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民法典是我国立法史上的一件大事。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将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这意味着，我国将正式开启“民法典时代”。

民法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被视为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立法表达。编纂民法典，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客观需要，也是形成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体系的必然要求。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孙宪忠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讲述新中国首部民法典编纂的历程和体系，介绍民法典编纂的规划步骤和最新进展，并解读民法典草案编纂的法理和逻辑。

民法典编纂“两步走”符合我国国情

记者：根据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明确了“两步走”的民法典编纂工作计划，即先制定出台民法总则，后制定民法典各分编。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工作思路？

孙宪忠：我国先后于1954年、1962年、1978年、1998年四次起草民法典，但是四次都因各种原因被搁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在这个大背景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制定了包括民法通则在内的一些民事领域重要法律，之后又陆续制定了一些其他的民事领域法律，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先零售再批发”的民事立法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作为当时我国民法的基本法，从法典编纂体系的角度看，内容上大体是民法总则性质，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之上。1993年，我国通过修宪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制定了合同法、物权法等法律，这些法律从法典编纂体系的角度看属于民法分则。从民法典体系化规则的角度看，分则应该遵从总则。但是我国的民法通则很多内容较为陈旧，不但统领不了分则，而且还有可能妨害市场经济体制和人民的权利。

鉴于此，民法典编纂确定了“两步走”的方案。第一步，专门针对民法总则进行具有统领性的一般规则的编纂，其工作内容是在民法通则之外重新制定新总则。这一步的工作基本上是新作。第二步工作，实际上是整合民法通则之外的其他民法立法。此次不是重新制定而是编纂整理，其工作特点和总则不同。

民法典编纂分为“两步走”的规划，是得当的而且也是成功的。实际上，把民法典编纂工作分为“两步走”，是既符合国情又符合民法典编纂的科学理论，更符合法学学习、教学规律、方便司法适用的好方法。

目前民法典草案总体上较为成熟

记者：继2017年3月民法总则表决通过后，2018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民法典分则各编草案进行了首次审议，这也标志着民法典分则编纂工作全面展开。截至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就分则各编草案分别进行了多次审议。您如何评价目前的民法典草案？

孙宪忠：现在的民法典草案，可以说是符合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依法立法要求的。首先，从立法程序上看，其整个立法程序是符合我国立法法相关规定的。其次，从立法内容上看，现在的草案从民法典所需要的内容看基本上是完备的，是符合国情和法理的，而且一些法律漏洞得到了弥补、法律错误得到了纠正，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领域里还有创新。此外，从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保障的角度看，草案已经多次审议多次修改。修改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召开了多次论证会、听证会和研讨会等，邀请了不同领域的法学家、全国人大代表、司法实务部门、各业务部门的同志参加。每一次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草案也会上网公布，征求社会意见。草案内容总体上看较为成熟。

总则分则编纂体例保障立法质量

记者：我们注意到，此次民法典采取了总则和分则的编纂体例。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体例？

孙宪忠：民法典区分为总则和分则的编纂体例，是确保立法体系完整、科学的必由之路，是保障立法质量的最佳选择。

民法作为市场经济体制和人民日常生活一般的法律保障，它要规范的事务非常庞杂，因此属于民法的法律规范制度群体非常庞大。这个庞大的群体，不能像一麻袋土豆那样杂乱无章，否则，民法就无法学习、无法司法适用，更无法在社会贯彻。

传统民法数千年的历史发展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经验，那就是将庞大的民法规范予以体系化科学整理编纂，从而形成总则和分则相互区分、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相互区分、权利的非交易状态和交易状态相互区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相互区分的体系。

在民法典体系下，区分意味着分工和配合；但是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统辖和遵从，也就是上位规范和制度对下位规范和制度的统辖效力。比如，民法典总则编所建立的一般原则、一般规则，对于分则各编具有统辖的效力，分则中的制度适用必须遵从总则的规定。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良好的逻辑体系，法律规范和制度乱成一团，不但根本无法适用，反而会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损害。我国宪法已经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原则，民法在依法治国的原则下承担着超越其他法律的重任，被视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而良好的立法质量才是确保民法典完成其使命的保障。

“提取公因式”方法是科学立法必然

记者：我国的民法典采取了“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方法，即总则编规定一般性规则，分则编规定比较具体的事务。但在一些学者看来，这种方式不但抽象难懂而且分割了生活现实。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孙宪忠：这种看法是很不中肯的。实际上，民法典总则编所采用的概念并不是抽象难懂的，基本上都来源于现实生活，是对现实生活关系的归纳总结，像自然人、法人、法律根据、法律责任等概念，大家都是很熟悉的。个别法律上的特别术语，稍加解释，民众也是可以明白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很多人认为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就抽象难懂。这个概念确实在日常生活中不太使用，但其实它要表达的就是我们都熟悉的现实生活中的“我愿意”这三个字，是每一个人在进行民事活动的时候内心真实意愿的客观表达。换言之，就是指对某个自己承受的义务予以接受的意愿。再比如，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规定了三个条件：行为主体合格、意思表达真实、意思目的合法。这些条件规则，从主体的角度看适用于自然人、法人以及非法人组织，从行为的角度看适用于处分财产、订立合同、结婚离婚、收养以及订立遗嘱等等事务。如果采取列举式立法，那么，这些条件不但要在每一种主体里面都写一次，在每一种具体民事行为里面要再写一次，在各种法律事务里面写一次。这就非常繁冗复杂了。而采取“提取公因式”的方法，在民法总则中，只需要用一个条文就解决了。

民法典编纂采用“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也为学习研究以及贯彻适用法律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从学习法律的角度看，虽然总则编相比分则各编来说比较抽象，但是这种抽象反而是法律学习的最佳途径。人类学习知识恰恰都是从一般到具体，抽象出来的知识其实是最简单也是最容易学习的。要说的是，这些一般性的规定，除了在民法总则中有比较集中的规定之外，分则各编中也有，各个分编第一章的内容基本上都是适用于该编的一般性规定。它们的法律学习和适用原则和总则是一样的。

来源：《法制日报》2020年3月17日第5版“人大视窗”（记者 朱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