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称作法学界的“善舞者”，与政府共舞，与权力共舞，并在此过程中让政府官员和更多的人领会法律和法治的魂灵。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提出适当的理论学说，推进这个国家的法治事业，在激进和保守之间保持了高超的平衡。

他即将动笔的自传已写下这样的题记：“这是一轮红日，在他的梦境里喷薄欲出；这是一缕忧伤，在他的思绪里挥之不去；这是一股激情，在他的生命里熊熊燃烧；这是一曲法颂，在他的著述里放声歌唱。”

这就是李步云，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法治史上注定要留下其浓墨重彩一笔的法学家。

朝鲜战场血与火

从此后的人生经历来看，我之所以在理论研究上有点勇气，应该同我个人的这段独特经历有关。

燕园阳光与阴霾

十年“文革”，人权遭受到无以复加的肆意践踏。如今，“人权”这一伟大名词仍然存在如何“脱敏”的问题，这和“文革”思维多少有一点联系，但主要还是一个政治智慧的问题

财新《中国改革》：1957年，你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时期还有幸师从著名法学家张友渔。燕园的那段读书生活是怎样的？

李步云：我进北大读本科，见到的第一条迎接新生入学的横幅标语就是“欢迎未来的法学家”。

从那时起，我就立下了终生从事法学研究的志向。

五年本科、三年研究生，我一直过着宿舍、饭厅和教室（或者图书馆）“三点一线”的生活。不过，那八年一点都没有感觉枯燥，天天都沉醉在知识的海洋中。1961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2年夏季，《人民日报》曾刊登新华社的一篇报道，说北京大学当年的大学毕业生成绩普遍优良，其中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当时，我在各方面表现都比较突出，如13门考试科目，9门是优，4门良。《北京日报》副总编辑黎先耀在学校一连采访了五天，并旁听了我的论文答辩，写出了长篇报道《大学生的最后一课》。

本科毕业后，我没有任何犹豫就决定报考研究生继续深造。那一年，中央决定聘请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的一批著名学者，如张友渔、任继愈、于光远，在北大招收研究生。我有幸成为“法坛泰斗”张友渔教授的开门弟子。

我曾用八个字来概括张老一生的治学理念，即“求实、创新、严谨、宽容”。其实，这八个字也可视为对北大精神“民主、科学”这四个字的演绎。在北大毕业之后的40多年学术生涯中，我也把这四个字当作自己终生的事业追求。

财新《中国改革》：那时的大学生涯是不是染有特别的时代色彩？

李步云：那个年代，人们的精神世界非常单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对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对民族振兴与社会进步的信心，都是发自内心的。

我们曾在门头沟西斋堂“半工半读”六个月，白天同老乡一起背石头修水渠，或听老师讲授外语、汉语、专业等课程，晚上就坐在火炕上同房东聊天，听他们讲革命老区的故事，感觉同劳动人民的心贴得更近了。

现在的北大图书馆那时是块草地，“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年级曾在那里种过胡萝卜，每人分到一脸盆，以补营养不足。

即使在那样艰难的岁月，同学们的情绪始终饱满、乐观。同时，也并不妨碍看书学习，西方古典名著都是那时看的，思维逻辑文笔也是那时练的。

财新《中国改革》：你入学时正是“反右”运动在全国泛滥开来的时候，对政治的风云变幻你有怎样的记忆？

李步云：1957年秋，“反右”运动已接近尾声。我参加过什么活动已经记忆模糊。但是，对马寅初教授的一次批判会却令我难忘。

我不是经济系的学生，但因为是批判鼎鼎大名的马校长，我还是去旁听了一次批判会。阶梯教室坐了约200人，尽管年轻老师和学生的质疑和批评语调并不激烈，但会场的气氛仍然十分严肃和紧张。让人印象最深的是，马寅初教授在近三个小时中，站在台上一直耐心地回答提问和解释自己的观点，没有说一句违心的“自我批判”的假话，而且始终和颜悦色，还不时同批评者开一两句玩笑。如说，“你们尽管批判，你们越批，我越心宽体胖。”后来读李锐《世纪之交留言》才知道，当时，周恩来曾建议他做个检讨，好过关。但马老严肃地表示：“我决不在压力下屈服。我虽年届八十，明知寡不敌众，我也要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这也许就是蔡元培校长所倡导并为北大始终坚持和实践的“民主”与“科学”精神吧。

一个有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学者或政治家，是不惧怕别人批判的。他应能敢于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对批判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是批评错了的人也能宽容。学术是这样，政治也应当是这样。

财新《中国改革》：研究生毕业后，你并没有直接投入法学研究，为什么呢？

李步云：毕业后两年，我在北大“留校待分配”。当时，北大是全国社会主义教育的重点，我曾随学校社教工作团到著名的四季青公社工作，担任公社工作队队长。在长达七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只抓了两件事，一是组织公社干部学习，正面领会文件精神；二是组织人员清查公社及其直属单位如电影放映队的账目。在各种会议上，我和工作队队员从未批评过任何干部，包括公社领导。有一次，公社社长张玉龙找我谈话，痛哭流涕地检讨自己在工作中的一些失误，我还一再安慰他，不要过于自责。其实，这主要不是因为我当时对“左”的一些思想与政策有多么深刻的认识，而是基于我一生为人处世的宽容思想。

1967年2月，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1971年，学部下放河南息县，其间我被派往东岳公社李庄大队担任“批修整风工作组”组长。那一年，我也没整过任何一位党员干部。

我经常在一些聚会上开玩笑地问同事、朋友和学生，让他们猜“我最喜欢的两首歌是什么？答案是，一首是《让世界充满爱》，另一首是《心太软》。

财新《中国改革》：在政治运动无止无休的年代，学校也非净土。能否讲一讲“文革”时的北大？

李步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都被调回学校参加运动。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推动下，北大首当其冲，成了重灾区。但是，绝大多数师生头脑还是冷静的。

1966年5月19日，部分红卫兵在校园里到处搜查，揪斗“黑帮”、“走资派”，校园一片恐怖。围绕此次“5•19事件”，校内曾开展广泛激烈的辩论。

在法律系学生住宿的29号楼前广场上曾举行过一次有1000多人参加的辩论。我上台发了言，说：对这次事件，我的看法可以概括为三句话：方向正确，方法不对，效果不好。我说“方向正确”，一方面自己有点被来势很凶的“文化大革命”搞懵了，另一方面，当时不这样讲也不行。不过，我提出不应该武斗，不应该污辱人。

说到这里，我想起那之后14年的一件往事。1980年，我正被借调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当时，基层人大搞换届选举，北大学生广泛开展了“自由竞选”活动，一时间局势颇为紧张。领导派我到北大做实地调查。我在小礼堂听了竞选班子组织的竞选演说，后又听取学校党委副书记马石江的汇报。他说，对此，学校的方针不是高压，而是疏导。

今天回想起来，与其他大学相比，从1957年到1967年的十年里，北大的学生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主流并不算过火，“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消极影响已经尽量减小到最低程度。

财新《中国改革》：北大的学习经历对你整个人生有哪些深刻的影响？

李步云：如果说我这一生还有一点什么成就的话，我首先归功于北大，归功于北大的传统，就是民主、科学。民主就是要政治上宽容，科学就是让思想上严谨。

同时，我这一生有两点值得骄傲：一个是民主思想，另一个是绝不说假话。我现在出了30多本书，300多篇文章，感觉还没有一个观点是错了，尽管我的创新观点很有限。这与我在北大所受的教育无法分开。

财新《中国改革》：你参加工作时，正赶上“文革”的高潮，你有什么特别的经历？

李步云：1967年初，北大30多名研究生联名给中央写信说，再这样待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思，要求分配工作。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同意。这一年2月，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法学所，一直工作至今。

当时，所里分为左中右三大派，我不参加不行，就当了中间派。折腾四个月后，法学所带头搞“大联合”，一派出一个头头，我是中间派的头头，而且没想到当了所里的“一把手”，主持了四个月工作。当时我被起了个外号“八级泥瓦匠”——就是“和稀泥”的，号召大家不要彼此斗来斗去，因此，法学所也成为院里惟一把三派联合起来的所，维持了正常运转。

当时，我的导师张友渔被中央专案组审查，我提出反对武斗，只能批评。老师因此没有遭受到多大污辱。对此，我至今感到欣慰。

1976年“四五”运动，我还是全院惟一带队去天安门广场悼念的党总支委员。在我的组织下，法学所与世界所三四十人分头到南河沿口整好队伍前往广场。

到“文革”后期，我开始觉悟。1972年写过一篇文章寄给《红旗》杂志，题目是《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指出再这么搞不行，当然没有被采用。我还开始写小册子《辩证法与诡辩论》，批判“四人帮”的八种诡辩手法。还记得第一个标题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讲他们抓住老干部的一句话两句话无限上纲。那时，许多人已经开始反思“文革”了。

财新《中国改革》：从人权、法治的角度，你如何评判“文革”？

李步云：十年“文革”的最大危害，是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人权遭受了肆意践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人权事业从理论到实践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今天，在不少高层和中层干部中仍然把它看得很敏感，不敢提、不敢碰，因此，“人权”这一伟大名词仍然存在一个如何“脱敏”的问题。

这和“文革”的思维多少有一点点联系，但主要还是一个政治智慧问题。

来源：财新《中国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