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主持：彭秋归（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编辑）

对谈嘉宾：陈曙光（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支振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鄢一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1 共产党将民主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每个民族的民主都一定带有本民族的独特基因，都一定要与本民族的水土相服。

彭秋归：时至今日，民主在世界范围内仍是个聚讼纷纭的大问题。在众多民主实现形式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正日益展现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实践证明，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最管用。我们如何看待民主制度在社会主义中国不断巩固和发展？

陈曙光：民主不会横空出世，民主制度不是“飞来峰”。任何民主都只能从自己的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只能从本民族的文化血脉中衍生出来，只能与本民族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发展水平相适应。马克思曾经批判黑格尔的民主观，指出“黑格尔认为民主因素只有作为形式上的因素才能灌输到国家机体中去……其实恰巧相反，民主因素应当成为在整个国家机体中创立自己的合理形式的现实因素”。也即是说，民主因素无法通过外部灌输，必须依靠各个国家的内生演化才能发生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每个民族的民主都一定带有本民族的独特基因，都一定要与本民族的水土相服。

支振锋：在我看来，社会主义不是只有一种模式，民主也不是只有一种模式。在中国，我们正在努力探索一种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也在探索一种有自己特色的民主模式。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保人民当家作主。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支持和保证人民实现当家作主。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的旗帜。我国还实行民主集中制，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避免西方和国外经常出现的“民粹”，也避免出现“人民名义上有权而实际上无权”的状态。因此，可以说没有人民当家作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彭秋归：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这是我们观察中西方不同民主制度的重要视角。

鄢一龙：美国学者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体系并不是政府不干预经济。恰恰相反，它是通过弱化政治实体的作用，以形成有利于资本全球扩张的政治经济结构。这是代议制政体虚伪性的核心所在。表面上竞争性的、多元的政治体系，内在服从于占据支配地位的少数群体的阶级利益。

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恰恰体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既平衡又不平衡的辩证法。就是在经济基础中已经吸纳了资本逻辑，而且在资本的力量比较强大的情况下，通过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力，来驾驭资本的力量服务于社会主义目标，避免中国由人民（通过中国共产党）当家作主转变为资本坐庄的体制。

陈曙光：列宁指出：“任何民主，和一般的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这说明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民主形式，归根结底要与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之中。很难想象，生产力永无止境地奔涌向前，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主政治体制却可以任凭风浪起，我自岿然不动。一个国家的民主模式，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国家所处的历史阶段决定的。在实际生活中，民主制度永远不会是“单独存在”的，而总是“共同存在”的。它会影响经济，也会受经济发展的影响。这是活生生的历史的辩证法。

马克思说过，一个阶级掌握了经济命脉，它一定会掌握政治命脉；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也一定是在政治和文化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中国要坚持人民民主的方向不动摇，就必须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国有经济在关键行业和重要领域必须牢牢掌控国家的经济命脉。

2 社会主义民主是内生演化的结果

真正的民主能够解放人民、动员人民、组织人民，让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决定国家的命运。

彭秋归：近代以来，中国对民主制度进行了艰辛探索。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各种方案没有成功，其原因何在？

支振锋：凭借种种历史机遇，西方率先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并借由工业化积累的势力与武力宰制世界、压榨全球。许多经济与科技落后的地区纷纷被纳入其殖民与经济体系而饱受鱼肉之苦，并导致更加落后。但在模仿西方求富求强的改革中，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却盲人摸象，误入歧途，丧失了基本的立场与判断。西方宪政、法治、民主等宏大政法理论，被简单化理解为西方腾飞的原因。它们以为通过甘附骥尾、亦步亦趋地学习和照搬就能取得与西方同样的现代化成果。实际上，西方宪政、民主、法治与经济、科技和现代化互动过程复杂，并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而将它们理解为第三世界国家落后的根源与腾飞的秘密，更是颠倒是非。远的不说，就看最近西方操盘手在中东开启的一系列“颜色革命”、“人道主义干预”，带来的却是政局动荡、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恐怖蔓延、人道主义危机。数千万中东人民以斑驳的血泪悲剧，不仅戳穿了西式民主的转型神话，也刺破了宪政大词的理论泡沫。弄粉调朱所堆砌的“普世价值”正在被证明为不过是月露之体；裁红点翠所编织的理论围墙在现实面前也已经千疮百孔。

回顾近代中国对民主制度的艰辛探索，我们首先要追问的是当时中国的历史遭遇和时代任务是什么？很显然，是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要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就必须从根本上把人民从枷锁中解放出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真正让人民有力量，并运用他们的力量。然而，无论是清末三心二意的变法，还是民国软弱的资产阶级买办政党，他们都不会实行真正的民主。因为他们害怕人民得到自由，害怕人民变得有力量。历史证明，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各种方案，不能真正解放人民、动员人民、组织人民，让人民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决定国家的命运。

陈曙光：照搬西方民主制度在过去行不通，在今天也行不通；在中国行不通，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行不通。今天，西方民主模式在欧洲大陆和北美运转相对较好（问题也不少，尤其是经济危机发生之后），但在西亚北非则演变成了“阿拉伯之冬”，在前苏东地区则演变为寡头政治或重返威权政治，在南亚地区则演变为家族政治，在非洲则演变为部落政治，在泰国等则演变为街头政治，在日本等国则演变为派系政治，在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则沦为无政府主义。究其原因，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产生于西方，具有西方的特殊性。比如，西式民主是与西方的启蒙思想和基督教文化相契合的。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就指出，西方的民主价值既源于“启蒙思想”，也源于基督教教义。它完全是西方的东西，因而在其他地方行不通。西方总是试图扮演“上帝选民”，总想去“拯救”别人，其结果是损人不利己。

彭秋归：各国还得自己探索民主道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始终高举民主的旗帜，带领中国人民不断探索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并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支振锋：近代以来，有许多中国人一直生活在西方话语所编织的“美丽新世界”中，对西方民主制度始终抱有幻想，迄今不能自拔。但现实却是“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最终，还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团结各阶级各阶层的统一战线，坚持绝不屈服绝不退缩的武装斗争，坚持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群众路线，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制度。其后虽有曲折，但通过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正视问题的拨乱反正和海纳百川的改革开放，我们又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这其中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鄢一龙：在共产党领导人民的不断探索中，最重要的就是基于群众路线的民主实践。群众路线民主观体现为确立人民主体性的观点。人民才是历史进步的动力，才是国家的主人，而党是人民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群众路线民主是比竞争性选举民主更为彻底实现人民主权的民主机制。竞争性选举民主将人民碎片化为个体的公民，而群众路线的人民，除了个体性之外，还是作为整体意义上的人民。竞争性选举民主的代表性是通过程序化授权实行的，而群众路线的民主是通过实质代表性实现的。

通过进一步完善群众路线的实现机制，中国就有可能创造一种比选举式民主更高水平的民主。它不同于选票式的通过授权—代议的形式实行民主，而是依靠群众观点、群众方法和群众民主，建立人民群众主体性与党的领导之间无休止符的密切互动。

陈曙光：现在国内外有一股势力污蔑中国“不要民主”，实际上他们要的是“西式民主”，是“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西方议会”那一套。我们批判他们这些谬论，绝不是不要民主，而是为了发展“中国式民主”。“中国式民主”只能脱胎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内生于当代中国的政治架构，契合于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具有合理性、合法性。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

3 治不必同，期于利民

中国的重大决策通过反复的交流、比较和协商来逐步实现其科学性。这是一个寓科学于民主的过程。

彭秋归：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行人民民主，就是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如何理解这里所说的本质和核心？

陈曙光：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实质性民主，要求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是“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的结合。对待民主，既要看到民主的实现形式，更重要的是透过形式的外壳把握民主的实质。

有的民主程序是完美的，形式是真实的，但内容和实质是虚假的。这类民主的“虚假性”在于，它“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这类民主的“真实性”在于，它的程序设计非常华丽，可谓一俊遮百丑。但是，形式上的民主不等于事实上的民主。“选举形式、民主形式是一回事……内容却是另一回事”，“着眼于形式上的民主，那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观点”。西式民主由于“资本逻辑”这一先天的基因缺陷，打扮再美丽也仍然无法掩饰其内容上的空乏。在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纯粹的”民主愈发达，排斥群众的方法就愈巧妙、愈有效。西式民主在“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亦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产生了断裂。缺乏价值理性的维度，工具理性的膨胀必然走向理性的反面，成为一种非理性。

有的民主内容是真实的，形式是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属于这一类。这类民主的“真实性”在于，它是大多数人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是实质性民主。但社会主义民主也必须通过好的形式来实现，必须有好的程序设计。社会主义民主从形式上来说具有典型的“发展性”、“阶段性”特征。今天我们已经摸索出一套社会主义民主的中国实现形式，但还处于初级阶段，民主的实现形式还有很大的发展和完善空间。

彭秋归：前面说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而协商民主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如何发扬这种独特优势？

鄢一龙：协商民主是决策环节的民主。我们看到中国的重大决策都是通过反复的交流、比较和协商来逐步实现其科学性。这是一个寓科学于民主的过程，包括前期的头脑风暴与方案形成，制定过程中的内部反复商讨，以及形成初稿后多方、反复征求意见。这种几上几下的协商与集中，恰恰是中国协商民主实践的生动案例。

协商民主还表现为中国的决策高度重视调研。重大决策都要开展系统的、专门的调查研究。恰恰是通过广泛的调研，使决策者能够掌握第一手的信息，使决策能够做到实事求是。

协商民主还表现为中国的决策是汇聚民意的过程。决策者通过开展调研、召开座谈会、听取正式渠道和非正式渠道的公众意见来实现公众的广泛参与。决策者深入人民群众，鼓励普通公众充分表达他们的意见，了解人民群众的疾苦与需求。

陈曙光：“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具有西式民主不具备的独特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将这种“独特优势”概括为五个“有效克服”。

协商民主可以“有效克服党派和利益集团为自己的利益相互竞争甚至相互倾轧的弊端”。在西方，政党和利益集团门派林立，往往面和心不合，要么沆瀣一气、相互勾结，要么相互掣肘、排挤倾轧。中国在共产党统一领导下，通过多种形式的协商，有效避免了党争纷沓、相互倾轧的现象。

协商民主可以“有效克服不同政治力量为了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固执己见、排斥异己的弊端”。在西式民主下，各派政治力量为一己之私利、图一时之输赢，奉行“零和博弈”的斗争策略，缺乏协商办事、合作共事、妥协谋事的规则意识。这导致符合国家长远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主张难以进入决策程序，难以形成国家意志和公共政策。在中国，中国共产党除了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追求。在这样的格局下，各种利益诉求能够畅通表达，利益共识和决策共识比较容易达成，避免了“大鱼吃小鱼”的困境。

协商民主可以“有效克服决策中情况不明、自以为是的弊端”。在西方，反对党的义务在于“反对”。在上台下台的交替轮回中，在执政与在野的议会大战中，双双沉沦于受虐和施虐的快感之中，而时常不顾事物的本来面目。这是西方政治生态的缩影。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要义在于协商。协商本身就是一个信息共享、意见交换的过程，就是一个避免自以为是、自不量力的过程，就是一个发现错误、纠正错误的过程。

协商民主可以“有效克服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中无法表达、难以参与的弊端”。西式民主一个突出弊端就是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西式民主无法解决在投票之后或非选举期间人民如何行使权利的问题，无法解决政党在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问题。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则有效避免了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

协商民主可以“有效克服各项政策和工作共识不高、无以落实的弊端”。政策和工作的落实与否关键在人民群众接不接受、认不认可。协商的过程就是提升共识和认可度的过程，也是督促工作、落实工作的过程。众所周知，议而不决、效率低下与事不关己、政治冷漠是西式民主的通病。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则消除了人民群众的政治冷漠，形成推进改革发展的强大合力，有效避免了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

4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彭秋归：“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民主模式必然具有独特性。在社会主义中国，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但国内外总有些言论，把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扬人民民主对立起来，刻意制造两者之间的矛盾。当代中国学者如何回应这个问题？

支振锋：据统计，二战后至今，全世界只有韩国、我国台湾两个经济体实现了从低收入向高收入的转变，只有13个经济体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转变，在全世界200多个经济体中比例极低。而总结成功者的经验，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其在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有着稳定的政治社会局面和坚强的领导核心。同时，根据法学家对世界各国法治建设成败之道的研究也发现，没有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转型国家的法治建设就很难取得成功。可以说，一个坚强有力、敢于担当、廉洁干净的领导核心，是国家繁荣发展的掌舵者和总枢机。从这一点也可以理解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

正如我们刚才所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既是人民的一部分，更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本身在逻辑上就是统一的。但我们必须承认，在国际国内环境日趋复杂的情况下，党也存在着“四种危险”、面临着“四大考验”。为了保证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鄢一龙：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完整架构。我重点谈一下人民民主与党的领导的辩证关系。

真正的民主是人民公意的表达，是“共同体的善”的实现。这就需要一个政治共同体作为中介，将分散的人民意志整合为集体意志，并转化为政治实践。竞争性选举政党代表着碎片化的利益与占据支配地位的资本利益。只有像中国共产党这种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党组织动员能力与国家强制权力统一的政党，才能承担起“集体意志”表达者的“现代有机体”的使命。

正是由于中国“政党—国家”的根本制度安排，使得国家除了传统角色之外，有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国家战略者”，一个“集体人”的代表，不断谋划长远、谋划全局，从而有可能将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做实。

人民民主内在地要求党的领导不能脱离群众，不能当官做老爷，应该做人民的公仆，而不是反客为主。通过进一步激活群众路线，在党的体系内建立群众工作委员会，代表群众的利益，推动政府走群众路线，保持党与人民的鱼水关系，实现人民主权与党的领导有机统一。

彭秋归：历史在往前发展，一些西方学者所谓历史终结于西式民主的言论，在现实面前已经破产了。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对民主的未来有着怎样的展望？

陈曙光：从专制到民主，从低级民主到高级民主，从较高级民主到更高级民主，这是民主发展的辩证法。民主推进到哪一步，是由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决定的。现阶段，相对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还是有待发展和完善的，还不是理想状态的民主。

人类社会必将扬弃低级民主，走向更高级的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便是有益的尝试。随着共产主义的实现，作为“国家形式”的民主将会消亡，但民主管理依然存在。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管理”的完善程度将会空前提高，根本不存在最终的、最后的民主管理模式。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民主管理”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

鄢一龙：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想是非常高远的。它将一切所谓的民主、非民主的政体，都当成通向最彻底民主的不完善的形式。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那种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是最彻底的民主。

彭秋归：感谢三位学者的精彩阐述。通过系统回顾中国的民主之路，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符合中国国情、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可以说，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共产党高扬的旗帜。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之路必将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越走越宽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