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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推进动力受阻,市场经济正上演单兵突进的现象”。这是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晖两会期间在搜狐财经举办的“改革的下一步”论坛上表达的观点。
不仅是余晖,包括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李曙光、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宪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周汉华、铅笔经济研究社理事李子旸、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夏业良等都表达了同样的看法,那就是中国的市场经济要想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改革需要“动真格”的了。而且这种“动真格”应该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也应包括政治体制改革、政府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等。
市场发展局面不平衡
“我国的市场经济与自由、自治、权利平等的市场经济存在一些差距。第一,主体不同权。我国的市场主体被分割成央企、非央企、国企、民企等,以企业登记制度为例,我国的企业目前还是按照双轨制的登记办法,十多年一直没有改革。第二,生产要素被分割。近几年我国市场化的生产要素已经占比很高,甚至达到90%以上,但是市场最关键的生产要素没有实现市场化。例如土地、资本市场。第三,市场规则不完备。”周汉华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我国市场的产品发展遇到了瓶颈。毛寿龙说,“从整体上来说,我国的市场本身不稳定性比较高,面临着市场交易成本、风险成本过高等问题。”由于我国市场产品没有细分,高端产品的高端价格市场没有形成,导致我国农产品由初级产品转变为高端产品以及高端产品想维持高价非常困难;劳动力市场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李曙光表示:“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当中出现了几个特质性障碍:一是政策资源越来越向国企倾斜,在金融危机中,国家新增的很多投入也流向了国企,更加强化了国企的垄断地位。二是虽然我国30年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下一步如何来分享改革的成果,如何保证分配的正义与公平?”
“政府过多干预市场资源配置必将导致效率低下,威胁公平竞争。金融危机时政府的救市措施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危机过后经济要恢复再平衡,市场自身的作用才是主导。”论坛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部长张小济表达了这一观点。
强化法制的执行力
近年来,中国的法制进程取得了很大发展,新的法律法规出台了不少,但一个突出的问题又摆在当前:那就是如何保证有法必依,使执行力得到充分展现。
北大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认为,目前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是加强法制建设,法制建设是搞好市场经济的前提。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要加快建立健全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
李曙光表示,从2003年以来,我国在市场化的立法方面有了非常大的发展。比如制订了物权法、国有资产法、反垄断法、劳动合同法等等,但是很多法律在现实中执行不下去。以社会稳定或者产业安全替代市场化法制的选择性执法行为时有发生。
周汉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按照中央和人大常委会的计划,今年我国将建立法律体系,但是目前我国市场很多领域的市场规则还是空白。更重要的是执行不到位。”
周汉华认为法律执行不到位是当前问题中最严重的,“表面看起来是法律没有执行,其核心是法制权威没有建立。”
缩小收入差距
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在点评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征税权是否能受到根本性制约?现在老百姓感受到的经济增长跟官方公布的GDP增速不相配,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征税权掌握在行政部门手里,而且不受制约。”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认为,收入差距过大,主要责任在于垄断行业。他认为可以通过税收、提高城镇居民的保障标准等措施来调节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夏业良则对通过税收调节来缩短贫富差距、解决分配不均问题表示了担忧:“通过税收调节,最终缩小的可能是袁隆平和普通农民工之间的差距,从而削弱了中国未来的创新能力和财富的创造能力。实际上老百姓深恶痛绝的并不是依靠科技发明、诚实劳动致富的人,而是那些通过不当的权利垄断获得巨额财富的人。”
陈志武说:“中国老百姓之所以很难分享到更多的财产性收入,是因为中国主要的财产都由政府拥有,通过国有企业、国有土地由政府拥有,这些财产名义上是全民所有,但老百姓分享不到这些国企的收益、国有资产的升值。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表示要增加老百姓财产性收入,就表达了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态度。”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也认为,缩小收入差距关键是在一些垄断领域坚决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让民企准入、参与。比如土地、电信、石油等垄断领域。
陈志武建议,将部分国有资产、国企股权进行民有化改革,把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还给老百姓。如果不进行这样的实质性改革,实现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的缩小收入差距、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走共同富裕道路,改革垄断行业、增加民间消费、改变增长模式等目标,就会有一定难度。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邹恒甫则建议,把国有资产中的一部分股权划拨给社保基金,将剩下的注入公民权益基金均分给老百姓,这是扭转收入差距过大的办法。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