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本报“生命健康领域哪些事最受关注”调查显示

百姓最痛恨三件事（独家报道）

受访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支振锋 

北京大学医学部卫生法学教研室副主任　王　岳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　朱　毅

本报记者　李迪　高阳

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会上，他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在生命健康领域，哪些事是百姓最关心和迫切需要解决的？《生命时报》就此在报纸和新媒体上发起调查。结果显示，食品造假、假医假药、拐卖妇女儿童位列前三；看病难看病贵、环境污染紧随其后。采访中，一名妇女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做这些坏事的都不是人，都该被枪毙，我身边没有一个不恨这些坏人的。”此言虽有些过激，但也表达了不少人的心声。

危害巨大且久远

一件事被人痛恨，不仅由于其违背社会道德、违反法律，更在于其巨大而深远的危害。 

食品安全令人揪心。从2016年初的35家餐企食品检出罂粟壳成分，到“3·15晚会”揭露网络外卖黑心作坊；再到11起家乐福门店出售过期食品案件……刚刚过去的2016年，大大小小的食品安全问题就没断过。2017年开年，《新京报》曝光天津独流镇调料造假一事，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食品安全给人们造成的“伤口”极难愈合，比如，2008年轰动全国的“三鹿奶粉”事件，至今影响犹存。广东一位准妈妈告诉记者，她现在已经联系了国外的朋友代购奶粉，“我对国内的奶粉还是不放心，不能让我的孩子喝这么差的奶粉啊！”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表示，虽然政府一直在加大惩治和监察力度，但老百姓的切身感受并不明显，担心可以理解。在广大农村和城乡结合部，也确实存在诸多监管死角，不得不令我们反思。正如强烈支持严惩造假者的北京人李先生所说：“13亿人口都要吃饭，如果食品造假，把关不严，13亿人都有吃到假食品的几率，都有健康受到严重危害的可能。所以食品造假者，天理不容！” 

假医假药害人不浅。四川警方于日前侦破一起涉及新疆、辽宁、吉林、云南、上海、四川、重庆、湖北等15个省市自治区，涉案金额达1100余万元的特大制售假药案件，犯罪嫌疑人生产的假冒胶囊铬含量超出《中国药典》规定的113倍，对人体危害极大。2016年，历时9个多月告破的湖北特大网络销售假药案，更是波及全国30个省市的2000余人。假医方面，2016年4月，魏则西就医受骗不幸去世的事，一度掀起了全国讨伐百度搜索和打击莆田系医院的声潮。“老百姓生病的时候，就指望着能看个好医生，买到救命的药，可这些人却乘人之危，谋财害命。”每每提到假医假药，湖北的张先生就难掩愤怒。 

北京大学医学部卫生法学教研室副主任王岳说，医疗和药品都属于“人命关天”的领域，试错成本非常高，容不得半点差错。从《生命时报》调查中“看病难、看病贵”排名第四可以看出，就医不便也给了假医假药趁虚而入的机会，必须严管。 

拐卖儿童丧尽天良。从6岁被人贩子拐卖，40年来，赵军一直都在寻找他的亲生父母。记得刚被拐走时，他也曾偷跑，但被抓回后遭到毒打。后来的日子，赵军又被卖了两次，在央视《等着我》节目现场，他泣不成声：“养父母像对牲口一样对我，白天在地里干农活儿，晚上住在牛棚里，还经常挨打，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赵军的哥哥找了弟弟39年，虽然最终团聚，可惜父母已含泪离世，成为一家人的终生遗憾。 

赵军的经历并非个例。据悉，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拐卖儿童市场，每年约有7万儿童被拐卖。作为一名3岁孩子的母亲，北京李女士说她恨透了人贩子。“被卖给其他人家还好，最可恨的是把健全孩子折磨残废去乞讨，得受多少苦啊！”此前，媒体调查发现，17.5万名网友支持“贩卖儿童一律判死刑”，占投票总人数的88.68%。在中央机关从事法律工作的唐盛利表示，网上喊“杀”声雷动，主要因为拐卖儿童挑战了人性和社会道德的底线，一个孩子被拐，带来的不仅是被害者的终生痛苦，更能一下子毁掉好几个家庭。

个人、社会、部门都有责任

无论假医假药、食品安全，还是拐卖妇女儿童，国家都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进行监管惩治，却仍屡禁不止。专家认为，这与很多原因有关。 

普法宣传不到位。唐盛利说，很多犯罪分子都是法盲，直到被抓，才知道自己犯的罪能判死刑。比如，很多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只知道会坐牢，却不知道该罪起刑点是5年以上，如造成严重伤害可判死刑；卖假酒的人也往往不清楚，一旦消费者把眼睛喝瞎了，自己可能被判无期。 

执法机制不顺畅。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解释说，从法律理论角度讲，遏制违法行为有两个关键点：一是被发现的几率很大，能及时处置；二是处置罪刑相当，让人不敢再干。当前，最大的障碍在前者。比如，见到违法产品上市，老百姓根本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反映，有时向相关机构反映了也得不到回复。执法部门推诿、不作为现象十分常见，甚至有些监管部门和不法从业者间存在猫腻。 

司法队伍严重不足。唐盛利认为，我国地广人多，问题高发，调查、追赃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司法办案人员不足，一些案件就很难及时有效查办。在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时，有时还被不明真相、法律观念淡薄的群众阻拦，加大了司法惩处难度。 

监管环节不到位。以食品、药品造假为例，我们在事前监管上做得还不到位。支振锋认为，很多执法、监管部门之所以不作为，在于没有形成公众对政府官员的监督、约束机制。 

百姓教育及认识不足。家长对孩子做好安全教育，可以降低他们被拐卖的几率；消费者只从正规渠道购买食品，不贪图小便宜，安全保障就会相对较高；公众对医疗有正确认识，少乱投医……所有这些安全及健康素养教育，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风险，但公众在这方面仍有缺失。 

现阶段国情使然。支振锋表示，有些问题是我们现阶段必须面对的，以食品安全为例，多数问题出现在小作坊和个体户，他们不能规模化、规范化生产，质量难以保证，但出于就业考虑，又不能“一刀切”关掉。从长远看，未来小作坊一定会越来越少，食品安全问题就将得到更好的解决。

罚要有度，非皆重典

说到拐卖妇女儿童、食品造假、假医假药这三件事，常听到的说法是“抓一个毙一个，看谁以后还敢！”但在专家看来，不管从历史经验，还是各国实践，严刑重典并不是最有效的办法。 

唐盛利告诉记者，我国不是一个刑罚过轻的国家。从全球范围来看，1/3的国家没有死刑，1/3有死刑但不执行，我国属于1/3保留死刑并执行的国家。在逐渐减少死刑的整体趋势下，我国目前《刑法》中对上述三种违法犯罪行为都保留了死刑。比如，2016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最新公布的司法解释中明确，对婴幼儿采取欺骗、利诱等使其脱离监护人视为“偷盗婴幼儿”；医疗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等单位工作人员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将所诊疗、护理、抚养的儿童出卖给他人的，以“拐卖儿童罪”论处。按《刑法》规定，该罪情节特别严重，可判死刑。这说明，法律严惩是存在的。 

支振锋补充说，人们直觉处罚重了，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不法现象，但这也会带来一些风险。比如，人贩子都判死刑，可能会刺激他们更无顾忌地作出不人道行为。重典治乱是一种有效、可行的途径，但不能无限制地用，针对某些罪行，可在一定程度上加重刑罚，但要有度，罚当其罪、罪罚相当、定罪量刑才符合刑法精神。 

专家们从各自领域给出了建设性建议。唐盛利表示，相关部门应加大对打拐行动的宣传，可借鉴美国梅根法案的经验，将拐卖妇女儿童罪犯情况在一定地域内永久通报；加强儿童合法权益保护；相当一部分儿童被拐卖案例中，存在儿童父母及其他监护人照顾管护疏漏的情况，对此，应依法追究监护人责任；进一步完善收养政策，对没有生育能力、失独而又强烈希望生儿育女的夫妻，应给予试管婴儿等辅助生育政策扶持，实在不能生育的则应实现顺畅的合法收养。 

王岳建议，政府应促进电子政务信息的透明化，公开相关医疗机构和人员的资质，并方便老百姓查询验证，让假医假药无处藏身；开设公益性咨询机构、热线电话，帮百姓解答常见问题；医师、医药行业相关协会加强行业自律，既要就涉及行业本身的社会热点事件第一时间回答社会关切、表明立场，不要默不作声，还应主动清理门户，对违法犯罪的医师、机构除名。 

朱毅认为，政府应在政策制定上更具前瞻性，面对“互联网+”要提高决策的及时性，查缺补漏；加强对种植户、养殖户的食品安全教育，规范源头作业；企业则要明确优质产品才是长远取胜之道，脚踏实地；消费者应在消费行为和习惯上有所调整，少买假货，支持正品，进而促进企业市场导向的转变。▲

来源：《生命时报》2017年02月17日第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