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保护私权利的法律汇总，是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是事关每个公民“从摇篮到身故”的切身利益的法律。

2013年，当选为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孙宪忠提出修订民法通则为民法总则、整合其他民事法律为民法典的议案。此后，他全程参与了民法典编纂工作，并为立法机构提出了民法典“两步走”的编纂建议。

对于民法典的编纂和审议通过，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孙宪忠说：“这不仅是每一位民法理论和实践工作者欢呼雀跃的大事件，也是全中国人民衷心期盼的大事件。”

民生周刊：您在国内首先提出编纂民法典，当时为何会产生这一想法？

孙宪忠：在深入调研后，我发现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已经被“掏空”。156个条文能够真正直接适用的只有十几个，如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等内容，多数已经没有办法适应社会的发展形势。

此外，当时已经有专门的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民法通则的作用已十分有限。1986年的民法通则有“小民法典”之称，在我国民事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发挥了重要作用。学民法的人对民法通则都有很深的感情，但民法通则确实承担不起“民法太阳系”中心的重任。

民生周刊：在对普通百姓权利保障方面，民法典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和以往的法律相比，有哪些方面的突破？

孙宪忠：先举个曾被媒体和公众热议的例子。去年7月，河南一名女孩到杭州一家公司应聘遭拒，原因居然是因为她是河南人。这是地域歧视，地域歧视就侵犯了人格尊严。

按照民法典109条，她就享有法律保护。民法典的人格权是贯彻了民法总则第109条的规定，把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进一步阐发为人身权、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等。这也向社会传达出一个理念，即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是至高无上的权利。

可以说，对普通老百姓的权利保障贯彻了整个民法典的始终。从第一个条文到最后一个条文，都包含这样的内容。简单来看，对普通老百姓的权利保障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人身权利，另一方面是财产权利。

民生周刊：自民法典草案初审审议以来，关于离婚冷静期就引起了广泛讨论，您怎样看待这种争议？离婚冷静期的设置，能否真正解决冲动离婚问题？

孙宪忠：当时创设离婚冷静期这个制度，我是支持的。所有法律制度的建设都有一个问题意识，民法是社会实践性很强的法律，要解决社会现实问题。

近年来，闪婚闪离现象普遍。有学者认为，这种情况可能在离婚人群中仅占5%，但我认为，即便5%也不算少。建立婚姻冷静期制度，实际上经过很多考虑。闪婚闪离确实对婚姻当事人不利，冷静期就是让当事人能夠有一段时间来认真考虑。

目前，对建立离婚冷静期制度的质疑有两种情形：

一种观点认为，多数当事人都是认真考虑的，离婚冷静期仅适合于少数人。我认为，如果真是这种情形并有证据证明，法院会考虑这些因素。

还有一种质疑观点：在冷静期间，如果互相伤害怎么办？首先，互相伤害是侵权问题。夫妻离婚伤害并不是冷静期带来的，而是夫妻之间本身已经存在的问题。

我认为，这些质疑从道理上都很难讲通。此外，从试验地区的社会效果来看，设立离婚冷静期的作用是积极的。所以，最后法律设立了离婚冷静期。

民生周刊：在我国治理能力提升方面，民法典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孙宪忠：民法典对于我国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有重要作用。

它解决了我国民法立法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立法散乱，而且隐含重大矛盾和缺陷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民法典是一个体系化的立法，这种体系化从民法基本法的角度保障了民法立法资源的和谐统一。在此之前，我国民法立法，除了民法通则之外，其他都是单行法律的形式。

1993年，我国修改宪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此后为落实宪法的要求，先后制定了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公司法等多部民商法律。然而，这些法律在指导思想上、具体制度上和民法通则都是相脱离的。这种立法上的问题，通过本次编纂的民法典得到较完满的解决。

民生周刊：民法典是我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具备什么条件的法律才能称之为法典？

孙宪忠：法典和“法”的命名一字之差，但区别显著。能够被命名为法典的法律，大体有3个明显特征：一是该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二是该法体系庞大，法律制度规模大，法律条文多;三是立法者要突出该法的体系性，强调立法的逻辑和规律。

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民法典仅次于宪法。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民法是时时刻刻不可以缺少、人人不可以缺少的法律遵循。

民生周刊：作为民法学家，您如何评价我国的民法典？立法过程中，是否还会有一些遗憾？

孙宪忠：立法者吸收了人类民法发展几千年的优秀成果，同时结合了我国本土的国情，才最终制定了民法典。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法律文化也是世界法律文化的一部分。

当然，我国的民法典有一些很积极的理论创造。例如，对法人制度做出一些改变，民事权利部分也有发展。我参与了这个过程，深知其中的艰辛。

当然，我们国家发展很快，还面临很大的立法需要。例如，我国已经进入网络社会，网络社会中存在大量无形资产。在民法典中，没有得到足够回应。支付宝、微信上的财产有人称之为无形资产、虚拟资产，我就不承认这个概念，我认为可称之为数据资产。

总体上看，未来还有很大发展空间。随着网络的发展，网上交易过程中带来很多网络版权方面问题，规则还需要回应更多发展需求。

来源：《民生周刊》2020年第12期，记者郑智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