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5月8日电（王晗）今年10月1日，新修订的《民法总则》将正式施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室主任、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谢鸿飞研究员参与了《民法总则》的编纂。他告诉记者，《民法总则》规范的不是别的，恰好是每个人的生活。它作为立法部门对社会需求的回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人文关怀，并倡导了社会道德观念。

彰显时代特征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7.31亿。互联网不仅影响了经济发展和商业模式，更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民法总则》不可能漠视这一巨变，对涉及财产权、个人信息权的新变化做出回应。

对于QQ、微信、游戏装备等互联网时代的新型财产，《民法总则》第127条给出了一般性规定，即“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谢鸿飞认为，这一条款虽然未明确界定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的属性，但明文规定保护这类财产，有其积极影响。

首先，数据和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使得互联网企业可以放心、积极地投入更多资源，进而促进其发展。其次，它能够催生相关单行法出台。目前，各国和地区关于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的单行法寥若晨星。中国互联网技术和交易位于世界前列，《民法总则》确立的一般性规则可能敦促相关单行法出台，对网络财产做出更细致、周详的规定。

互联网环境下，人肉搜索、网络诈骗、电话骚扰等已不是陌生现象，个人信息保护更为艰难。《民法总则》专设第111条明确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都要符合两个要件：一是依法取得；二是确保信息安全。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均为法所不容。

谢鸿飞评价称，此条首次区分了个人信息和隐私，将不为隐私所包容的个人信息均纳入法律保护范围，回应了新技术对法律的挑战。此外，它将个人信息作为一种民事权利，意味着这种权利被侵害时，受害人可以请求国家提供侵权责任救济。如此，《民法总则》和相关行政法就建构了一个整全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行政法从源头上禁止实施有损个人信息的行为，起到预防作用；《民法总则》则在个人信息受损后，为其提供私法救济。

此外，对中国某些特殊的制度，它也顺应时代要求做了改变，比如第56条第2款关于农村承包经营户承担责任的规定，其实就体现了农民工大量进城的事实；第33条有关成年监护制度的规定，回应了老龄化社会的需求。

凸显人文关怀

谢鸿飞还介绍，《民法总则》在监护制度上的重要革新，确立了社会补充监护和国家兜底监护原则，使国家承担了更多的行政给付义务，凸显了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

《民法总则》第32条规定，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第31条第3款规定，在指定监护人前，被监护人处于无人保护状态的，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或者民政部门担任临时监护人；第36条规定，在监护人被撤销资格之后、法院指定监护人前，法院应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这些规定首先为居委会和村委会设定了监护责任，倡导社会守望相助的精神，其次为国家设定了兜底监护义务，要求国家对弱势群体履行积极人权保障义务。它们也使被监护人永远处于被监护状态下，不存在监护真空，使被监护人的身心得到不间断的关爱。

此外，《民法总则》还弘扬了监护的契约精神，第29条的遗嘱监护制度、第30条规定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可以协议确定监护人、第33条的成年监护制度等，都尝试以契约强化责任。《民法总则》第35条和第38条均强调了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有利于最大限度保障被监护人的利益。

倡导社会道德

中国民间的各类俗语反映了一种朴素的道德观念，例如“好人有好报”、“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等等。《民法总则》中也规定了相应的原则和规则，来守护这种社会道德。

除了引起热议的“好人免责”外，《民法总则》第8条也明确规定了“公序良俗”原则。谢鸿飞认为，这是社会道德进入法律的渠道。它们将道德义务法律化，使得法官能够在个案中按照其良知和对社会道德的体察，平衡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当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

《民法总则》第188条将普通诉讼时效由两年延长为三年，也符合“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道德观念。据谢鸿飞介绍，原有的《民法通则》诉讼时效期间过短，不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这一点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识，也与民间道德多有不合。《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为强化权利人保护，做了诸多制度革新。它首次明确规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应符合两个条件：一是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二是权利人知道义务人。此外，为保障弱势债权人的利益，第197条还明确诉讼时效的期间、计算方法以及中止、中断的事由等规定均为强行法，当事人另行约定的无效；预先放弃诉讼时效利益的行为也无效。

值得一提的是，《民法总则》进一步确认了营利法人的社会责任，将这种对道德的倡导扩展到企业。谢鸿飞指出，社会责任与民法中规定的诚实守信原则类似，其内容并非遵守法定义务，而是一种法律化的道德义务。它迫使企业法人像自然人一样，成为一个独立的道德主体。通过上述原则和规则，《民法总则》表明了其立法态度：追求平等，也向往优秀；倾心自治，也热爱美德。

来源：中国日报网2017-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