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子堂，1965年10月生，河南新野人，现任西南政法大学校长。1981年入西南政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94年考入北京大学攻读全脱产类法学博士学位。1998年8月作为重点引进人才回西南政法大学工作。1999年进入武汉大学博士后流动站。2000年由讲师破格晋升教授职　

法制日报记者蒋安杰

付子堂主要侧重在法律社会学领域，注重社会生活中法律的功能与实效。他于1999年出版的博士论文《法律功能论》，系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法律功能问题的专著，对于法社会学研究具有一定开拓意义。在处理法律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他提出的"法之理在法外"命题在法学界引起了广泛影响。

马克思主义经典法律思想研究是付子堂的另一着力点。他主张，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源泉在于同现代社会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要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他于2005年出版的个人专著《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被教育部正式列为向全国推荐的国家级"研究生教学用书"，并获得重庆市人民政府颁发的第五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论文《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研究论纲》荣获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2008年，付子堂教授应中央政法委邀请，为中央政法机关和全国省级政法部门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举办题为"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在中国的发展"的专题讲座，受到好评。

历年来，他思索法理，笔耕不辍，发表于《人民日报》、《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国家级权威报刊及中文核心期刊的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法学教材、专著、辞书等40部。其中，2005年主编出版的《法理学初阶》和《法理学进阶》，在法理学的内在结构和外在表现形式方面进行了许多新的探讨，是"法之理在法外"之理论命题和"应用法理学"之主张的一种初步尝试。《法理学初阶》、《法理学进阶》和《法理学高阶》，构成中国法学界独特的"法理学三部曲"。

立足大地促进民生

"凭现实以审视法理，借法理以优化现实"，是付子堂教授一以贯之的学术风格。他认为："现实是人类生存的当下处境，是人类感知的直接对象，是催生人类思想之花的生活之树。'书本上的法'内容明确、逻辑一致，却缺乏应有的灵活，甚至僵化停滞。'书本上的法'只有关注现实生活，才有其应有的活力和热度。关注现实，学术才有正确的指向；体察生活，思想才能打动人心。"多年来，他的学术人生正是沿着这一思路渐次展开的。

在学术界，付子堂教授较早提出并系统论证了"民生法治"这一范畴，提出在当代社会转型期严峻形势之下，应将关注重心从民主法治转换到民生法治，应当通过法治切实保障民生，使广大民众自觉成为民主法治的基本推动力。

最近几年，付子堂教授从当下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出发，提出实现法律的现代化转型，逐步促进法理学基础理论的进步与创新，主张着眼于解决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所特有的法律问题，从宏观上构建当代中国转型期的法律与社会的一般理论。为此，他提出"发展中法治"概念，即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状，自然意味着法治的"发展中"属性，研究当代中国转型期的社会与法律问题，就是要努力描绘一幅"发展中法治"的图景。

追求善治定格和谐

获得"全国十大青年法学家"荣誉称号，付子堂教授最大的感受就是"感谢母校"。

他说："没有西南政法学院(大学)，就没有我的事业发展；没有我的老师们，就没有我的任何成就。"这段质朴的表白承载了付子堂教授对母校西南政法大学的深切感恩，也记录了他从豫西乡村的贫寒学子到卓有建树的法理学家的成长履痕。

1985年，完成本科学习的付子堂顺利考上了本校法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法理学家黎国智教授和李权教授，开启了自己学术人生的第一扇门---马克思法律思想，开始甘坐冷板凳，潜心研读马克思经典文献，力图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以此探寻出一条用法律方式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道路，这个冷板凳一坐就是二十余年。

如今，已是法学界"黄埔军校"校长的付子堂依然保持着低调为人的姿态，高调寻求社会问题的法律解决之道，力图构建以民生为理念、以法治为依托、具有平等、人权和正义三大价值的善治。

面对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管理难题，如何寻求一种适合我国自身发展特质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经成为中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课题。法治秩序不仅有赖于合乎法治理念的制度建构，还必须有赖于有效的社会管理。因此，付子堂教授认为，必须将法律当作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基本手段，把法治作为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突破口，实现社会管理过程全面法治化，逐步建构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国的社会管理模式应该朝哪个方向转型，对此付子堂教授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我们必须完成社会管理模式革命性的转型，形成以民生为导向、以法治为框架的社会管理新模式。"具体而言，必须以民生为基本价值，以实现民生法治为目的；不仅要关注社会矛盾的化解，还要关注社会建设和一般社会管理本身；不仅要建构化解社会矛盾的法律调处机制，更要建构保证良法能够善治的机制，最终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他说："我的理想，是追求善治；我的学术目标，定格于和谐社会中的民生法治。"

王振民，河南郑州人，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全国台湾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本报记者蒋安杰

说起来真是难以想象，因为这么一个十杰的访谈，我和王振民院长的见面时间从元旦前约到今年，从海淀转到西城，又转到朝阳，最后的1月23日晚上，却以匆匆的半个小时在我家楼下的咖啡厅草草结束"战斗"，时间紧得都没顾上喝一口水。似乎我的理由还算充分，因为年底忙，因为路上堵车，所以时间一再改变，但人家这么有名的一位清华法学院院长不忙吗？现在想想，更过分的是，我还把人家当做了"车夫"，让王院长帮忙把去大会堂参加会议的车证顺便带过来。

而对于这一切，王振民院长都"笑纳"了，因为他就是这么一位谦和、温文尔雅、说话声调不高、慢条斯理、让人觉得非常舒适的一个人，嘴角经常带出的一点儿微笑，让你觉得非常好接近，没有任何架子，非常低调、淡定、朴实。

但听他讲起他为清华法学院的腾飞所做的工作，却都是宏伟的目标和理想，有些甚至已经变为现实，不由得心生敬意和钦佩。

2008年7月，王振民担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后，在他积极努力多方奔走下，清华大学法学院的新大楼已经立项，确定了选址，据说两千万以上的投资也已经到位，为法学院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物质基础。清华法学院今日的成就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和汗水，但王振民院长功不可没。

谈到担任院长以来为法学院的发展所作出的努力，他说，一是引进了一些非常优秀的教师，例如冯象教授、林来梵教授等；二是大学不仅要有大师，也要有大楼；三是让法学院有了自己独特的特点，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

面临从象牙塔里的学者向负责行政事务的角色转变，王振民院长很认真地谈到，院长的首要任务就是配合国家的法治建设，为国家培养优秀的法治人才；另外，要配合学校，把清华大学法学院建设成中国顶尖、世界一流的法学院。对于如何才能达成这一目标，王振民院长认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一流的教师队伍；二是一流的硬件设施；三是一流的学生。

"清华法学院在人才培养上的宗旨是：中国情怀、国际视野、清华特色。清华法学院的学生要具有远大的理想，既要脚踏实地又要仰望星空，做一名真正优秀的精英法律人才。"

践行"行胜于言"的法学才俊

王振民是在河南老家完成小学和中学教育的。家乡18年的艰苦生活和求学，锻造了他吃苦耐劳、坚韧不拔、敦厚诚恳的性格。农村生活的艰辛和困苦使他萌生为黎民百姓谋福祉之念头。对历史和地理的酷爱、强烈朴素的爱国热情，使他能随意勾画出近代中国丢失的每一片国土。

除了中学以前的农村经历，王振民还有一段特殊经历，他当过一年工人。198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之后，根据学校安排，当年中国人民大学从大学应届毕业生直接考取的研究生都要参加劳动锻炼。他便与三十多位研究生于1989年至1990年在北京印染厂印花车间，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整整一年，这使他了解了当代中国工人的情况，更加认识了国情。

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之后，他于1995年8月正式到清华大学任教。

王振民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宪法学、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他科学研究成绩突出，许多成果具有开创性。出版学术专著两部，发表中英文论文五十余篇。他的论文被中外学术机构翻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据不完全统计，他的著作论文被中外学术期刊引用达三百多次。曾多次应邀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发表演讲。他承担了国家许多重要研究课题，参加了国家有关立法起草、法律解释工作、涉港澳台法律研究和政策论证工作，得到学界的广泛好评和有关领导部门的高度重视。

王振民较早关注了中国宪法的实施程序问题，认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违宪是最严重的违法，应该尽快完善我国宪法实施的程序。他大胆引进"宪法程序法"的概念，把宪法学问题分为程序法和实体法两大部分，整个宪法学体系以程序部分为主线来统领。他主张应该完善中国宪法监督程序，认为建立宪法监督机制是中国实现法治的关键。他发表的关于中国宪法监督的文章，第一次采用实证分析法研究中国宪法实施问题，已经一百多次被国内外学术论文引用，对完善中国宪法监督程序发挥了推动作用，国外学者认为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宪法学开始从单纯的理论研究进入到实证研究阶段。他的关于中国宪法监督程序方面的专著，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鉴于王振民在基本法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年仅38岁的他于2004年12月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吴邦国委员长亲自颁发了任命状。2006年2月他又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他因而也成为当时在两个基本法委员会中同时任职的唯一学术界人士，也是两个基本法委员会中年龄最小的委员。他于2009年12月又再次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

学术无止境

对王振民来说，现在能够承蒙法学界前辈、法学界同仁的认可、厚爱，当选第六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无疑是他人生与学术生涯中的巨大荣誉。

他认为，这一荣誉同时也是宪法学科的荣誉，更是他以只争朝夕的精神风貌、为实现"培养中国未来法律精英，为二十一世纪输送学术大师、治国之才、兴邦之士"法学教育理念而不懈努力的清华大学法学院的荣誉。

虽然被评选为"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但面对这一荣誉，王振民院长谦虚地说，"学术无止境，我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还有很多领域需要进一步探索。我们的学术成果影响力不能仅限于国内，我们应该做出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十杰法学家更应当承担起这种使命和责任。"

王轶，1972年6月生，河南南阳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法学家》副主编等

□法制日报记者于呐洋

"70"后的王轶，是本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中得票最高的一位。

"获得这项荣誉，是前辈学者对我坚持的研究方向和投身的研究领域的肯定，坚定了我的学术自信心，让我相信自己选择的学术道路是适应中国需要的。在我求学的过程中，不止一位老师告诫我，一个好的研究者，关键不在于发表了多少篇文章或者在什么样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而在于有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分析问题的框架。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自己在过去的研究工作中相对比较注重民法原理与民法学方法问题，就是希望能够找到适应自己知识背景、思考能力和分析问题的框架。我深知，自己的研究工作才刚刚开始，以后的路还很长，但我会坚定地走下去。"王轶的话语中透着自信和坚持。

中国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曾经长期处于法律输出国的地位。中国的法律文化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中国制定和颁行的一系列民事立法中，已经有很多包涵中国元素的法律制度。

前辈民法学家一直致力于构建中国自己的民法体系和对中国的民事立法、民事司法以及与民法有关的社会实践具有解释力的民法学体系，中国的民事立法和民法学研究已经由"照着讲"逐步过渡到"接着讲"的阶段。做出这样的判断，原因有二：首先，中国民法学者所面对的民法学问题，一定不会和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学者面对的民法学问题完全相同；其次，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大国，我们的民法学者有着强烈的学术自尊心和自信心。

"接着讲"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只有中国民法学者才会面对的民法学问题，中国的民法学者要给出前人，包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学者也没有给过的答案；二是，对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学者都会面对的问题，中国的民法学者也应该致力于找到更好的答案。而就现阶段而言，这两方面的工作最终都要落实到民法典的起草过程中。

我们要出台一部确实适应中国实际需要，富有中国特色、具有中国气派，切合21世纪时代精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前辈学者们开创的路，需要我们这代人继续走下去，并且应该作出我们这代人应有的贡献，因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对国家和民族应该担负的责任。

在谈到这些的时候，王轶的话语里流露出对中国民法学未来的无限憧憬。

在整个采访的过程中，"感恩"是王轶说得最多的。他说自己很幸运，生活在一个重视法治的时代。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几经曲折，最终选择要"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给法律人提供了施展自身才华的机会。

他说，在自己人生的每个关键阶段，都有缘得到学术人品俱佳的老师的指点。在言谈中，他充满了对各位老师的感激。他的父母也是老师，这使他在求学的每个阶段对老师的感情都很特殊，在他心里，老师就是那个同时在学业和生活上带着他走的人。王轶说："为了所有爱我的和我爱的人，我会努力的。"

在谈到未来的目标时，他谈到，一是希望在民法规范论和民法学方法论领域各有一部能反映自己学术研究水平以及独立思考能力的专著；二是希望在学术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写出本专业领域的体系书和教材。

肖永平，现任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等

□法制日报记者赵阳

1984年，当肖永平踏入西南政法学院的门槛时，这位18岁的麻城少年正做着"律师梦"，电影中的大律师博学善辩，匡扶正义，让他神往。而今天，44岁的肖永平已成为武汉大学一名法学教授，是青年法学家中的佼佼者。

凭着对法律的浓厚兴趣，肖永平在一代法学宗师韩德培教授的指导下，他以一种"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精神倾注于国际私法的探索。1996年，其专著《中国冲突法立法问题研究》出版后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该书通过对各国冲突法立法体制及其基本运作方式的比较研究，剖析了我国冲突法立法现状，提出了一系列极有价值的立法建议。尤为可贵的是，他率先引入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在我国理论界第一次论证了国际私法法典化问题，从而在诸多学术领域实现了突破。

作为中国法学新生代的代表人物之一，肖永平逐渐形成了鲜明的学术风格：在反思中求创新，在创新中求突破，开放、多向和动态地思考问题。他主张，新一代学者要实现发展与重构国际私法学，须在人文积淀与研究方法上不断开拓，并力求掌握现代科技知识。

"独特的国情为每一个有强烈民族和社会责任感的法学家提供了肥沃的研究土壤，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私法学体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任务。"肖永平说。

肖永平认为，脱离司法实践而局限在"象牙塔"里做文章，无法迎接21世纪的挑战。让肖永平记忆深刻的有这样一件事：1998年2月，江苏南通某国有进出口公司与俄国商人发生经济纠纷，后来，英国银行在英国伦敦对中国某银行提起诉讼。肖永平毅然伸出援助之手，为当事人在英国法院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专家证言，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千万余元。

能够在即将步入中年的岁数当选"青年法学家"，对肖永平来说是一种幸运和荣誉，更是一种责任和鞭策。

"因为年轻，我们的学识和学养、品德和修养离真正的法学家还有很长的距离。因此，'青年法学家'的称号应该成为我们履行更多社会责任、提供更好法学产品、培养更优法律人才的动力。"肖永平说。

在肖永平看来，研究成果主要是理论化表现形式。大多数教科书从内容到形式没有鲜明的特色，专著一般是围绕某一专题的专门研究成果，但从中国的问题出发，从中国的社会实际寻求理论资源的专著还不多见，研究中国问题、提炼中国经验的论文在总量中也是少数。这些过于理论化的成果对上影响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力度还不够，对下容易失去对中国相关司法实践和仲裁实践的指引能力及培育人们国际私法意识的影响力。这样一来，不仅一般民众很难理解国际私法，就是其他领域的法律人也不太了解国际私法。因此，在国际私法传入中国100年，经过了30年持续发展的今天，国际私法并没有真正融入中国社会。这是值得理论研究者、立法者、实务工作者共同思考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中国的开放程度和国际民商事交往必将更加深入和频繁。中国以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为目标，通过国际法治来发挥自己的作用。我国未来的国际私法研究之路应该如何走？

"转移研究重心，实现国际私法的中国化。"肖永平给出了这样的答案。他说，对于中国的国际私法研究来说，要把重心从学习、引进和借鉴外国的国际私法转到研究、总结和提炼中国的国际私法实践和理论上来，就是要实现国际私法的中国化，即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制定中国的完善立法，创立中国的系统理论。

应飞虎，浙江诸暨人，1971年生，1993年毕业于浙江财税学院财政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96年、2002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获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1996年至今在深圳大学工作

□法制日报记者唐仲江

在入选本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的获奖者中，应飞虎是唯一的社科研究的代表。

近年来，应飞虎以一个学者的冷静与独立思考提出了一些具有创新的观点。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面对记者的提问，他说："我一直有非常强烈的创新意识。"在多年学术研究中，他坚信真实世界的探寻、现实问题的发现以及研究中较独特视角的采用也是一种创造。对于问题导向型的研究，提出的制度建议力求"科学"、"可行"。

在研究中，重视通过调查等方式探究发现现实世界中的真实情形；在制度对策研究中，重视了解和把握中国国情；在坚持法学立场的基础上，重视恰当地综合运用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和工具。因此，一些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如他独立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信息、权利与交易安全：消费者保护研究》被鉴定为优秀，鉴定意见认为，该成果是目前从信息视角研究消费者权益保护最具创新性并具有一定原创性的优秀成果。他的专著《信息失灵的制度克服研究》被认为填补了我国经济法学界对信息失灵制度克服的研究空白，拓展了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和视野，还将较大地推进我国法经济学研究进程。他在2006年对产品质量免检制度进行了系统研究，"三聚氰胺事件"后，其成果被《光明日报》称为"预言成真"。

谈到学术人生之路，他说："在我的人生及学术成长之路上，很多人和单位需要感谢，特别要感谢博士导师种明钊先生。"他告诉记者，他在2003年教师节前夕，写过一篇《我深深地爱着我的职业》随感，文中记录了当年的一些感受和事情："在工作后的前两年，我对人生没有一个远期规划，两年间，没有看过一本学术专著，更不用说写学术论文。对搞学术研究没什么感觉。我不知道以后会是怎么样，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时很迷茫，很烦躁，也很不安。""1999年博士一年级时，我写了一篇论文，种明钊教授看了以后，发现我可能有做学问的基础。2000年春节，在深圳某地，他专门就我的发展与我长谈了一次，后又多次谈及，他的很多原话我现在仍记得很清楚。'你应该做学问，否则可惜了。''坚持十年，肯定能成功。'在与种教授的多次交流后，我开始变得自信，也更加勤奋，并且坚定了毕生进行学术研究的信念。"

他还告诉记者："这些年，种教授常指出我为人、修养、学术等方面的不足，并告诉我如何改进。在人生学术之路上碰到他，我很荣幸。"

一个学术研究者的业余生活又是怎样的呢？面对记者的这个提问，应飞虎用"简单"、"快乐"两个词予以了概括。他告诉我们，2002年，他搬到一个靠着山和一大片水域的社区。从那时起，就过着一种远离城市的简单生活。

他说："除了学术研究，锻炼身体成了我的另一职业。"他每天坚持散步、爬山，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是轮滑高手。他说："我的学术研究不敢说有多高水准，但轮滑的技能在中国的法学教授中肯定排第一。"除了运动，对学术研究者而言，看专业外的书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休息方式。他告诉记者，他最喜欢看的闲书是《方言与中国文化》。他说："这本书我看过无数遍，还专门买了几本给指导的研究生看，读这本书，除了掌握方言和中国文化的基本知识外，对制度研究有很多启示。最大的启示在于作者极强的问题意识以及研究问题的独特思路。"

于志刚，1973年5月生，河南洛阳人，现任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2001年进入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次年破格晋升副教授，2005年破格晋升教授，2006年被遴选为博士生导师，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法制日报记者蒋安杰

在学术研究上，于志刚坚持面向实践，坚持跟踪一线的立法、司法需求和动向，在多个学术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引领着多个学术领域的研究方向，例如，在计算机犯罪、网络犯罪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可以说是开创了这一学术研究领域，受到国内外的公开认可；长期致力于研究、推动中国犯罪记录体系和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引领着这一领域的学术前沿；关注民生，致力于研究药品安全犯罪的立法完善，推动了刑法相关条文进入修正程序。

十余年来，他在学术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法学刊物上共发表学术论文近两百篇，出版《传统犯罪的网络异化研究》、《刑法总则的扩张解释》、《网络刑法原理》等个人专著12部，合著多部，翻译了近二十个国家的刑法典，主持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十余项。

于志刚生于乡村，10岁时迁居城市，长于工厂。此种成长经历，导致做事单纯，在事务处理、与人交往上，往往直率质朴而不够精明雅致。作为一个高级工程师的儿子，少年时最大的梦想是，在中国未来的高精尖设备上有自己的设计、制造或者加工的零部件。年龄渐长，理想渐远，残留的习惯是喜欢收集精美、奇巧的工具箱，至今颇以在家里制作、修理各类小机械、小模型为乐。

对于自己少年时的梦想，他颇有感触地谈到，"工程师"的兴趣和成长经历，使自己做事和做学问，不喜浮华，好单刀直入，以能够解决实际问题为乐，放不下对于实际问题的偏爱；同时，使自己认定学术研究必须要沉下来，"欲求真受用，须下死功夫"，因此，一直以来，自己认定的事情，会一直非常执著。

当选"全国十大青年法学家"之日，于志刚教授最大的感受就是"何其幸运"！他说："第一个'何其幸运'，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国家法治进步的大环境，给了法学和法学研究者越来越好的环境和平台，让包括我在内的青年学人有充足的空间和机会去展示自己；第二个'何其幸运'，是一直有一个优越的成长环境，从1991年考上大学时的懵懂学子到逐渐成长为一名'青年法学家'，20年间一直是伴随着来自良校、严师、尊长和益友的扶持和帮助在长大，想起这些，胸中充满着温暖。更幸运的是，我一直觉得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成长'：中国政法大学自由、包容的学术环境和巨大的学术平台，是自己学术成长成熟的关键；学校领导的宽容、扶持和全力培养，是自己逐渐在学术上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环境育人，单位成就个人，是我20年来的人生感悟。"

面对荣誉，于志刚教授深感"受之于人者太多，出之于己者太少"，要真正无愧于这个称号，该做的事情很多。对于何为自己该做的事情，他进行了归纳，简单地说，就是要"做好人"和"做好事"。

首先是要"做好人"，作为一名青年法学学者，未来的道路很长，自己和自己的法学研究，一定要与国家、社会一起进步，一定要坚守法律人应有的社会责任感、道义感，不能改变自己的追求和理想；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仍然是承上启下，不能只是批评、抱怨，更不能仅仅乐于只废不立，更要履行建设和改进的责任，面对现实才会真的忠于理想。

"做好事"有三层意思：一是必须持之以恒地以一种严谨、求实、诚信的态度做学问，脚踏实地，坚持以研究、解决中国问题为中心，重视中国国情和面向中国现实，思考中国问题、寻找中国答案、总结中国经验，重视中国实践的巨大创造力，敢于构建"土生土长"的本土化法学理论和立法模式；

二是坚持服务社会，服务民众，理论联系实践，学术研究不沉醉于自得其乐的文字游戏，不追求纯粹的"形而上学"，不在书斋里自我陶醉；

三是既为人师，就要学为其师，行为其范，承担起学术薪火手手相传和愈燃愈旺的责任，牢牢记得自己是有幸在前辈师长的提携和培养之下取得了一点成绩，自己就应承担一份责任和义务去帮助、扶持年轻学生在学术和人生上早日成熟。

王锡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客座研究员，北大---耶鲁法律与政策改革联合研究中心中方主任

□法制日报记者于呐洋

王锡锌的研究领域包括法治政府建设、公众参与、行政程序、公共政策分析等，已出版专著2本，合著5本，在国内和国外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六十余篇。同时，作为《法制日报》、《人民网》特约评论员，撰写公共政策评论约五十余篇。

2008年以来，他应邀担任CCTV特邀新闻评论员，定期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对法治事件和公共政策问题进行评论。2009年，王锡锌教授在人民网举办的"中国十大责任公民"评选中，获得"年度责任公民"殊荣。2010年，当选第一届"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第六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王锡锌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任访问学者、高级研究员，耶鲁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律中心客座研究员。他曾经在一些重要的机构讲学或演讲，包括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华盛顿大学、美国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香港大学法学院等。

刚刚过去的2010年里，在备受关注的法制变革的"前线"，王锡锌教授因积极参与房屋拆迁和土地征收制度的立法，而成为新闻媒体和老百姓关注的法律人。2010年年底，这位关注法制实践、渴望奔向前方的法律人，收获了一份重大荣誉---"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其实，在近年来我国法治政府建设进程中，很多时候都能听到王锡锌的声音：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以来，他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持续关注以及对首都机场高速收费的追问；在北大讲座时，他提出通过公众参与建设法治政府；在"新拆迁条例"两度公开征求民意时，他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法制办……这些持续而不懈的"行动"，映照出一个法律人怀着理想到前方去的执著脚步。

心怀理想，做一个有作为的行动者，是王锡锌的信念。"一定要有理想，有对价值的敬畏和追求。"王锡锌说，仅有理想甚至幻想并不能够改变什么，因为我们思考和生活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批判和质疑，它更需要我们对自己的价值和信念付诸实践。这就需要我们同时也是"行动者"。这个世界需要胸怀理想，但同时也能脚踏实地的人。唯有行动，才能把理念经由我们自己的双手变成生活的启示、感受和意义。

2004年，王锡锌在北京大学成立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并担任主任，这是他"行动"的见证。

"这些年来，我的工作主要是教学和研究两方面内容，在教学中是和学生去交流沟通并影响他们。在研究方面，我想把学术和'行动'相结合。我国的政府法治在几十年来有很大的发展，但是法治的实践和法治的理想、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我想把理想与'行动'结合起来。"王锡锌说，"行动"包括合作、批评，但不应该只是抱怨。"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些建设性的'行动'，关注个体的喜怒哀乐，聆听时代的精神脉动，提升我们时代公共生活的质量。"

提到他所创办的公众参与和支持中心，王锡锌认为，中国许多制度的完善都需要很长时间，但通过公众参与推动制度变革，也许是一个好的切入点。让国家倾听公众的声音，促成政府与公众之间有效的、富有意义的交流，是他这几年来所从事的研究和行动的一个主要方面。

当选"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时，他十分感慨地说："变革时代为法律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考和行动空间。愿头顶的星辰、内心的思索、脚下的步伐，引领我们到前方去！"

在谈到未来目标的时候，他坦言："我希望看到法治从宏大的理念、抽象的概念，不断成为具体而微观的生活实践。我希望自己在教书、思考、行动的每一天，都可以告诉自己，我们正在向那个目标进发。"

周佑勇，1970年10月生，湖北大悟人。自2006年9月，任东南大学法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司法改革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港澳台法律研究会会长等社会职务

□法制日报记者李娜

"我不是那种天才式的人物，甚至连聪明都谈不上。"说这话的是周佑勇，32岁时就成为中国最年轻法科博导的他，一脸儒雅谦和，几乎找不到少年得志的高傲。

他笑得很淡然："如果说我算是成长得比较快，秘诀只有三个：兴趣，勤奋加上坚持不懈，还有方法。"

周佑勇用"如饥似渴"来形容自己的读书生涯。在大学里，他想到的始终是学习，过的是异常艰苦贫困的生活。同学们都说他"是最穷的一个，但是成绩却是最好的！"他那时常常告诫自己，"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学愈博则思愈远，周佑勇在广泛阅读各种法学书籍的情况下，开始不满足于吸收式的阅读，并对书本上的知识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促发了他对诸多法律问题的思考，并且直接导致他尝试自己写专业论文。

"兴趣真的是最好的老师，理想是心灵的太阳。"周佑勇说，自己的文章不断见诸于各类法学刊物，让他体会到莫大的"幸福感"，"以此为动力，再苦再累也能坚持下去。"

每隔五年，周佑勇就要做一个专题。在这段时间，他"闭关"集中研究一个问题，将之彻底做深做透。

在他看来，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真正做学问的人必须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这一思想在他的科研成果里有着充分的体现：譬如他长期以来，一直潜心致力于对"行政法基本原则"、"行政裁量治理"、"行政不作为规制"等行政法问题的研究，其新颖独到的见解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在同领域研究中居于领先地位，被称为"不作为"专家。

同样在这股注重自我超越和延伸的劲头下，2006年周佑勇收拾行装告别自己学习和生活了整整12年的珞珈山，调任东南大学法学院院长。

"真正的依法治国既需要务实的法律家也需要博学的法学家，而他们最终来源于法学院的教育。"周佑勇说，以前只是自己个人埋头做研究，现在有一个新的平台，带一个团队，自己也能有机会对中国的法学教育和法治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为人必须真诚低调、谦虚谨慎；做事应当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在顺境面前不骄狂，在挫折面前应坚强。"周佑勇时常将自己的人生感悟以及自己的经验教训传之学生，告诫他们。

工作之余，他最大的乐趣就是陪可爱的儿子玩乐。他说有时间也会看看电视连续剧，受其夫人的影响对各种流行音乐演唱会、爱情肥皂剧也很喜欢，尤其钟情于去电影院感受声光影的魅力。他喜欢全家旅游、喜欢大自然，也喜欢静养，主要的运动方式是散步，偶尔也打打羽毛球、乒乓球，游游泳。

周佑勇说自己或许因为出身于农村的缘故，平时对"三农"问题以及农村的发展变化很关心，愿意同情、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关心百姓利益。他也笑言："但现在长期生活在城市，特别关注城市的规划发展以及环保问题，时常对因为规划拆迁而导致的环境问题充满忧虑，对政府不作为、乱作为而引起的社会问题反应强烈。"

"当选十大青年法学家，最大的感受是这不仅仅是一种荣誉和光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一个崭新的起点。"周佑勇告诉记者，他深刻体会到这是评委专家的一份信任，更是一份厚望。作为获奖者应当肩负这份责任、带着这份厚望，为繁荣中国法学研究、推动中国法治发展，树立起更高的目标、提出更严格的要求、作出更突出的贡献。

对于未来，他期望能够不断开拓法学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视点，特别是围绕裁量法治问题，完成自己所预期的"裁量治理模式研究"、"裁量基准制度研究"和"裁量司法审查制度研究"三部曲；他也期望更加关注中国现实问题、关心百姓利益，积极参与并影响法治实践，全力推进中国行政法治建设向纵深发展。他说还希望自己能用更多的精力投身于法学教育事业，积极推动现有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创新，培养更多更好的符合未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法律人才。

熊秋红，女，湖北省天门市人，1991年-1996年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诉讼法室主任、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法制日报记者赵阳

2010年年底，熊秋红等知名法学家落户法律博客，以博客形式论法阐理，与广大网友们互动交流。

我们之间的对话就从她开博说起。

"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学家面对外界的机会越来越多，媒体在报道这些过程时，时有裁减、时有偏向、时有误读。为了减少偏差或误读，于是想到开一个博客，这样可以相对准确、相对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熊秋红这样阐述自己开博的原因。

在法律博客上，青年法学家们发布自己最新的学术理论成果，分析各种法律法规立改废的原因及对现实的影响，点评影响性诉讼，记录法律实务中遇到的各类难题。同时，也将游学札记、人生感悟、读书笔记、诗歌散文等文章一一陈列。

"多了一个学习的园地"、"从课堂一路追随到博客，收获很大"，天南海北的网友们纷纷留言给熊秋红表达自己的感受，无论是是疑惑求解还是提出自己的见解，熊秋红都是认真地对待，细心地回复答疑。

其实，对于开博，熊秋红一直心存顾虑。大学时她喜欢泰戈尔的诗句："花的事业是鲜艳的，果实的事业是甜美的，但还是让我做叶的事业吧，叶是谦逊的、垂着绿阴的"，并将其奉为座右铭。谨慎、低调、含蓄、内敛，是她所崇尚的做人做事风格。再想到友人"自古兰章多济世，从来高人远评谈"的告诫，更是觉得自己应当埋头耕耘，遨游心海，远离纷扰。

促使熊秋红改变观念的是千禧年访学挪威。2000年5月至11月，熊秋红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远赴挪威，那里的人文景观风貌留给她深刻印象，尤其是学术领域中的女性参与、社会讲坛上的女性论辩、政治舞台上的女性演说，宛如一幅多彩的画卷，层层叠叠铺展在她的面前。一位挪威朋友曾对她说，一个社会，只有当女性的参与程度达到30%以上，才可能对国家决策产生影响。

"想想我置身其中的中国学界，女性还是一个相对边缘化的群体。那么，我是不是应该为改变现状做些努力呢？"熊秋红陷入了一种思考之中。

在与记者的交谈中，熊秋红并没有过多的谈及自己。作为一名刑事诉讼领域的专家，她更加关注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令熊秋红感到一丝欣慰的是，近年来该领域研究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这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而且体现在学术研讨活动的蓬勃开展，与此同时，刑事司法教育也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的学历教育与培训教育体系。

"基础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熊秋红认为，与以往的研究相比，近年来刑事诉讼法学界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略有进展。刑事诉讼的现代化问题首次被作为一个专门的议题加以研究。尽管这种研究只是初步的，但它毕竟提出了问题，并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刑事诉讼法的现代性问题奠定了基础。

不过，熊秋红坦言，随着我国法学教育的迅猛发展，使得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队伍日渐扩大，但与此同时，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水平并未有大幅度的提升。

在她看来，问题意识的欠缺是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一些论文纠缠于概念的辨析，而对真正需要研究的问题则视而不见；一些论文使用新名词以哗众取宠，实际上探讨的还是原来的话题。许多讨论往往是在无谓的问题上枉费心机，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陈词，对于刑事诉讼立法与司法毫无指导意义。

"这种避重就轻、舍本逐末的状况应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极力予以避免。"熊秋红直言。

对于能够当选"十杰法学家"，熊秋红说自己很幸运，是多年来对自己工作的一种肯定。不过，熊秋红更加感到一种责任。

"这种责任会驱使我更加关注刑事诉讼领域的研究。"熊秋红说。

李秀清，女，1966年生，浙江临海人，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民建会员，法学博士

□法制日报记者李娜

李秀清教授的研究方向是法律史、比较法，侧重于欧洲早期中世纪法及近代中国的法律移植。

她著有《日耳曼法研究》，其他合(译)著有《20世纪比较法学》、《外国法与中国法》、《世界法系概览》等，另参编(著)《民国法学论文精萃》(六卷本)和《日本法律发达史》等十数部，点校《清国行政法》、《新译日本法规大全》(第二卷)等，并为"中国近代法学译丛"的编委，另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期刊上独立发表论文四十余篇。曾获"上海市优秀中青年法学家"称号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第五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等荣誉。

二十八年前，李秀清从浙江台州的偏远农村来到了上海的华东政法。从本科、硕士到博士，从助教、讲师到副教授、教授，从学生到教师，一路走来，她不仅完成了生存于校园的所有形式要素，而且还屡获殊荣。

"当然，更重要的是，古朴、典雅的华政园见证了我的成长。"李秀清告诉记者，在这里，她得到了许多---友谊、爱情、师尊还有心智的成熟。

回首岁月，她庆幸自己的顺利，也珍惜各种荣誉和所得。不过，李秀清说她更多的是心存感恩---对家人，对师友，对学校，更是对这个时代。

李秀清很享受现在的生活，因为有丈夫的欣赏和女儿的佩服；也很享受现在的工作环境，因为有师友的关爱和学生的陪伴，还可相对率真地言说，常能有傻坐发呆的心境。她说："在日渐嘈杂的大环境中，这些足可称为奢侈，我非常庆幸自己所拥有的所有这一切，因此特别珍惜。"

她先后访学生活于日本、英国、美国，她说这些经历不仅使她从华政学生到华政教师的简单履历得以丰富，更使她有机会细细打量这些先发国家的社会、文化，在观察中多了一些思考，在比较中多了一些国家意识，也多了一些公民责任。

开朗乐观、真诚守信，是李秀清最为欣赏的品性。她笑言："我不敢说自己已经有此品性，但心向往之，并不断在努力。"

日常生活中，李秀清喜欢阅读、旅游，好静更好动，并认为真正的幸福在于内心的安宁和精神的富足。她说自己虽然还未能修炼至视所有名利皆为身外之物的境界，但一直相信："求名，名实相符要好过名盛于实；谋利，要取之有道，用之有度。"

（责任编辑:王晓雁）法制网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_article/content/2011-01/26/content_2459929.htm?node=5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