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其中第76条规定了“强制性教育措施”这样一种处罚方式。乍一看，读者不甚明白，何为“强制性教育措施”？经过查阅和咨询，才得知这里的“强制性教育措施”在原来的草案中表述为“劳动教养”，后来在常委会审议过程中，依据部分常委会委员意见，将“劳动教养”改称“强制性教育措施”。

无独有偶，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禁毒法》也使用了“强制性教育措施”的措辞，据前者推断，这里的“强制性教育措施”也应指“劳动教养”。

这种立法方式在我看来并不可取，在劳动教养制度还没有废除或变更名称之前，又使用另一个名称，容易使人产生误会，不符合法律明确性的要求，毕竟“强制性教育措施”的解释空间比劳动教养要大。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立法方式在其他法律中也不鲜见。如我国刑法分则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前面对各罪名的最高刑均为无期徒刑，但在最后一条中却又来一个总括式的规定：本章上述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中，除某几个罪外，其他均可以判处死刑。

再如，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依据《刑法》第93条的规定，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根据《宪法》，“国家机关”是指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军事机关，并不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级机关。为什么不将“国家工作人员”这一重要概念界定清楚，将其具体包含哪几类人详细列举出来？须知它可是关系到《刑法》中的贪污贿赂和渎职等犯罪的主体认定啊！

立法首要的是要明确，不明确的法就会造成误会和费解，不足以昭示人和警醒人，也不方便法的适用；立法要注意参照别国经验，向国际标准看齐，但决不能机械化和简单化。比如我国的工会、共青团和妇联，对外交流时其身份是非政府组织，但在我国语境里，有关人员都享有相应的行政级别，若简单地因它们是非政府组织就将其排除在国家工作人员之外，因而不构成某些以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犯罪，显然有悖法律的公平和正义，也不符合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贯做法。

中国的法律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削足适履，只要是国情所需，就应当大大方方地反映在法律条文里。有的问题，像劳动教养，尽管现在讨论比较多，但作为国家一项实施了几十年而且现在还在继续适用的制度，是回避不了的，即使用“强制性教育措施”来取代“劳动教养”的表达，实践中仍是劳动教养，反而给有关法律适用机关增加了困惑。

当然，一方面要正视这些带有国情性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不妨碍我们该进行改革的就要改革，如劳动教养制度，立法机关已在起草《违法行为矫治法》，准备用来取代该制度，笔者也一直在呼吁，针对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违法行为矫治法》应当尽快出台。但在正式改革出台之前，我们没必要回避这些问题。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东方早报》2012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