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仁文。

所有涉及到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都应通过法院来裁判，实现司法化。这是国际共通的司法理念，也是劳教制度走向的一个基本共识。

在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仁文看来，与西方刑法体系所不同的是，中国刑法体系目前仍是狭义上的概念。中国的劳教，实质上包含了西方刑法体系中部分轻罪和违警罪，废除劳教制度目前并不现实，但可通过脱胎换骨的改造，实现劳教的司法化路径。

本报记者周喜丰 实习生夏沛 北京报道

在国际公约中，一个前提就是，不管哪种行为，只要后果是剥夺人身自由，就是一种刑法的后果。刑法的后果当然要符合法治的一般原则。对于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就不能由公安机关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必然要由司法裁决。——刘仁文

存废之争“完全废除不现实，应将其纳入刑法”

潇湘晨报：目前，废除劳教制度的呼声很强烈。对于劳教是废止还是改革，目前争论也很大，你怎么看？

刘仁文：要完全取消劳教制度，目前看来也不现实。任何一个制度都有一个惯性。现在，如果我们要把劳教和治安处罚完全废除，那必须纳入刑法体系。

西方法制没有我们的劳教和治安处罚，并不是说这一块行为它就不管。

西方刑法是“立法定性、司法定量”，我国刑法却是“立法既定性，又定量”。

我国刑法强调打击少数，认为在西方国家盗窃一块钱、一个苹果也构成犯罪，打击面太大。国外学者认为，盗窃钱包，谁知道里面是一块钱还是一千块钱？反正都是盗窃行为，性质没什么不一样。我们有人对此百思不得其解，认为盗窃一个苹果就要定罪，这太残忍了。

事实上，西方刑法有一个过滤程序，有一套良好的制度设计，比如，刑事和解程序、暂缓起诉制度等等，从而使得盗窃一个苹果、初次逃一块钱票之类的轻微违法行为不被起诉，但若再犯，即便只是盗窃一个苹果、逃一块钱票，也完全有可能被起诉。

潇湘晨报：我国刑法在立法上定量，是否意味着需要刑法之外的一套制度来处理？

刘仁文：长期以来，中国广义上的刑法体系，实际上我叫它“三驾马车”，一个是我们的刑法典，就是狭义上的刑法，另一个是劳教，还有一个是治安处罚。

国际上比较通常的做法，是在刑法典中分为重罪、轻罪和违警罪，这三种罪根据性质和严重程度分别对应轻重不同的刑罚。与刑罚相对应的，还有一种叫保安处分，主要针对那些没有责任能力的人，如精神病人，或者那些有严重不良嗜好和恶习需要教育矫正的，如毒品成瘾者。这四部分内容，我称之为刑法体系的“四驾马车”。

我国刑法基本对应西方国家的重罪，劳教基本对应他们的轻罪，治安处罚基本对应他们的违警罪。

像我们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劳教，“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气死公安难倒法院”的这类人，虽然行为不严重，但屡教不改，治安拘留、罚款都不管用，对这些人怎么办？于是搞劳教，来矫正他们的恶习。

在国际公约中，一个前提就是，不管哪种行为，只要后果是剥夺人身自由，就是一种刑法的后果。刑法的后果当然要符合法治的一般原则。对于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就不能由公安机关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必然要由司法裁决。

因此，最理想的做法是建立一部统一的刑法典，把“四驾马车”全部纳入刑法。但在短期内，制度有一个惯性，很难一下子更改。比如说，你要把治安处罚也从公安机关剥离，全部交给法院，短期内很难做到。

发展趋势“劳教程序应由司法机关来决定”

潇湘晨报：有人说，直接把劳教废除，然后将刑法和治安处罚法稍作调整，就能实现两者的无缝对接。是这样吗？

刘仁文：将来的目标就是要实现：所有涉及到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一定要司法化。这是一个趋势。比如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经过我们多年呼吁，今年的新刑诉法就把它司法化了。

又比如禁毒法，颁布时都夸它是一种进步，因为它强调社区禁毒、自愿戒毒有机协调，不像过去片面强调劳教戒毒。但从另一个意义来说，强制戒毒还是由公安机关来决定，为什么权力不交给法院？这里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

我国的劳教，涉及轻罪这一部分，可以通过与刑法和治安处罚法的衔接解决掉。传统意义上，劳教更强调主观恶性。而刑法和治安处罚法更强调后果。但现在我国刑法的修改有改变这一做法的趋势，如2011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对于扒窃行为等，不论数额大小，理论上都可作为犯罪来处理，说明现在刑法从过去片面地依赖数额、后果，转而综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

潇湘晨报：那么接下来，应如何解决对应西方法制的保安处分这一块？

刘仁文：我认为，要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改革，把劳动教养制度改造成类似于西方国家的保安处分制度。

第一，程序上要由司法机关来决定，决定权从公安移交到法院，实现司法化。第二，处分的对象要限定。

比如去年挪威枪杀案的凶手，被判了21年有期徒刑，没有判死刑，是因为整个欧洲已经没有死刑。但该案留了一个尾巴，21年服刑期满以后，如果没有危险性，就要放出来，如果通不过鉴定，还是有危险性，就要继续关押。后面这个尾巴，这就是保安处分的一种。

保安处分更多的是针对病人或者有恶习的人，要对他进行治疗或者矫正，它是基于未来很可能发生危险，是为保卫社会进行的一种预防措施。

潇湘晨报：但现在有一部分人属于上访户，这些人往往是地方政府出于维稳需要，而将他们投入劳教所的。

刘仁文：上访本是公民的权利，对待上访户不能依赖劳教。现在劳教场所里还有一种所谓的犯罪嫌疑人，办案机关办案期限已经到了，案子没查清楚，到法院去起诉好像又判不了，所以放去劳教，好让这个案子有时间查清楚，“以教代侦”。这个是完全错误的，一定要取消。

潇湘晨报：劳教的司法化是否会真如公安部门所担忧的，会有维稳的压力？

刘仁文：根据劳教现在发生的变化，这个我们没有必要担心。因为劳教场所一大半以上的是强制戒毒，其他的劳教人数已经相对较少，并且他们都是很轻微的犯罪，我觉得这个压力不要高估了。

还一个担忧，是怕劳教司法化后法院不堪重负。这个问题也要一分二地看。第一，就像收回死刑核准权，当时说这个成本很高，最高法要增加很多编制，现在看来，确实也增加了一些编制，但这个有什么不可以？国家现在经济发展了，有能力在保障人权、法治的程序正当方面跟国际接轨，这是法治必须付出的成本；第二，劳教案件司法化后，经过详细的论证和设计，不一定要像现在的刑事诉讼那么复杂，可以借鉴它的简易程序。

如何改造“针对不同对象要有不同的管理方式”

潇湘晨报：对于劳动教养的执行，应该如何改造？

刘仁文：劳教制度最初设计的时候，跟劳改在性质上是有本质区别的，执行方式上也有很大不同。比如，劳教制度是有劳动报酬的，劳教人员是可以放假的，制度设计最初较为人性化。

但实际上，在剥夺人身自由的严厉程度上，现在劳教与劳改没有区别。如果一个人送去劳教了，老百姓就以为是去坐牢了。

要回归到劳教的最初设计，还是要把劳教所办成一个开放的社会学校。如果还是强制劳动，那就没有意义了。

当然，改造后的劳教，也不能简单地强调开放化。比如强制戒毒，你强调开放化，他就会跑掉，达不到戒毒的目的。又如，我们主张缩短劳教的期限，但对于戒毒的，还得考虑多长时间内符合戒毒的规律。所以，劳教制度的改造要分门别类，脱胎换骨以后还要针对不同对象有不同的制度设计和管理方式。

潇湘晨报：《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进入了立法计划，但迟迟未出台，阻力在哪里？

刘仁文：作为多年研究劳教制度的人，我特别希望这个法律尽快出台。最近曝出的典型案例也敲了一个警钟，如果再出现这样的案例，很担心像当年的孙志刚案件，成为压倒制度的最后一根稻草，那这个主动权就不是掌握在立法者手上，很被动。

实际上，当年收容遣送制度，也不是不想改革，民政部一直在讨论，会也开了好多次，但迟迟没有出台，孙志刚案件发生后才被迫出台，搞得很被动。

据我了解，主要的阻力还是在于决定权归谁。公安机关出于种种担忧，维稳、各种社会治安压力等，对把劳教的裁判权移交到法院接受不了。

潇湘晨报：如果矫治法出台的话，你觉得能达到你预期的效果吗？

刘仁文：《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能否达到我预期的效果，我还是持怀疑的态度。我们担心，矫治法可能更多的还是针对介于触犯刑法和治安处罚法之间的行为，所谓屡教不改、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气死公安难倒法院的这些人，恐怕违法行为矫治法的“触角”还是触碰不到，比如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强制戒毒等。

现在，法律的草案都没有成形，如果立法者能够采纳这些，把我国对应西方法制保安处分这一块体系化、司法化，然后利用现有的劳教场所和人员，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改造，分门别类，有的放矢，既是对社会的安全保卫，又能实现对这些人的程序正当化，保障人权。这也是违法行为矫治法存在的最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