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界期待劳教改革不是新瓶装旧酒

改的不应是一个机关可单独决定剥夺自由达多长时间，而是该以什么样的程序去剥夺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杨明 | 北京报道

面对一些人“小错不断、大罪不犯”，国家怎么办？长达50余年的时间里，劳动教养制度填补了这项“空白”。而今，劳动教养制度有望被“违法行为矫治法”取代。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今年的人大报告中提出，要将“研究制定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列入今后一年的工作任务。

3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飞也表态，行为矫治法是对原来中国实行的劳动教养制度进行的改革和规范，已列入今年立法计划，立法速度会加快。

劳教制度废改背后是近些年来这一制度本身的逐步膨胀：它早已超越了规制“小错不断、大罪不犯”，已经成为几乎无所不包、随意性极大的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措施。

这一制度，因为明显违反宪法、立法法，提出要将之废止的学者经年不断。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夙生律师事务所主任迟夙生表示，现在劳教制度处于基本无法监督的状态。“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尊严，急需‘违法行为矫治法’的出台。”

据司法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公义介绍，违法行为矫治场所与劳教场所明显不同，没有铁窗、铁门，感觉像是在一所工读学校，矫治对象周末可以回家，平时可以请假回家。

不过，因为各个机构、部门的利益和观点分歧，“违法行为矫治法”该如何立，甚至该不该立，至今意见没能完全统一。以“违法行为矫治法”改造劳动教养制度，而不是废除，这离学界呼吁多年的废止目标相差不远。

另一方面，取代劳动教养制度的“违法行为矫治法”会不会只是“人大的新瓶装公安的旧酒”？有关部门能否就此放手，主动接受一部制约其自身的法律？

3月9日，中国社科院农村所召开的研讨会试图解开这个难题。与会者包括不少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长期关注劳教制度的学者。

劳教掩盖了矛盾

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于建嵘指出，劳教制度极具高效性，一是政府可以单方面行使权力；二是作为被劳教者，几乎没有辩驳、拒绝、反抗的余地。

对此，迟夙生深有感触。她为自己承办过的不少劳动教养案迷惑：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律师可以会见当事人，劳动教养制度里却单单没有律师会见制度。而因为无法会见，不服劳动教养、提出行政诉讼时，被劳教者甚至无法在起诉书上签字。

理论上，对劳动教养不服可以起诉到法院，法院审查劳动教养是否适当，再做出是否撤销的决定。“但程序上比较困难。”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海坤表示。

极具反讽意味的是，因为劳动教养时间可以长至两到三年，一旦入罪，却又可能只判几个月至半年，致使不少被劳教者宁愿犯罪也不愿被劳教。

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燕山检察处处长隗永贵介绍说，他们曾抓到过一个外地人卖黄色光盘，身上装着30多张，准备对其劳教时，这个人忽然说，他家里还有80张黄色光盘，“因为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倒卖黄色光盘100张以下的，劳动教养一年；倒卖200张的，可以判刑六个月。这个人最后判了六个月缓刑。”

2003年孙志刚被收容打死一案，引发了民众对公民人身自由权的热烈讨论，最终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但性质类似的劳动教养制度尽管也受到批评，却依然保留了下来。并且，其适用对象也开始超越最初的“大法不犯，小法常犯”，扩展至对轻微违法的进城务工者、上访者也可以劳教。

相关案例并不少见。2004年，河南嵩县柏坡村村民刘学立因不满村庄土地被征用，于当年2、3月分别三次到北京上访；4月，嵩县公安局及县政府工作人员将其强制带回嵩县。尔后，刘学立被强制劳教一年。

山西临县府底村原村委会主任曹久胜被所在乡政府停职后，以要求恢复其民选村委会主任及其他一系列事宜多次到北京上访。2006年，曹久胜被劳教一年零六个月。

迟夙生指出，对上访者施以劳教，这是在堵塞老百姓的呼声，继而掩盖地方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为此，接连几年她都提交议案，希望国家立法，废止或者改造劳动教养制度。

两种改造思路

其实早在2005年，全国人大就将替代劳教制度的“违法行为矫治法”纳入立法议程，2007年初，全国人大当年计划准备在10月进行初审，后因故取消。其间，呼吁废止劳教制度的呼声此起彼伏，但之后再未传出任何立法消息。

立法如此辗转艰难，起因于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劳动教养制度取消后，用什么制度去承接？

一种意见是，劳教行为并不构成犯罪，干脆取消，劳教对象也部分地由社会治安处罚法处理。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认为，这种做法明显不足取。他表示，要考虑到劳教对象的特殊性，不能简单交由治安处罚处理。“这些人往往已经犯了第二次、第三次，已经拘留过15天，出去后，他还犯15天的事情，有再度实施危害社会的危险性。”

陈忠林指出，在美国，遇到这种情形时也会做区别对待：如果一个人偷三次东西，第三次不管你偷什么，都会被判无期徒刑。

刘仁文趋向于认为，未来立法必须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两次以上的人，才可以考虑适用劳动教养。

另一种思路，则是将原本应当处以劳教的行为犯罪化处理。持这种意见的学者认为，既然问题的关键是担心“违法行为矫治法”依旧会将处理权授权给公安机关，导致公安机关职权太大，而监督又过少，不如直接让其犯罪化，相应的程序也就司法化了。

对此，反对声音更多。本刊记者了解到，按照我国目前刑事法制，一个人被判有罪，尽管刑期会短些，但实际上比被判劳教要严重许多，不仅将终身背负耻辱包袱，还会对其升学、就业、工作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

“如果一定要按轻罪化的思路立法，也必须引进国外刑法中的前科消灭制度，对处以劳教的行为，轻者不作犯罪记录，较重者也要在经过一定期限的考察后，注销其前科记录，在法律上视之为没有犯过罪的人。”刘仁文认为，在中国尤其要注重档案中前科销毁制度，“公安机关内部仍然可以保留这个前科，但不能泄露出去，一旦泄密，要承担法律责任。”

陈忠林则有另一种担忧：劳教对象显然不是刑事追究主体，不能按照刑事犯罪去追究，这样的立法方案，单单公安机关那边就通不过。

废除存在阻力

只做简单的废除似乎更难。“为什么不能把它废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指出，因为我们还要考虑保障社会治安，“针对那些‘小错不断、大罪不犯’的人，不能没有治理措施。”

来自公安部门的阻力，是该制度无法简单废除的重要原因。杨海坤指出，劳动教养制度已为公安部门习用，地方政府也有从维护稳定出发的需求。

而隐身其背后的“劳动教养所外执行”制度，因为存在巨大寻租空间，也给废除增添了难度。据报道，不久前，重庆市公安局原刑警总队某民警为劳教人员办理所外执行，收取“好处费”达6.3万元。

杨海坤透露，收容遣送条例废除后，有些地方对原条例规定的违法行为干脆完全不管，“公安机关认为，你们把条例废除了，治安乱的结果也是你们造成的。”据此他担心，劳教制度一旦废除，公安部门也许会表现消极。

对于“违法行为矫治法”的未来，姜明安认为，最好能推倒重来，“新瓶装新酒”。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易延友期待，“违法行为矫治法”改的不应是一个机关可单独决定剥夺自由达多长时间，而是该以什么样的程序去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