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93年进入法学所，在后面西小楼住了好几年。当时，这栋小楼里除了住着本所刚参加工作的几位年轻人，还住着来所进修的一些外国学者。这些外国学者有的住的时间长些，有的则很短。但短并不意味着就没有留下印象，如有一位波兰科学院的院士，没住几天就因老伴在国内病重而不得不启程回国，我至今记得送别他时他那副痛苦的表情；还有一位短期住过的奥地利小姐，虽只在楼道见面打过几次招呼，但后来听说她回国后因难产而英年早逝，还是引起我对人生无常的伤感。至于那些住得久一些的学者，更是大多结下了难忘的友谊。

杜鸣的英文名字叫Michael Dowdle。大约1994年前后，他受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从纽约大学到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来进修。很快他就与我们所里的许多年轻人结交成了朋友，如后来成为法学所所长的夏勇博士，当年在他主编的《走向权利的时代》的序言中专门提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进修的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的杜鸣先生审读过本书的英文部分。”我本人也多次受到过他的帮助，如他曾邀请我到北大的学术沙龙上作过演讲，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登上北大的讲台。后来他还曾推荐过我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并亲自到机场接我。

杜鸣很好学，学问也不错，但有点恃才傲物，而且书呆子气十足，不太会来事。举个例子，那时法学所科研处处长高鸿钧教授（现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邀请他每周给我们年轻人搞一个“外语之角”，本来这是一个双赢的活动，没想到进行到第二次时却出了问题。原来他第一次给大家布置了阅读材料，说下一次我们讨论这个主题。谁知下一次开始时，大家事先并没有好好阅读那份材料，结果一问三不知。他让事先阅读过的人举手，但下面没有一人举手。这下他来气了，说如果你们这样，那我们这课没法上。由于我和他比较熟悉，就说：杜鸣先生，你现在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学生，而是社科院的研究人员，里面甚至有著名的教授，大家工作都很忙，说白了来这里也就是放松放松，顺便练练英语听力和口语，你这样要求大家，大家就有压力了。杜鸣听完后并没有领情，而是坚持他的观点：如果你们只是想练英语，那找别人好了；除非你们能跟我一起讨论学术问题，否则我不愿意做这样的工作……

这个活动后来就这样不了了之，时至今日，我还在想，是不是因为杜鸣太认真了？甚或因为语言问题，导致刚开始沟通时就埋下了误会的种子：科研处希望他能帮助法学所的年轻人提高英语水平，而他本人则满以为可以借这个平台彼此交流学术？

离开法学所后，杜鸣又相继在北大和证监会工作了一段时间，在证监会工作期间，还找到了一位中国女孩做妻子。后来又携妻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我在哥大做访问学者时，一直以为他过得很好。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开口向我借钱，并说如果他不能在哥大续聘下去，他妻子就要回北京。我那时本来费用也有点紧张，但想到他对我的信任，还是尽量帮他。

哥大的合同到期后，他应当是没有被续聘。后来他又去了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有一天我在北京接到他的电话，应约与他见面吃饭，这次还意外见到了他妻子，发现两人的兴致都不错。我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但后来他又离开了香港，去了澳大利亚一所大学。我听说后马上去那所大学的网站查询，果然发现了他的照片。

已经很多年没有他的消息了，当年那个可以经常谈及他的圈子如今也联系不多了，但愿他能一切安好！

韩国法官金先生携夫人及一双子女在西小楼住了一年，我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12年，我随中国刑法学会代表团访问韩国，他得知后专门赶到宾馆看望我，并激动地拨通家里电话，让我和他太太说话。可见在中国的一年给他们留下了多么难忘的印象。

金先生只是首尔大学法律本科毕业，金太太却是文学博士，其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三国时期的三曹诗歌，令我肃然起敬。但金太太却说，她丈夫要比她了不起，因为韩国的法律人地位非常高，能上首尔大学法学院的都是天才。金太太非常尊重他的丈夫，好几次在家备好韩国饭菜，请我去品尝。有一次，金先生一高兴喝多了点，拿起桌上的一束花要献给妻子，搞得金太太很是狼狈，一个劲地向我道歉：对不起，刘先生，我丈夫今晚在您面前出丑了，请您相信，他平时不是这样的。我连忙说：按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好朋友在一起，高兴才会喝多，所以您不要不好意思，我感动还来不及呢。

金先生那时努力学中文，时不时闹点笑话。记得有一天晚上，他和我们几个中国同事去喝酒，差不多的时候，他说：“我们下次换个地方喝好不好？”我们说“好”。于是他起身招呼我们走。我们以为今晚就到此为止了，但出门时他却拦住一辆出租车让我们上车，我们顿时才明白：原来他说的“下次”是指另找一个地方继续喝。他的这一习惯在2012年我访问韩国时再次领略，当晚他约了我的另一韩国友人具本敏先生，三人喝酒告一段落时，他又提议换一家好的。具本敏也曾经是法学所的访问学者，与我亦有深交，我1998年前往美国时，他不仅召集陈泽宪（现任国际法所所长）、胡云腾（现任最高法院研究室主任）等兄长为我送行，还用一信封装了二百美元送给我，并在信封上工工整整地写上祝福语。由于他那时住在望京研究生院，不住在西小楼，因此有关与他的交往本文先不细表。

1996年，韩国前总统全斗焕被判处终身监禁，当时一个中央电视台的朋友想托我请金先生做一期专访节目。但金先生经过慎重考虑，最后委婉地谢绝了。他对我说，作为韩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不觉得在异国谈论自己国家的前总统被判刑是一件光彩的事情。由于平时我和他太熟悉了，甚至有深夜喝酒回来一起翻法学所大门的经历，因而他的这一表现有点让我刮目相看，原来在感性之外，他还是一个如此理性的人。

年轻漂亮的马克林小姐很是幽默，初次见面，她就告诉我，马克林这个名字是她在南开大学留学时中国老师给她取的，意为马克思的妹妹。

她那时在国内已经有了男朋友，并且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但有一个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法文翻译似乎还在追她。这个小伙子既帅气又真诚，我们都对他印象不错。马克林当时在三楼有一个两居室，这小伙子就住在了她那里。法学所的院子很小，没过几天，此事传到了所里，所里有关部门找她谈话，大概是不让她留宿外人。马克林很委屈，对我说：这房子是她付了租金的，她来了朋友，为何不可以住？说归说，第二天她确实把那个小伙子安排到外面酒店去住了。

有一次，我和马克林一起去三味书屋参加她的一帮朋友聚会，临别时，我跟她的朋友说：如果你们去法学所找马克林，欢迎与我联系，我们住一起。第二天，马克林告诉我，她的瑞典朋友对她说，没想到中国人现在这么开放，公开地说我们住一起。本来我所说的“住一起”是指住一个楼，但她的朋友显然把这里的“住一起”理解为“同居”了。

若干年后，有一天法学所的一位同事突然给我来电话，问我可还记得马克林？原来她现在是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到广州来出差，想来北京会会我们这些老朋友。那次我一见面就问她，怎么你一走就再也没有消息了？经她解释，原来她国内的男朋友知道那个小伙子追她到北京这件事了，加上她的妈妈重病，有段时间她只想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想跟外界任何人联系。令我们高兴的是，现在她一切都好了。

在西小楼里，我先后结交了两位日本友人，先是小林昌之先生，后是今井健一先生，他们都是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今井健一先生早几年不幸英年早逝，我应邀写了长篇纪念文章，被翻译成日文收入纪念文集。这里仅追忆一下与小林昌之先生交往的几个片段。

小林先生长得又高又帅，言谈举止也很有绅士风度。他的夫人也很漂亮。我们熟悉之后，他让我教他汉语，为此我还专门去书店买了供外国人读的汉语教材。每次上课时，他的夫人都提前为我们准备好点心、茶水。

有一次，我提前去他家敲门，他一开门发现是我，立即对自己穿得比较随便尴尬地道歉：对不起，请稍等。一会儿他再出来时，已是西装革履。他的这个细节令我印象深刻，觉得日本人还是很注意在外人面前的形象的。

小林夫妇很恩爱，也很有爱心，他们在北京参加了不少面向残疾人的慈善活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从小林先生口中得知，原来他的爱人也是残疾人（耳聋），难怪她一直戴着一个类似助听器的东西，我还一直以为是听音乐的耳机呢。知道这一情况后，我对小林先生的为人更加敬佩。

我与小林先生、今井先生一起去过北京的浙江村搞调研。后来我在河北香河法院挂职锻炼时，他们又去那边看过我，并在当地法院领导的支持下，下乡考察过两个法庭。这些活动无疑加深了我们的友谊。

曾有一个夏日的夜晚，大家相约在西小楼外面的月光下喝茶。小林先生和今井先生穿戴得整整齐齐，看到我穿着短裤和拖鞋，就善意地说：待会马克林小姐来。我于是马上回房间换好正装。就在这时，马克林小姐来了，她不仅穿得比较露，而且随意往地上一坐，弄得正襟危坐的两位日本朋友反而有点不自在起来。——那时，一个英语单词便猛然浮上我的脑海：diversity（多样化）。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