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階段改革體現傳承性

曹和平 (北京大學數字中國研究院副院長、教授) ： 近期人們普遍關注十八屆三中全會會出台哪些新的改革舉措，但回顧近年來改革發展的情況，我們更能看到，現階段改革具有不少頂層設計思想。這種思想尤其可以從不久前國家將企業注冊資本門檻從3萬元降低至零這一變化中看出。過去，全球70億人中有13億人必須要有3萬元注冊資本才能開辦企業，而其余57億人無需跨越這個門檻，這會給中國市場和企業家帶來什麼影響？現在實行低門檻的注冊資本，不僅有助於理順政府和企業的關系，還相當於政府把企業的"殼資源"還給公眾，從而大大動員中國社會潛藏的企業家資源。這種變化無疑將推動中國普通民眾獲得職業生涯的重大轉變，其透露出來的頂層思想的變化是驚人的。

竹立家(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一些人期待現階段改革會出現石破天驚的東西，但這種想法並不現實。現階段的改革是前30年改革的全面深化階段，尤其是在經濟方面，由於經濟體制改革已經接近完成，下一步主要是完善，所以現階段改革體現的是傳承性。近年來我們已經推進了多項改革，涉及經濟、政治和社會諸多領域，其中相當一部分已經付諸實踐，所以接下來端上來的菜和以前不會差多少，但語言表述會更加精致和成熟。

江涌(國家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社會尤其是網絡虛擬社會當下對改革的期待相當高，但這種被媒體拉起來的期待、被網絡輿論吊起來的胃口值得思考。人們應該理性認識改革及其作用，不能坐視社會期待被一些人鼓噪著抬高，因為現在期待越高，未來失望有可能越大，期待不高反而容易有驚喜，喜出望外有助於提高幸福感。當下中國進行改革，並不能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做簡單比較。那時社會充溢著一致的"大轉型"、"大調整"要求，也罕有利益集團的牽絆，非常容易凝聚人心，現在則幾乎不具有那種背景。首先是代際的歷史傳承，而不是突變，其次是中國社會當前利益分歧很多，共識較少，利益訴求大不一樣，過去中國社會在探索改革時很容易找利益的最小公倍數，而現在則隻能轉而去找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兩個數所代表的利益差異很大，反映出在今天的中國進行類似昔日勢如破竹的改革幾乎不可能。

中國正在步入"風險社會"

竹立家：當下進行改革的一大背景是：轉型中的中國正在步入"風險社會"。這種現狀的第一種表現是政府公信力不斷下降，造成治理能力和成效的下降。第二則是一些公共機構有組織地不負責任。第三是理論的"不在狀態"和現實的"不在場"。國外的思想家是出思想的，而我們好多專家學者研究問題往往顧左右而言他，脫離現實進行自我"操練"，漠視社會現實和群眾要求。最后是主體意識的崛起，中國社會的發展，已經到了一個"主體身份建構"的時代，中國社會傳統的一致性正在向現代的多樣性轉化，特別是微博出現后，每個人都可以表達見解。

陳欣新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確實在進入某種風險期，但這種風險期主要不是因為政府做錯了什麼，而是社會自身成長帶來的問題。這就好比當孩童逐漸長大，有了一定自主意識但自控能力還不足時，容易闖禍惹事﹔而當孩童真正長大，完全獨立自主時，家長不僅不能隨意干涉，反而會對孩子逐漸產生依賴性。因此，中國之所以步入風險期，就是因為自己在某些物質領域的積累雖然達到了一定的豐富程度，但是社會成熟度還不足，就好比一個少年，雖然已經擁有一米九的身高，但是年齡還隻有十二三歲。整個社會都需要不斷在改革進程中歷練才能早日度過這個風險期。

曹和平：農村也是一個重要問題。中國的房價之所以高，並不只是和地方政府、房地產商有關，而是存在農村土地制度這一制度性因素。中國現有人口中，基本是一半在城市，一半在農村，但是農村的小產權房不能在大市場范圍內交易，因而通過購買農村住房不能實現保值增值目的。因此，與不斷上漲的城市房價相比，農村房價很難提高，農民取得的貨幣收入很難通過購買農村住房實現升值，所以農村居民選擇到城市裡買房子。這就在制度上不斷抬升房價，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和經濟風險。

中國眾多普通百姓收入低的主要原因就是除了工資性收入外，他們獲得資本性收入的途徑非常少。未來要進行生產要素方面的改革，就應考慮留個口子，使農民既有進城打工的勞動收入，又能在農村獲得資本性收入。如在征地補償上，既要考慮讓農民獲得貨幣資本，也要設法讓他們能從征地上建設的各種工業園區、項目中獲得股權資本，從而更好地幫助農民獲取當今和未來的收入。

江涌：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們是國際秩序的受益者，當下進行改革就是要和國際接軌，要接受國際秩序，而接軌的表現就是全面市場化，包括所謂國有資產資本化，我認為這種思路需要慎重，否則會帶來很大風險。市場化就是資本化，在全球化條件下，市場化則可能成為國際資本化，而國際資本化就是用國際壟斷資本主義(一類帝國主義)來改造中國的生產方式，改造中國的經濟、社會與國家。從上世紀拉美國家的資本化經驗來看，在全球化條件下，國家資本主義路線是走不通的，隻能變成事實上的附庸，我們必須要對其蘊藏的巨大社會風險加強警惕。很多時候，不是細節決定成敗，而是方向決定成敗，細節只是影響好壞。

以開放促改革

陳欣新：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行多年，其中存在各種微妙變化。例如，在1978年到1988年間，中國更多是以改革帶動開放，因為那時如果不進行改革根本就無法順利實現對外開放﹔但在1992年以后，則主要是以開放促進改革，這時如果不繼續進行開放，就無法真正融入世界。改革進程中存在的一個難點就是，假如中國是個封閉的系統，內部的改革阻力如果大於動力，就很可能改不動，但如果進行開放，就會改變內部力量的對比，給改革增加新的動力和推力。因此，我們除了要在經濟領域進一步推進開放外，還要在法律制度改革、立法和行政改革等方面同樣以開放促改革。

江涌：在進一步以開放促改革的過程中，我們還應該認識到"市場化"並不是改革一以貫之的。有些媒體關注改革時很大程度上在強調市場化，這有點過，不能把思想糾結於要麼市場、要麼政府，兩者其實並不構成矛盾關系。我們應該看到，除了市場(企業)和政府(國家)外，還有社會。眾多東亞國家的治理經驗和中國國情決定中國不能走"小政府，大市場"的路子，而是要"強政府"。我們看到，近期政府的簡政放權舉措中涉及十分廣泛，在多項審批權下放的具體舉措中，有的是要推進市場化，有一部分則是大力發展社會化，還有一部分是要強化政府職能。總的來說，改革取向市場化不是唯一的，還有社會化和國家化。

竹立家：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很大變化，在深層結構上呈現"結構性緊張"。這種緊張既包括"利益結構的緊張"、"文化結構的緊張"和"價值結構的緊張"，還包括"制度結構緊張"，其主要特征是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文化制度不相適應的狀況比較突出，但由於經濟學的霸權主義，經濟成了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案，導致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間的沖突比較嚴重，制約了中國社會主義改革向深層次挺進。因此，有必要在中國社會重新嵌入公平基因，過去可以經濟為中心構筑改革話語，未來必須以公正為中心，打造改革的結構性升級版。我們的改革應包括價值高度，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很多措施隻講現實利益，不考慮社會價值，應像資本主義世界把自由作為核心價值一樣，把公正作為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打造公正的秩序和社會體制。

曹和平：我同樣期待下一步改革在思想理論方面的新亮點，中國作為一個崛起大國，理論改革應該有更多的國際視野。從歷史上看，一個國家沒有硬實力，很容易被別人打垮，但如果沒有軟實力，別人不打，自己就會先垮，中國必須在軟實力傳播上實現重大突破。同時，中國還要正視過去在科技領域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尤其是一些重大科技工程中存在的嚴重浪費現象，通過改革讓真正愛做研究的人做研究，而不是讓那些愛錢的人做研究。

隻要穩步推動全面改革，在各種因素影響下，中國到2017年就有可能在經濟總量上超過美國或與其持平。中國現在已經擁有近兩萬個各類科技和產業園區，即使成功率僅有2%，也有約400個成功園區，每年還有近800萬大學畢業生成為新增勞動力，而美國每年隻有160多萬大學畢業生。可以說，到2025年，如果美國沒有50個硅谷，沒有5億的人口規模，將很難與中國競爭。要真正促成這種競爭變局的出現，需要整個國家和社會圍繞改革開放不斷奮斗。▲(本文節選自環球時報舉辦的座談會嘉賓發言，林鵬飛、曹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