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深刻指出：“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且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和创造性转化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然而，近年来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上，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以儒代马论”，企图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去“儒化”马克思主义，试图让“儒家文化”重新回到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心，甚至主张用儒家思想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的指导思想；二是“以马废儒论”，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纯粹的、彻底的，不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会淡化、稀释甚至取代马克思主义。“以儒代马论”因为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马废儒论”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而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者都没有看到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和先进思想对继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指导作用，两种论调都是根本错误的，应该引起高度重视，深入批判。

一  “以儒代马论”是一种文化上的历史倒退

“以儒代马论”奉行儒家教条主义，即将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教条化、将儒家“圣人遗训”视为永恒真理，主张“法古”“法圣人”“法先王”。“以儒代马论”不是主张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去挖掘、继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西方外来文化，试图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去消解乃至取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一种根本错误的文化思潮。实践证明，当代中国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无从谈起，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铸就中华文化的新辉煌，也会成为一句空话。

（一） 中国“尊儒崇儒”的文化传统及其现实翻版

儒家教条主义思想在中国自古有之，是先秦以降以儒家为代表的一种政治观、思想观和文化观。早在先秦时期儒家思想产生之初，孔子就主张“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第十二》），认为“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第一》）。尽管对“克己复礼”的解说不一，但是其中所蕴含的孔子以恢复周礼为己任的政治追求是明显的，所谓“先王之道”，即主张效法古代圣明君王的言行﹑制度，主要指周公之“道”和周公之“礼”，孔子既“祖述尧舜”又“宪章文武”，言必称尧﹑舜﹑文﹑武、周公，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中庸》）。孟子的“法先王”思想也是先秦儒家固有的政治倾向，他主张“仁政”与“王道”，其心目中的楷模也是古代圣王。孟子把“古代圣王”统称为“先王”，孟子所提倡的“仁政”和“王道”也就是效法先王的“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他说：“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孟子·离娄上》）在孟子看来，“为政”必须“遵先王之法”，否则就是“离经叛道”，就可以“人神共诛之”。荀子也认为：“先王之道，仁之隆也。”(《荀子·儒效》)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治国之策以降，后世儒家更是把“法古”“法孔圣人”“法先王之道”当作千古不变的永恒真理，当作“天道”“天理”来遵循，墨守成规，反对社会变革和文化创新，加上历代君主专制统治者在政治上片面强调“德治”和“仁政”，主张“德主刑辅”，在经济上重农抑商，在文化上“重道”而把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从而导致中国古代社会在近两千年的时间内没有发生重大社会性质的变革，特别是近代晚清王朝固守封建专制制度，使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革远远跟不上世界潮流和时代发展，从而使中国在近代失去了推动科学技术革新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机遇，导致中华民族近代在经济发展、政治制度、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综合国力上大大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终形成了鸦片战争以后将近一个世纪落后挨打的局面。

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尊儒”“崇儒”思想可谓根深蒂固，在近代以来表现为“文化复古主义”，时至今日仍然没有绝迹。“以儒代马”是“文化复古主义”思潮在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一种新型表现形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扩大，“文化复古主义”论调也重新抬头，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旗帜下，对“国学”“国粹”尤其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传统全盘予以肯定，把中国古代几千年前的圣人遗训当成治国的法宝，把儒家“圣人”遗言视为金科玉律，抱残守缺、因循守旧、自卖自夸，片面强调“仁政”“德治”等儒家思想；有的把“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扯到一起，提出“儒家马克思主义”“儒家社会主义”，有的甚至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治国方略刻意回避，提出用“三纲五常”之道的儒家“道统”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主张“以儒代马”，更是思想上政治上的极大错误。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些新儒家还提出了一整套“儒化”中国的思想观点、理论体系、路线方针和政策策略，颇有“全面复古”中国传统文化之势。所谓“儒化”中国，就是主张当今中国必须复兴儒家思想、复兴儒家“道统”、复兴伦理纲常之道，把“儒教”重新定为中国的“国教”，把中国社会建设成为一个“儒教”社会，使“儒教”成为指导中国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主导力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最高话语权”和“文化权利中心”，把整个中国变成“儒教国”，以为这样就能够重建当今中国的道德秩序和社会秩序。有的人甚至主张直接“用孔孟之道来替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导思想和主导地位，要将“儒化共产党”的“上行路线”和“儒化社会”的“下层路线”上下结合、双管齐下，在上层要“儒化中国共产党”、在基层要“儒化中国社会”，达到“上下儒化”的结果。有的人不仅以“儒家文化”取代“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以“儒家文化”取代“中国文化”，一谈到中国文化就只讲中国传统文化，一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就只讲“儒家文化”，看不到“中国文化”不仅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中国革命创造的中国革命文化、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看不到马克思主义所创立和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文化最先进和最有生命力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和文化支撑。更有一些人甚至全盘否定“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把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现代科学一并视为文化侵略和“殖民文化”，把当代中国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现代科学的“文化殖民地”和“技术殖民地”。

（二）“以儒代马”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以儒代马”的论调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复古主义”或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极力宣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用之以反对一切外来文化，甚至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认为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产生的外来文化，从而甚至主张“以儒代马”。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文化复古主义”为抵制西方文化的入侵，企图回到以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封建盛世，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和蛊惑性，有的甚至进一步提出以儒学革新政治、“儒化”中国的主张，其中也暗含某种否定、排斥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企图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取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挑战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这种论调认为，马克思主义也是来自西方的外来文化，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具有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关系的性质，把马克思主义笼统地称为“外来文化”而排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外。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并不是教条主义式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是已经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中国基本国情和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大势相适应、与中华民族正在进行的伟大奋斗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全新文化形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又与时俱进，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已经使中国文化具有了社会主义的性质。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包括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以儒代马论”虽然打着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中华文化自信的旗号出现，不像“全盘西化论”那样明显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实际上是以封建主义思想否定社会主义思想、以封建主义道德否定社会主义道德、以中国传统文化来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低级的社会文化形态来否定高级的社会文化形态，实际上是一种思想上文化上的历史倒退和文化退步，对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和道德建设有着极其严重的危害。“以儒代马论”打着恢复儒家文化的旗号，实质上是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否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不仅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化与发展，也不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

（三） 科学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

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具有五千多年的历史积淀和深厚内涵，曾经很长时期在世界历史上居于领先地位，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和文化血脉。直到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和发明创造，仍然惠及人类，对于解决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面临的难题，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但是，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评价不能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要科学认识文化的继承性与发展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历时性与共时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等辩证关系。从本质上说，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与中国漫长的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是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孕育和发展的文化形态，它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最主要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需求和文化需求。

当近现代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成为主要的文明形态，则意味着更高一级的资本主义文化形态将取代封建主义的文化形态。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应当看到，在当今世界的社会生产力和文明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内容已经与现代工业文明不相适应了，与现代化社会的时代要求不相适应了，与新的时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不相适应了，有的甚至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力量。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兴起、工业文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结构的变迁，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现代文化的面貌也发生了根本性改观。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质变与飞跃。在这个过程中，一切传统文化必将经历一次彻底的嬗变。其中，一切与自然经济、农业文明紧密联系、反映社会落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文化内容必将被淘汰，一切具有永恒价值的文化内容，结合现代化要求，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成为适应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文化元素，必将得到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作为现代文化的重要源泉和文化基因，必将融入到现代化的文化体系之中。

“以儒代马论”把一切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都看作是好的，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优秀的文化，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是解决当今中国和当今世界面临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能拯救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危机，21世纪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世纪。事实上，这是违背文化发展规律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人类文化的精华和永恒价值，同时也包括与落后社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文化糟粕和过时要素。“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首先就是“孔孟之道”，特别是以“三纲”为核心的传统“礼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陈独秀说：“其实孔子精华，乃在祖述儒家，组织有系统之伦理学说……其伦理学说，虽不可行之今世，而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诚属名产。吾人所不满意者，以其为不适于现代社会之伦理学说，然犹支配今日之人心，以为文明改进之大阻力耳。”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而产生的最先进的思想结晶和文化成果，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决不是要动摇和代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指导地位，而是要坚持以古鉴今、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人、资政育人的作用，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助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助力创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服务，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毛泽东说：“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 但是，这个“要保存”下来的特点不同于“旧的”新东西。

二 “以马废儒论”割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脉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一条宝贵经验，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创新成果。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起来，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以马废儒论”看似坚持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既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在扼杀马克思主义。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如果不能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就不可能在中国的土地上长期存在并不断得到发展。

（一）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先进的文化成果

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继承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尤其是在批判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和发展趋势，尤其是结合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经过艰辛的科学探索和理性分析而形成的智慧结晶，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先进的思想成果和理论创新。在继承人类以往思想家关于对宇宙、自然、人、社会、劳动、历史、世界等思想理论认识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历史观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了以人类实践、现实的人、社会关系为核心的新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事业的思想理论体系，为分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思想指引、科学方法、价值体系和实践途经。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吸收了人类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切精华营养，广泛地吸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等理论成果，广泛吸收了达尔文进化论、牛顿力学、哥白尼日心说、细胞学说等自然科学最新成就，广泛吸收了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有益成果，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整体综合创新和集大成创新，以一种与时俱进和勇于创新的姿态建构了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以回归劳动、实践唯物主义、扎根人民立场确立了人民史观，以公平正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来构画未来社会的光明前景，是人类文化史上和哲学史上的一次伟大的综合性创新，对于人类新思想、新价值、新文化的创造具有前瞻性和引领作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具有时代性上的差异，更有层次上和本质上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信念之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共同思想基础，在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具有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经过历史实践反复检验的正确选择。近代以来中国最终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谁强加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历史选择，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救亡图存”进程中形成的自主选择，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最终得出的历史结论。在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碰撞、交融与出新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正在进行的伟大奋斗相结合而形成的智慧结晶和创新成果。

（二） 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思想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

自近代以来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相继传入中国，在“中西马”相互激烈碰撞激荡交汇的过程中，中国人民通过“五四运动”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问题与主义论战”“无政府主义论战”“社会主义论战”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称“科学与玄学论战”“人生观论战”），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文化大讨论”和“唯物辩证法论战”等，针对当时中国社会发展进步面临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诸如认识中国社会的世界观方法论、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中华民族的前进方向等展开了思想理论交锋，逐步冲破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禁锢和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盲目崇拜，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实践需要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地”及其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指导思想和主流文化，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所证明。

思想就是力量，主义就是旗帜。可以说，“五四运动”前后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历尽千辛万苦，经过各自摸索，才找到马克思主义，并最终认定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此就具有了极其伟大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毛泽东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  我们知道，在中国“五四运动”前后流行的众多学说中，许多喧嚣一时的思想流派后来大多淡出中国社会，有的甚至消失了，为什么只有马克思主义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成为现代中国思想和文化领域的指导思想呢？

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最先进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学院式的书斋学问，而是一种对实践最具革命性的科学理论，是科学思想与革命精神有机结合从而指导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而且根本在于改变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时，正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个高峰——正处于帝国主义发展阶段。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资本主义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国内矛盾突出，工人运动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深刻地分析和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规律，具有预见性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必然带来的弊端，比其他任何一种学说都更加具有说服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巴黎公社的试验、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更加使中国的先进分子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和革命性，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崭新的宇宙观、世界观和革命观。

其次，是因为中华民族有着一种迫切的内在需要。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积贫积弱，内忧外患，许多种救亡图存、复兴中华的建国方案都惨遭失败，中华民族亟需一种新的思想理论来指导救国复兴的伟大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被中国的先进分子并最终为中国人民所认同所接受，之所以能够产生这样大的作用，最根本的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和中国的社会发展有了这种客观需要和实践需要。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  否则，任何所谓科学的思想理论都是起不了这种作用的。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勤劳勇敢、不怕牺牲的伟大民族，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从来都是英勇顽强的革命斗争，禁烟运动、“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都付出了巨大努力，但都归于失败。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面貌从此就焕然一新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成为不可阻挡的了。毛泽东说：“那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被中国人民学会了的科学的革命的新文化，第一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第二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又一名走狗蒋介石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对于中国红军的阻拦，第三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第四仗最后地结束了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及其走狗蒋介石等一切反动派的统治。”  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这面思想旗帜，自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自从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就迎来了中华民族冲破一切黑暗的胜利曙光。在中国革命仍然处于低谷的时候，毛泽东就曾这样激情澎湃、满怀信心地写道：“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孕育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孕育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发展之路，孕育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最后，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正确运用。中国的先进分子认定马克思主义后，成立中国共产党，从而使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道路有了明确指导思想、坚强领导核心和可靠组织保障。同时，注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显著特点和优点。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李大钊就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 后来毛泽东将中国共产党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特点和优点发展到极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理想、革命精神和方法不断地调整、适应并融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成功地开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并最终取得了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探索。

“新文化运动”运动以来的“中西文化论争”和“问题与主义论争”，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苏联“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是在继承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尤其是资本主义最新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创造的最先进的思想体系，顺应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潮流和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前进方向。当代中国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客观要求，适应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要求，对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清理和科学总结，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尤其是结合时代要求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把近代以来关于中国文化的“古今”之争、“中西”之争推向历史的新阶段。

（三）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相互取代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传统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其思想内涵和精神内核必须体现一切先进文化的要素和永恒价值。正是由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理想追求、思想观念、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先进性元素，因而源远流长，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并不能固步自封，更不能仅仅停留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层面，更不能把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认为是复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抛弃那些与过时的生产方式、政治体制和生活方式相关联的文化元素，保留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现代技术和现代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文化元素。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背景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更好地延续下去、获得新的生命力，必须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和时代发展趋势，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实践，结合当今时代条件，以开放胸襟和世界胸怀大胆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来鉴别、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保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特质和文化优长的同时，突破自身的局限和不足，扬弃那些已经过时、不合时宜、甚至已成为糟粕性的文化内容，继承其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实现中华文化现代化或不断开创中华文化的新局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新文化的“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中华新文化的“魂”，只有把两者有机地结合和融合起来，才能创新发展中华新文化的新辉煌。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同时也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继承者、大力弘扬者和忠实践行者，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中。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发展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历史。所谓“中国具体实际”，其中就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实际，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精神和历史记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都是推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果“以儒代马”就没有了“社会主义”；如果“以马废儒”就没有了“中国特色”，二者缺一不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者互为需要、不可割裂，同时也不可以相互取代。

三  继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的既定条件

每个时代的思想文化都必须实现对以往思想文化的创新和超越，都要进一步思考和回答所处时代的时代课题、完成所处时代的时代任务，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实现文化的创造，形成关于所处时代的时代课题和时代精神的思想认识、理论阐释和文化支撑，这是实现每个时代文化创新发展的根本和关键。没有创新和超越，就没有发展和进步。新时代中华文化的复兴之路，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关键在于融“古”于“今”、汇“外”通“中”，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中西文化的“综合创新”。“古”即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今”即指“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外”即指“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有益成果包括资本主义近现代文化”，“中”即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只有融“古”于“今”、汇“外”通“中”，才能铸就中华新文化，才能创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

马克思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中国传统文化正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在人类文明发展到当今时代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进入到新时代，如何看待和评估这种“条件”？如何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首先碰到并需要正确面对的时代课题。在中华民族进入近代以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讨论中，“全盘西化论”是一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张，以一种极端态度来否定这种“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表现出一种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文化复古主义”和“以儒代马论”则是一种全盘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张，以另一种极端的态度来肯定这种“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表现出一种国粹主义、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显然，这两种文化态度都是以极端的态度来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都不是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的、应有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出，文化虽然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的反映，但是文化的发生发展变化又有着自己相对独立性和特殊的规律性，对经济、政治具有一定的反作用。马克思说：“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 随着不同地域、不同自然条件下的不同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又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不同民族形成具有不同特色的文化传统和文化风格。因此，思想、道德和文化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存在，是以不同民族、国家和区域来分布的，在世界文明中的分布是以民族特色展现的。由于孕育、形成和发展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和历史传统等的不同，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因而具有各自的民族特色和区域特色，从而也就形成了区别于其他国家、民族或地区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和文化传统。例如，中华民族尊崇“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天人合一”，日本人崇尚““集体本位主义”和“武士道”，印度有着根深蒂固的种姓观念，阿拉伯人严格遵守伊斯兰教义，西方形成了“城邦”“公民”“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理念，如此等等。这种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和文化传统的地域性、民族性和多样性非常明显，是民族识别和民族自识的重要标志。世界上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正是以这些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和文化传统的不同相互区别开来的。

世界文明和人类文化的发展和传承都是以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各具特色的不同民族文化、核心价值观和文化传统为基础和作为载体的，表现为民族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和多样性。特殊性体现普遍性、个别性体现共同性，普遍性、共同性体现于特殊性、个别性之中。多样性的民族文化体现人类文明的普遍性、共同性，人类社会共同的文明成果与文化财富的积淀、发展和进步体现于多样性的民族文化之中，与各民族、各国家和各地区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和文化传统的发展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习近平说：“不论是中华文明，还是世界上存在的其他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在创造着自己的文明，都在为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都是世界文明“百花园”中的组成部分。作为人类不同民族的智慧结晶，“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  每一种文明和民族文化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特征，也具有独特的内在价值和表现形式，都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内生动力。多样文明的共存和发展，使得人类文明的百花园更加丰富多彩，使得世界的发展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文明活力和精神动力。

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显然不能脱离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积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能脱离结合时代要求，而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著名命题时就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关系作了经典说明：“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也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 。

四  吸收借鉴外来文化一切优秀成果是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的重要补充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看，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绵延五千多年而不绝，既在于对本土民族文化如“三教九流”之间的互动与融合，又在于对外来文化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互动与融合。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各种思想文化并存，它们之间既有斗争和碰撞，又有汇通和融合，中国古代文明的蓬勃生机正在于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交流交锋和交融。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兴起和发展看，西方文化的大量传入和冲击是催生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外部动力，也是主要动力。中华新文化之“新”，首先表现在输入外来启蒙思想、近现代思想观念、工业、商业、科学技术、军事、教育、管理等“新”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受此影响才开始自我更新、推陈出新。

在全球化日益走向深入的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交锋交融更加频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越来越有赖于与世界的紧密联系，越来越离不开良好的国际环境、经济贸易、资源交换和文化交流。寻求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共通之处，相互学习借鉴、扬长补短，是中华文化在未来获得发展机遇和创造新辉煌的必由之路。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源头活水，是激活中华文化想象、创造、复兴的灵感源泉。任何一种文明都应该具有流动性、开放性和包容性，否则就会走向僵化、枯竭和消亡。这是文明发展和文明传播的一条重要规律。文化自信不是要搞自我封闭、闭关锁国，更不是自大自负自满、“唯我独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而是应该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国其他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优点和精华，这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重要条件。世界上各种民族文化和文明之间进行相互学习借鉴则要坚持从本国本民族的实际出发，坚持本民族文化的本色和底色，做到择善而从、取长补短、兼收并蓄，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决不是囫囵吞枣、莫衷一是、照搬照抄。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发展五千多年而不中断，就深刻体现了文明文化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习近平指出：“在长期演化过程中，中华文明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获得了丰富营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丝绸之路的开辟，遣隋遣唐使大批来华，法显、玄奘西行取经，郑和七下远洋，等等，都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事例。儒学本是中国的学问，但也早已走向世界，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

因此，对待古今中外的一切思想、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民俗等文化，对待多元化的民族文化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等，都要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文化进步标准来加以鉴别检验和学习借鉴，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同样也需要采取一种“重估一切价值”的科学态度，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要求进行扬弃和创造性转化。凡是属于对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文明发展健康有益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都应该大力继承创新，凡是打着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旗号实则为糟粕的所谓“国学”或贴着西方先进思想标签实则为殖民文化的所谓“西学”都应该采取坚决抵制和彻底批判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文化复兴和文化强国。这种文化复兴和文化强国，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正软实力和精神支柱，才是中华民族在新时代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贡献。

五  实现“马中西”综合创新是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必由之路

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创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既不在于“以马废儒”，更不在于“以儒代马”，而是需要在汇通“古今中外”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设和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和创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如果说未来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将促进中华新文化在世界上再创辉煌，那么也一定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马中西”文化的汇通融合而形成的中华新文化。只有中华新文化才能在世界上占居主导性、引领性和支配性地位，引领世界文化的发展潮流，而绝不可能是排他性的儒教原教旨主义文化的复活，或“复古”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也决不可能是照搬照抄、食马不化的马克思主义本本主义文化。

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时，张岱年曾提出一种“综合创造论”的观点，对于新时代继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张岱年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针对“全盘西化论”和“中国本位文化论”鲜明地提出了“综合创造论”的观点，至20世纪90年代又发展为“文化综合创新论”，其目标就在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他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必须弘扬民族主体精神，走中西融合之路，必须以创造的精神从事综合并在综合的基础上有所创造”，把经过认真挑选的来自“古今中外”不同文化系统的文化要素综合成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文化系统。从中可以看到，所谓“文化综合创造论”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具体内涵：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保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或独立性；四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走中西融合之路”，换言之即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五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以创造的精神从事综合创造”，也就是要“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所谓“文化综合创新”，“综合”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创新”是在“综合”基础上的创造提升，必须体现创造精神。方克立先生将张岱年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称之为“马魂、中体、西用”论，认为“文化综合创新论”“不仅代表20世纪中国哲学和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而且在新世纪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是发展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由之路。”  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必须结合时代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有益成果的交流与互鉴、互动与融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综合创新。

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一个需要正确处理的重大关系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与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内容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为主要内容的西方文化的关系。关于正确处理这一重大关系和针对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曾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具有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在本质上就是处理马克思主义之“魂”与中国传统文化之“根”的内在联系，即如何吸收“根”的营养来丰富和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显然，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铸就中华文化的新辉煌，必然要保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价值、合理的文化基因，但决不是简单的“以儒代马”与“以马废儒”，简单的“以儒代马论”与“以马废儒论”都无益于实现中华新文化的创造和铸就，都不可能使中华文化真正复兴到世界文化的领先地位。中华新文化的“再造”，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对“中西文化”进行理性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创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真正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合理吸收一切外来文化的有益成果，使当代中国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制度建设、道德规范和文学艺术等文化要素能够达到超越西方及世界各国的高超水平，并对全球性的现代性文明危机提出得以解决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让中华新文化再次影响世界，才是真正的中华文化的新辉煌。

作者：戴木才，系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