业，通过兴办识字班、夜校等，向群众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开展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和速成教育，以迅速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为了彻底改变受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统治的状况，毛泽东指出，文化工作必须“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他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站稳人民大众的立场，熟悉人民大众的生活和语言，与工农兵大众打成一片，到火热的斗争和社会生活中寻找创作源泉，使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文艺家与学者为人民创造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产品。

（三）群众路线及其工作方法是践行宗旨意识的根本途径

既然党的事业就是人民的事业，那就要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把党的主张转化为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有组织行为。为此，党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科学有效的群众路线与工作方法。

走群众路线，首先要相信和依靠群众，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还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意识到，民众联合起来的力量最为强大。在后来的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始终坚持“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深信“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基于这一认识，他把是否尊重人民群众、是否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看作一个“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为此，他告诫广大党员，“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没有人民群众的理解、拥护和支持，再完美的计划也难以实施，再好的政策也难以落实，再远大的目标也只能是空中楼阁。依靠群众就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实践出真知，人民群众中间有数不清的“诸葛亮”“智多星”。“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是毛泽东常说的至理名言。他阐释其中的道理说：“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

毛泽东是党内调查研究的开创者和倡导者。在与王明“左”倾错误的斗争中，他响亮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指出 “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不调查不研究不得了，就要亡党亡国亡头。”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后，他仍感触良深地说：“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经济建设的全新课题，他又说：“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他以极大的热情身体力行带头搞调查研究。1956年2月至4月，毛泽东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1961年出现严重经济困难，他提出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眼睛向下，掌握来自群众的第一手材料和经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纷纷响应，走进城乡基层开展调研。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为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指明了方向。

尊重和依靠群众，并非要党盲目地跟着群众意见走，那就丧失了党的领导作用。怎样才能实现对群众的正确领导？毛泽东作了精辟阐述：“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群众意见并非总是正确的和成熟的，必须进行集中、整理、分析、总结，然后制定方针、政策和办法，再把方针、政策向群众宣传推广，接受实践检验。如果发现问题，及时调整并制定新的方针、政策。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具体体现。“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显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一条认识真理、掌握规律的完整路线，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见诸实践的准确呈现，又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与具体化。

（四）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落实宗旨意识的必然要求

植根于人民，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党一直保持强大领导力和战斗力的不二法门。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在中国人口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只有当这一小部分人反映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工作时，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才是健康的。所以，合格的共产党员应该“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党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生存于人民中间，与人民群众风雨同舟，生死相依。倘若离开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会落空，而且会变得毫无意义。

要摆正个人与人民群众的位置。共产党人“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员作为人民的勤务员，应当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影响群众，而不是站在群众之上指手画脚，发号施令。毛泽东关于党群关系有两个著名的比喻。一个是种子与土地，“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团结广大人民，团结得越多越好”。一个是鱼和水。延安时期有一个讲党群关系的课本，把党群关系比作“鱼水关系”。毛泽东特意加了“鱼不能离开水，水可以没有鱼”这句话，加重强调了党对群众的依存性。无论什么年代，党都要保持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党的历史证明，工作中出现失误、偏差甚至错误都是难免的，群众中有不满的声音也是难免的。毛泽东认为：“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对待错误，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共产党人理应有闻过则喜的宽广襟怀，勇于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是否合乎人民的利益是共产党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和国家，必须依法保障人民享有两种基本政治权利，一个是人民对政府工作的监督权。在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毛泽东表明，“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另一个是劳动者管理国家的权利，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对于来自群众的有失正确的意见，也应该包容，多做说服、引导工作。毛泽东主张，要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努力营造一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民主氛围。周恩来也提出，在人民民主专政日益巩固的条件下，应该扩大而不是缩小民主范围。以坦荡的胸怀欢迎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有错误就不怕揭露，就勇于承认和改正”。这样只会使党变得更自信、更强大。

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预见到一场新的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摆在全党面前。胜利的到来，可能会使党内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不求进步、贪图享乐等不良风气发展蔓延。有些共产党人虽然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但是会在敌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下打败仗。为此，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著名的“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对于部分干部革命意志衰退的情况，他痛加针砭，强调“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最看不得对人民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坚决反对领导干部搞特殊化。对那些侵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人或事，严惩不贷，决不姑息。他再三警示各级领导干部筑牢思想防线，努力克服官僚主义。“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井冈山斗争中，红四军严格实行官兵平等，从军长到伙夫每天都只吃五分钱的伙食。延安时期开展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等人亲自带头开荒种地。1960年前后国家遭遇严重经济困难，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普通群众一样节衣缩食，共克时艰。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党的性质和宗旨政治本色的鲜明体现。对于这样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坚决传承和弘扬。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的本质属性，鲜明表达了党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自觉践行的最高行为准则。它不仅规定着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且规范和制约每一个党员的言行，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

三、与时并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在持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的实践中，党坚持推进理论创新，形成了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形成了这一体系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时代变了，但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没有变。“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新的形势和任务对加强党的领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化宗旨意识被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关于党的性质与初心、任务与使命的一系列新观点、新命题、新理念，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党的宗旨的理论内涵。

（一）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时刻牢记党的根基和血脉在人民

改革开放是以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为出发点的，必须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邓小平反复强调，“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各种困难和问题层出不穷。“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我们的党总是坚定地依靠人民解决问题、战胜困难，把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推向深入。江泽民把“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看作党的本质要求，作为党的“立党之基、执政之本、力量之源”，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本质与发展道路达到了高度统一。胡锦涛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指引、评价、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这些重要论述，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实际，强调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突出了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主体地位，明确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对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就任党的总书记伊始，习近平就从唯物史观的理论高度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之后，习近平不断提出新观点和新论断，形成了鲜明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他说：“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既是党的事业，更是人民的事业，要依靠人民来推进。“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习近平指出，党在群众中的根扎得有多深，党的执政基础就有多牢。基于对历史上治乱兴替规律的深刻理解，他告诫全党：“‘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道理我们必须牢记，任何时候都不能忘却。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忘记了人民，脱离了人民，我们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一事无成。”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首先要坚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观点。党依靠人民群众，夺取了革命胜利，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要依靠人民群众。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改革开放中的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我们党来自于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必须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这是我们特有的政治优势和全部自信的根由。

其次，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永不枯竭的。习近平指出，“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必须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他要求领导干部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多同群众交朋友，多向群众请教。“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形势越复杂，困难和问题越多，越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新时代具有新的时代任务与时代特点，但完成新任务、满足新特点的首要方法，依然是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虚心向群众学习，以切实促进和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最后，要把人民满意作为检验工作的最高标准。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必须像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党的一切工作的标准。习近平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人民是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检验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要让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真正落实到每个党员的行为上，做合格的答卷人。“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群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干部心系群众、埋头苦干，群众就会赞许你、拥护你、追随你；干部不务实事、骄奢淫逸，群众就会痛恨你、反对你、疏远你。”因此，要“下最大气力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使我们党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

（二）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改革开放之初，解决经济发展和人民温饱成为党的头等大事。邓小平动情地表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这是最大的政治。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来判断各项工作的是非得失。江泽民指出，“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和‘三个代表’要求的最终体现”。胡锦涛指出，全党要“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实实在在为群众谋利益，带领群众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从上述指导思想出发，党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实施“三步走”发展战略，从根本上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国家综合实力大幅度提升。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不再只是有饭吃、有衣穿，而是向往全方位的高品质生活，对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居住条件、生活环境、精神文化生活，都有了更高期盼。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与时俱进，科学分析与准确把握中国社会的矛盾变化，郑重宣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指明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核心任务。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核心是“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多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让全体中国人都过上更好的日子”。新发展理念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恰恰是人民尤为关心关注且已制约新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谋划并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制定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都把实现人民利益、增进民生福祉置于核心与优先地位。习近平指出，不能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当成抽象概念，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层面，而是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代表党中央向人民作出庄严承诺：“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党治国理政的根本目的。邓小平多次说过，“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最终达到全社会共同富裕。发起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中央为实现共同富裕实施的重大战略举措。“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共享发展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不是少数人共享、一部分人共享”。习近平反复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他特别叮嘱要格外关心、关爱社会上各类困难群众，尤其是生产生活条件恶劣的老少边穷地区群众，“时刻把他们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关心他们的疾苦，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截至2020年11月，中国的贫困县全部脱贫，这既是对人类减贫事业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更是对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最具有实践属性的生动诠释。

（三）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用更加完善的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完善实行人民民主的制度形式和体制机制，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江泽民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胡锦涛指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习近平更进一步地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和完善人民民主，最重要的经验就是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的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实践证明，这是一套能够有效保证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实的权利和自由，保证人民广泛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改革开放进程中产生的利益格局多元化、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复杂多变，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政治体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政治体制改革作出精心战略擘画。新时代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不断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改革的中心任务，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我们的政治制度是用来服务于人民，保证人民的国家主人翁地位，维护和捍卫人民根本利益的。“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因此，要通过完善制度、健全法治，把人民当家作主实实在在地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和国家各个方面治理活动和工作中去，体现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自身利益的实现和发展上，贯穿到治国理政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

（四）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全面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能力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改革开放以来，党担负的使命任务更加繁巨和伟大，党面临的考验更为复杂和严峻。习近平将其精要地概括为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同时，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也摆在党的面前。曾经走过苦难、创造辉煌的中国共产党，要能经受住“四大考验”，战胜“四大危险”，至关紧要的一条，就是要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向全党发出警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他以始终在“赶考”路上的惕厉戒慎之思，要求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进一步强化初心和公仆意识，解决好角色定位问题。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掌握的公共权力之大、可以支配的资源之多，都是执政前无法比拟的。这一方面使党能够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另一方面，公共权力一旦形成，就有可能变成“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党员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化，权力观扭曲，主仆位置颠倒，做官当老爷。针对这种现象，习近平剀切重申：“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姓公不姓私，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无论普通党员还是党的领导干部，都要解决好角色定位问题。他指出：“公仆公仆，一要为公，不能有私心；二要为仆，不能有官气。公仆对人民负责，这种关系不能颠倒。任何党员、干部，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当官做老爷的权力。”党员干部必须珍惜和用好人民给予的权力，“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我们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2019年3月，习近平在会见意大利众议长时说：“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这也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强烈的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昭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追求和高尚境界。

进一步健全制度建设，坚决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坚持全面从严治党，除了要毫不松懈地加强党的政治、思想、作风和纪律建设，还必须抓好制度建设。习近平强调，要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人民监督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首先要建好笼子。笼子太松了，或者笼子很好但门没关住，进出自由，那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只有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习近平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严肃指出：“人民群众最痛恨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最痛恨各种特权现象，这些现象对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最具杀伤力。”因此，“不得罪腐败分子，就必然会辜负党、得罪人民。是怕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还是怕得罪十三亿人民？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十三亿人民。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向背的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雷霆万钧之势发起反腐败斗争，荡涤了附着在党的肌体上的污泥浊水，使党的根本宗旨、理想信念、宗旨意识更加坚定，先进性、纯洁性与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

结语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一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历史，一部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党的宗旨是共产党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核心，是必须始终坚守的精神家园。“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党的百年历史也是根本宗旨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不断丰富、拓展、彰显的历史。如果把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比作由四梁八柱构成的宏宇广厦，那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坚定不移的人民立场，无疑就是其中最核心、支撑力最强大的一根立柱。党的根本宗旨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但贯通革命、建设、改革的全过程。历史时期虽然不同，但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置于最高位置，根据历史条件变化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新期盼，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勇于理论创新，使党的根本宗旨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得到新的彰显，焕发出蓬勃旺盛的青春活力。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于人民，永远是中国共产党高扬的旗帜。

习近平向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守初心、担使命”的要求。“守初心，就是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担使命，就是要牢记我们党肩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饱含深情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最质朴的语言蕴含着最深邃的道理。它清楚地表明，人民群众是党存在的全部意义和价值，是党的力量源泉和最大靠山。脱离了人民群众，就没有社会主义江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基于当代中国新的历史方位，紧扣新时代主题，对党的宗旨意识的创新性凝练与概括。人民是江山，宗旨是灵魂。永葆宗旨，山河无恙。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回顾党的根本宗旨的时代彰显历程，对于党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秉承根本宗旨，带领中华民族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走向全面现代化，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作者：于化民，青岛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