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年来，是中国近代史上特别值得留意的一段相对安定时期。虽然并非事事尽如人意，甚至天灾频发，但近一个半世纪轮番兴起的内外战争、文化运动和政治革命等大规模的人为现象，在这一时期终究趋于平静。与之相应，如同当年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引发世界对儒学和汉文化圈的高度关注一样，一种所谓的“中国模式”也于二十一世纪初备受瞩目和争议。

然而，究竟什么是“中国的”，何以一定要是“中国的”？这样的问题，仅仅通过政治意识形态或随性的喜好选择，显然尚不足以得到普遍信服的根本回答。历史地看，中国确实始终给人以一种特别印象，而且，近一百多年间，也长期存在着维护中国特点的政治努力。只是，在这些努力中，关于中国特点的政治解说并非总是一致。

十九世纪晚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政治改革的主要方向。从张之洞的《劝学篇》看，其时的“中学”，尽管也指以“道体”或“道统”为核心、用以“治身心”的“内学”，但其落脚点仍在于维护君主政制和纲常伦理的名教体系。因之，民权和女权在当时明显受到批判和抵制。

二十世纪初，政治改革为政治革命所取代，精神层面的“道体”受到文化运动的重创，而政治层面的君主政体也最终被民主革命所摧毁。尽管孙中山有意光大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孟一脉传承下来的道统，但其顺应现代潮流、以“民权”为目标的“先知先觉”政治道路，看上去已不再有孟子的那种“以斯道觉斯民”的道德意蕴。而且，在学术和文化领域，通向道统、道体、“心体”的传统认知渠道，到现代实际受到堵塞或阻碍。对于众多现代学者而言，切实认知中国传统的道家、禅宗乃至儒家的道德或心性系统，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了。

此后中国政治发展的基点，受战乱和时局的影响，似乎既非源于欧美的“自然权利”，也非传统的“仁义道德”。在苏联模式主导下，一条人民民主的政治路线得以形成。“二战”结束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大陆地区的政治并没有明显朝着权利化、理性化、法律化、形式化的方向发展。改革开放，基于历史经验和教训，重启了中国政治的权利化和法律化道路，也为中国民主法治的发展打开了更宽广的文化汲取途径。

总体看，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不断经历着曲折和转向，在文化上并未得到持续浇灌和深厚培育。其间的文化，时而受传统影响，时而受欧美影响，又时而受苏联影响，甚至在一定历史时期出现罕见的文化几近空白或反文化状况。尤其是，中国文化传统，百多年间飘摇破败，虽然自九十年代以来日渐呈现出复兴和重建态势，客观上有助于中国从苏联模式转向中国模式，但要说其对中国现实政治有着积极而深远的作用，则显然为时尚早。“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当这样一种传统话语在近代中国被用来指引民主实践时，政治上的民主政体框架确实得以初步建立，只是，那种为文化所长久承载的道体，不仅不能说得到了自觉维护和顺畅开通，而且也不能说其所遭受的隔膜、误解、排斥乃至进入的认知难度，至今业已完全消除。

在这样一种文化处境下，中国的发展，与其说已模式化、固定化乃至中国化，不如说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融会古今中外智慧、重铸中国政道法理的历史契机。历史上，世界众多民族也和中华民族一样，形成了各具特点的民族形式，但并不是所有的民族形式都值得、都需要也都可能获得普世推广。其实，即使同一民族的诸多生活方式，也不是样样都得以永久持续，而是明显经历着生老坏死。那种超越于具体民族形式、足以跨越古今的虽独特却普适的精神因素，才是文化传承的枢要所在。自始，中国文化即表现出这样一种特质，其在关于人“本性具足”、“万物皆备”的明确态度上，有别于其他宗教或理性文化，同时又显示出不分南北、无论古今的普遍性。此种独特而普适的文化元素，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发展都应是不容割舍的。目前，中国许多方面仍处在成长、重构和发展过程中，在继续广纳优良外来文化的同时，传承道体层面的独特中国文化，并以之厚实民主法治、经济社会的文化根柢，不能不说是开拓中国模式需要特别重视的基本方面。

从文化的角度看，传统中国政治总体上表现出对道德、价值和学理的遵循，正所谓“政者，正也”。不过，其间也曾出现通过“上古”、“中世”、“当今”的划分而割裂历史传统，通过对“六虱”、“五蠹”的批判而非道德、反文化，从而只着眼现实功利和利益的法家政治。上个世纪，还一度出现在一种低文化水准甚至反文化语境下开展国家建设的政治倾向和尝试。这些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构筑民主法治的文化根基所当尽量避免的。在古今中外背景下，提升中国民主法治的人文品质和学理含量，既需要重新开通传统心性或道德系统的生发渠道，也需要充分吸纳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理性知识，以彰显政治德性和政治理性，使政治具有更大的道德正当性、权利正当性和法律正当性，避免陷入单纯的利益政治或功利政治。

原载胡水君主编：《民主法治评论》2013年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