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3月01日

三晋大地百万人集体“等地震”事件如何酿成？谁为此负责？该如何疏解？

“等地震”荒诞剧

轰动一时的山西百万人户外“等地震”风波，很快画上了句号。

2月25日凌晨，山西省公安厅向新华社记者确认，有五名涉嫌散布地震谣言者，已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报道同时称，上述嫌疑人均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此时，“等地震”风波刚过去不到百小时。

2月20日晚至21日凌晨，由于受网络、手机短信以及其他渠道即将发生地震传言的影响，山西省晋中、太原、吕梁、长治、阳泉等地市的大部分城市与乡村，均出现居民大规模到户外集体“等地震”的怪象。

保守估计，仅太原一市，就有约20万人上街避震。整个山西以及毗邻的河北部分地区，走到室外等地震的人数应在百万量级。

至2月21日晨7时左右，经多方沟通和劝解之后，这一风波基本平息，并且未出现反复。但百万人“等地震”，仍然被公众普遍视为虎年春节最具戏剧性的一幕。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之所以酿成如此大规模的群体性风波，网络传言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更深层次的原因，亦不容回避。

地震流言夜

位于山西省中部、素有“晋商故里”之称的晋中市，是这次地震流言的“前线阵地”。

至迟在1月20日傍晚前，晋中就已经有两个版本的地震流言在公众中扩散：一个版本为“2月20日至21日，我市可能发生大地震，公安部门已备震，进入一级戒备状态”，另一版本则是“我市2月21日凌晨3时会发生破坏性地震”。

当天傍晚5时40分左右，正在晋中市榆次区打工的李晋荣，就把道听途说的消息编写成“你好，二十一号下午六点以前有六级地震注意”的手机短信息发送传播。

35岁的他为这一行为付出了代价。事后，晋中市公安局榆次区分局对其作出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

晋中市张庆乡大张义村村民马永福也告诉本刊记者，那天晚上，流言传得真是玄乎，“你几乎没有办法不相信。”

从晚上七八点开始，他就不断接到城里亲戚电话说有地震。一开始他并不相信，但在次日凌晨零时前，村里在晋中市区安家的几个年轻人开车回来了，说是城区的人都在躲了。加之邻家媳妇称娘家来了电话，临近的北胡乔村村委会的大喇叭都广播了，马永福终于决定也出去等地震。

“我可以不信，但家中有小孩，毕竟人命关天啊。”他对本刊记者解释说。

在晋中近郊杨村、永康村等地，村民们告诉本刊记者，几乎人人都接到了类似电话或短信，邻里之间也以敲门的方式互相提醒。村民有车的就开车到村外路上，没车的就呆在村中空旷处；呆在家中的人也都不敢睡，准备随时往外跑。

村民冷了就点火取暖。为了驱散恐慌，“那晚放的炮仗，比大年三十晚上还多”。

市区的情况更加混乱。晋中市地震局一位工作人员回忆说，21日零时刚过，他与一名副局长受命上街劝解避震人群，在仅有十几万人口的晋中市区见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迎宾广场、骆驼广场挤满了避震居民，两个广场之间近2公里的路面上，出现了大都市才会见到的大塞车。

地震局的车子根本无法通过，最终借用公安部门的警车，由交警在车前不断“开路”才勉强通行。此时，两三公里外的东外环路两侧，也早已停满车辆。

“就这两段路，我们警车劝解一遍就要走一个半小时，你想想有多少人，多少车！”事过两日后，该工作人员仍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

省城太原的恐慌来得稍晚一点。山西省地震局震害防御处副处长尉燕晋告诉本刊记者，从21日零时起，太原市区的避震人群也开始形成规模，并在凌晨两三点后达到高峰。

据初步统计，太原市区当晚约有20万人走上街头和广场避震。太原地震局办公室主任续渊对本刊记者表示，人流主要集中于五一广场和各条宽阔道路两侧，车辆则主要集中于滨河东路、长风街等处。

山西省地震局向中国地震局提交的一份书面报告中称，吕梁、长治、阳泉等地市的地震谣言，基本是由晋中、太原两市传入的。同样是始于网络，再通过手机短信、电话等方式，瞬时覆盖了城乡绝大多数人口。

谣言经无数次转播和“变异”，传到哪里，哪里就变成了新的“震中”所在地。

应急考验时

晋中市地震局行动最早。

2月20日晚上7时左右，地震局工作人员在接到熟人大量求证电话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十几分钟后，地震局全体人员在办公室集结完毕，并开始按照应急预案分工执行：除了接听电话、分析地震台网监测数据，还向当地政府应急部门报告等。

太原市地震局办公室主任续渊则告诉本刊记者，当天晚上11时左右，听说值班室接到的电话骤增，她立即赶到地震局。当时，局长葛文军和两名副局长也已先一步赶到。

21日凌晨2时许，由于太原市街头避震人数陡然增多，葛文军用内部短信平台发出“4444”代码，即要求全体26名员工火速到岗。

据了解，地震部门工作人员先是研究了地震台网监测数据，在判断无任何大地震前兆后，迅速认定这是一次地震谣言事件。4时49分，接到太原市委、市政府的指示后，太原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及有关县（市、区）地震局，正式启动了Ⅱ级应急预案。

约从21日凌晨两三点起，太原、晋中以及其他各市级政府的应急办公室紧急介入，市级、省级抗震救灾指挥部门更是纷纷进入应急状态。除了公安、武警人员火速上街维持秩序，各地分管副市长或常务副市长或坐镇地震局，或上街巡视参与劝解。

省委书记张宝顺、省长王君亦在第一时间迅速作出批示，要求各市市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迅速平息谣言，确保社会稳定。此外，中国地震局局长陈建民、副局长阴朝民在了解事态后，也都作出了相应的口头和书面指示。

在太原市，应急预案启动后，交警部门立即利用全市所有交通监控系统，实时监控人群和车辆聚集情况。凌晨5时10分左右，太原市地震局辟谣公告首先通过太原市交通广播电台播出；约6时零5分，太原有线电视台数个频道也开始滚动播出同样的公告。

此后两三个小时内，山西省其余各地市相继发出辟谣公告。当天上午9时55分，山西省地震局也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公告，称“‘近日有地震’的传言，请大家不要信传。保持正常生活、生产秩序。根据《地震预报管理条例》，只有省政府才能发布地震预报，其他任何单位、个人都无权发布”。

2月21日和次日（22日），山西移动、山西联通向手机用户陆续发出2000余万条辟谣短信，以进一步澄清地震谣言，防止公众情绪出现反复。

21日上午、下午和晚上，山西省副省长李小鹏也分别就此事组织召开三次会议。21日晚间，山西省各级政府和地震部门更是严阵以待，以防谣言再袭。当晚一夜无事，此次事件也宣告基本平息。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大多数市民对于此次风波中政府的表现总体上给予了肯定。他们认为各级政府的处置还算及时，“只是被网络愚弄了一回”。

不过，亦有不少人表示，此次风波也暴露出应急体系中的诸多“盲区”。

太原、晋中多位受访者都反映，流言四起时，两地地震局值班电话都是忙线，根本无法打入，其官方网站也无法打开；山西省地震局也是同样情形。就连《太原晚报》的现场记者，也无法通过上述渠道联系上地震部门。

事后，山西省地震部门也承认，如果能事先与移动、联通建立地震应急通道，及时通过应急短信有效加以沟通，处置或许会更快，更迅速。

回看云起处

此次事发后的当日（2月21日），即有山西本地媒体称，谣言系民众对全省地震应急演练产生误解导致。但仅事隔一天，山西省地震局就否认了该说法。

不过，山西省地震局官方网站上一则新闻报道显示，这一说法并非无迹可寻。

早在2009年12月28日，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就印发通知，安排部署全省地震应急预案实施情况专项检查工作，要求各市政府、各部门于2010年1月5日前完成自查，并于1月6日至1月13日进行专项检查。

一位山西省地震系统内部人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承认，在专项检查期间，省内各地市的多个医院、学校、公安部门等，的确进行了地震应急演练。

专项检查期间的应急演练，本来就已经在部分公众中引发疑虑，认为政府部门是在为即将到来的大地震做准备，只是出于社会稳定的因素未对外公布。虽然山西省地震局官方网站于1月6日发布了一次辟谣公告，太原市地震局也于1月15日再次辟谣，但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公众的担忧。

此后发生的一系列颇具戏剧性的事件，更是把这种尚未消散的恐慌情绪一步步推向了高潮。

专项检查刚刚结束一周，1月20日，山西朔州的网络论坛上，就传出山西省近期有大地震的传言。朔州市委宣传部将情况上报后，1月21日，山西省地震局再次通过当地媒体公开辟谣，称“地震专家并未作出山西境内近期将发生破坏性地震的预测意见”。

但不无巧合的是，仅仅三天之后，1月24日10时36分14秒，山西省运城市河津市、万荣县交界处，就发生了4.8级地震。

在中国，传统上的确把震级在5级以上的地震，定义为破坏性地震。这一点，从汶川大地震之后，各地地震部门下发的各种文件就可以佐证。但因为破坏性地震更多地是描述一种人员和财产损失状况，很难与震级简单地挂钩，因此亦有把4.7级以上认定为破坏性地震的说法。在百度百科上，就同时罗列了这两种标准。

因此，卡在中间的4.8级地震，到底是否该归入破坏性地震之列，就显得有些不尴不尬，并引发网民乃至多家媒体对地震部门的如潮批评。

山西省地震局震害防御处副处长尉燕晋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承认，这两件事情碰在一起之后，有网民就直言“以后宁相信跳大神的，也不相信政府的”。

雪上加霜的是，2月8日7时22分，在山西阳泉市盂县、阳泉市辖区与晋中市寿阳县交界处发生2.9级有感地震。当天晚上9时42分，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寨县亦发生3.1级有感地震。短短半个月内三起地震，更使得不少人深信不疑，小震不断之后，必有大动静。

一个大的背景是，华北地区历来是大地震多发区域，而山西地震带又是中国大陆历史地震记载最长、强震活动最频繁，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地震带之一。

仅据史料记载，山西地震带就发生过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百余次，其中8级地震2次，7级至7.9级地震7次，6级至6.9级地震21次。从公元512年山西代县发生7.5级地震至今，由地震造成的人员死亡已达近百万。1949年以来，山西地震带发生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也已达21次。

再者，山西作为产煤大省，经过几十年大规模开发之后，相当多的地区已经被采空。一旦地震发生，地面就会大面积崩塌的担忧在公众中甚为流行。有网友戏称，中国版本的《2012》地震末日，肯定会从山西的“中部塌陷”开始。

至此，“活火山”已经逐步积蓄了强大的内在能量，就等着最后的爆发了。

2月20日，当有准确时间、地点和震级的谣言出现，山西民众的恐慌终于集体释放，“等地震”事件顺理成章地出现了。

终究意难平

在总结此次风波的教训时，山西省地震局列出三大原因：一是通信手段便捷；二是海地地震和中国汶川大地震，让民众对地震关注度空前提高；三是个别媒体记者不负责任的报道，引起了群众误解。

然而，真正需要反思的，或许更多。

在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山西省各级地震部门反复通过公告的形式，对各种地震传言辟谣。但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公告内容都相对简单，只是一个直接的否认，并没有给出任何科学的解释和更具体的说明。

这种干巴巴的条文，其杀伤力自然难以与各种活色生香的传言或者说谣言相抗衡。曾经担任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的孙士鋐研究员，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就强调，从这一事件来看，加强地震科普知识的宣传力度刻不容缓，尤其是对于山西这种“震情就是省情”的地区更是如此。

至于科普的内容，他补充说，除了要告诉公众地震的基本原理，也应该让公众了解当地地震活动水平的真实状况，以及包括地震的各种自然灾害的风险程度。只有公众拥有充分的知情权，才能做到心里有数，从而在今后更有效地避免类似风波的出现。

在孙士鋐看来，近几年来山西地震带仍处于地震活动比较弱的水平，“发生7级以上强震的可能性不大”。至于5级至6级破坏性地震，公众在掌握地震知识的情形下，即使没有预报，也可以实施正确的应急措施。所以，民众没必要过于惊慌。

事实上，据本刊记者了解，在长达一个多月的“酝酿期”，该省地震系统多数人员由于频繁接到亲朋好友的求证电话，已感觉到民众的恐慌情绪。山西省地震局原本计划在春节前夕，通过各类媒体开展广泛的抗震宣传教育。

遗憾的是，由于有关领导担心这种宣传可能会影响春节气氛，甚至引发反效果，最终作罢。加上期间地震部门又始终缺乏与公众直接、大范围的沟通，最后的“窗口”也终于被错过。

而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中国《防震减灾法》起草小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则指出，此场“辟谣风波”也反映了中国地震预报固有的体制困境。

在世界各国，地震预报都是公认的世界性难题，现有的科学技术手段下预报成功率相当低。虽然在过去40多年中，中国研究人员采取了“土洋结合”等各种方式，试图攻克这一难关，迄今为止，经得起检验的、实质性的进展仍不明显。

但在行政体制上，中国却是世界上惟一坚持进行政府地震预报的国家。根据于2009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修订后的《防震减灾法》，只有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才被授权发布地震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

因此，他建议，除了进一步加强政府和民众的互动，完善现有体系，要从体制上真正走出这一困境，就应该借鉴美国等国家的经验，把地震预报这种高风险决策交给社会，交给科研学术界进行研究和攻关。只要能做到信息畅通，允许研究人员就地震预报问题进行公开的辩论，公众就会自己做出选择和判断，从而实现风险的分散化。

“否则，在目前刚性的约束下，政府有权力而无能力承担这一风险，反而有可能引发政府与公众的潜在冲突，并把地震预报置于两难的境地。”莫纪宏解释说。

2010年2月21日凌晨，山西太原，由于受网络以及其他渠道即将发生地震传言的影响，市民聚集在户外“等地震”。 CFP

2010年1月24日10时36分，山西运城发生4.8级地震。河津市小梁村村长卫四呆指着一处无人居住的几十年老宅说，这是目前发现的惟一一处有裂缝的房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