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陈子菁诉省立医院医疗损害案，经过一审、二审、复查、最高检抗诉、再审及申请执行，历时10年，走完了中国司法程序的全过程、被人称为“具有里程碑性的典型案例”。10年之间、有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99人次对此案进行监督，批评法院判决故意偏袒被告，要求依法再审，还受害人以公正。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主与法制社等新闻媒体长期跟踪报道，进行舆论监督。众多法律专家、医学专家、律师对本案判决及复查结论提出质疑，要求最高法院直接提审或者异地再审，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纠正错判，维护法律尊严。

2006年2月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本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最高检民抗〔2006〕3号）。抗诉书长达40多页，列举了大量直接证据，证明安徽省立医院故意篡改﹑伪造﹑隐匿病历的事实，明确指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错误”，属于枉法裁判。

2006年3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指示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再审本案。人们有理由期待，安徽高院将正确对待全国人大代表的监督、正确对待新闻媒体和专家学者的监督，正确对待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抗诉，通过再审查清事实，分清是非，严格依据程序法和实体法，作出公正判决，还受害人以公正，维护法律的尊严和人民法院的威信。

但出人意料的是，安徽省高院竟然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抗诉于不顾，仍然固执原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已判死缓）当年为本案定下的“维护安徽形象和医院的窗口形象”、原省法院院长韩云萍与被告医院院长在稻香楼宾馆商定的“医疗过失与残疾后果无关”、省法院副院长李献敏与被告医院院长五次会谈商定的“前提是无过错补偿”、“形式是和解”的调子。在2006年9月20日开庭再审中，法庭对抗诉书所指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闭口不谈，对重要证据不调查、不核实、不鉴定，扬言“调解不需要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只要你提出钱数，对方答应就可以”，将受害人的法定代理人（生父）和诉讼代理人（祖母）排除在外，采用威逼利诱手段，迫使非法定代理人和法定监护人的受害人生母签字，接受法院精心设计的“阴阳两本帐调解”。

所谓“阴阳两本帐调解”，即本案再审法院同时签署了两份调解协议书：一份调解协议书是公开的，由当事人双方收执，上面写明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金20万元，一次性了结此案”；另一份调解协议书是不公开的，不发给当事人，由法院保管，上面写明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金40万元”，要求当事人（实则指受害人）保密，不得向外披露。

2006年12月27日，省法院向交通银行转40万元的“转账支票”：“收款人 陈子菁”、“人民币肆拾万元整”、“用途 调解款”。按照银行转帐的规则，银行须根据生效调解书才能转帐。省法院于2006年12月27日交给银行一纸所谓“情况说明”：“经本院主持协调，双方已调解结案。鉴于该案调解结果需要保密，故不能附相关的法律文书。请向陈子菁办理肆拾万元的转款手续。”

明明支付赔偿金60万元，却在公开的调解书中只写20万，并加上“一次性了结此案”语句，而将另外支付40万元赔偿金的真相隐瞒起来，意图何在？2004年安徽省法院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答复中，就已明确表示要给受害人30万元补偿。2006年，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之后，赔偿金倒成了20万元。以证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抗诉错误，10多年来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法律专家对本案的监督错误。

在党中央一再强调“宪法法律至上”的今天，在党和国家一再强调从严惩处司法腐败的今天，安徽省高级法院竟敢顶风作案，藐视法律，玩弄法律，任意嘲弄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行使法律监督，搞“阴阳两本帐调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历史上开了一个恶例！

特建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成立专案调查组，严肃查处安徽高院参与策划、炮制“阴阳两本帐调解”的法官，依据法官法和公务员法的有关规定，撤销其法官资格，开除其公职！绝不姑息，以警效尤！维护宪法法律的尊严！挽救人民法院的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