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社会学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继自然法学派、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之后兴起的法学流派。法律社会学研究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以法的实际运作为研究对象，注重法与社会的互动。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恢复法律社会学研究后，经过30余年的发展，从取法西方到立足本土，从学习域外经验到探索中国道路，我国法律社会学领域得到了极大拓宽，相关成果不断涌现。

通过社会观察法律

法律社会学直接立足于社会实践本身，其研究范式就是观察社会如何运作，观察法律在社会运作中发挥何种作用。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宋亚辉认为，通过实证考察，发现规则运行和社会运行，然后在实证的基础上，通过社会观测法律的运作状况，提出一个规范层面的修正。可以说，法律社会学是通过实证，通过社会现象来观察法律。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钱弘道认为，中国法律社会学不应停留在理论概念的争论和纯粹思辨的层面，学者应回归社会，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在社会中探求法律的进一步发展，促使法学研究从静态走向动态，从书本走向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谢鸿飞认为，法律受人文和自然双重影响，隐含了民族性、社会生活与文化观念的基因，这决定了不同时空的法律都具有本土性、地方性特征。法律社会学最重要的任务是研究法律的实际运作，即“行动中的法”。因此，我国法律社会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深入社会，寻求法律领域内契合中国国情的法律规则。

为法治提供智力支持

钱弘道认为，当代中国法律社会学研究形成了实证主义进路、比较主义进路和解释主义进路等各种方法。学者所关注的问题也从成文法、部门法等传统领域，扩展到了更加广阔的范围，如地方法治建设、信访制度、非正式争端解决机制等。这为我国法治研究事业的发展、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了智力支持。

钱弘道表示，法律社会学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不仅继承了法学研究的传统方法，同时把社会学、心理学、工程学、经济学、信息论、系统论等研究方法引入法学领域。它开拓了法学研究的新思路、新视野，推动了我国法学事业的进步。

宋亚辉认为，法律社会学研究能够反映出依法治国的状况，通过对法治某一领域的揭示，让法和社会更贴近，并最终发现问题，提出理论框架。

谢鸿飞认为，法律社会学能总结实践中的法律适用情况，为立法提供依据。“立法的科学性要求法律规范具有厚实的法理学基础，更要求其契合中国经验和改革方向。这就要求法律社会学大胆归纳，不流于对生活常识的简单重复，而是真正发掘法律空白。”

谢鸿飞表示，随着中国社会转型与改革深入，法律社会学应承担更多生产专业知识的功能。法律社会学应说明法律存在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背景，以及这些背景是否发生了改变；揭示现行法律的制约因素与路径依赖，作出契合社会需求与文化观念的立法与裁判，或为法律变革提供理论支持。

研究要“接地气”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提出，为我国法律社会学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受访学者认为，应当立足实践，不断发掘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扩展研究领域，改进研究方法，从而总结中国经验并进行理论提炼，建构和发展中国法律社会学理论体系。

“中国法律社会学要有所突破，必然要针对中国问题。”谢鸿飞认为，目前法律社会学研究最需要的是发掘中国问题和中国元素。

谢鸿飞表示，在选题上，应当改变以往仅研究农村法治相对忽视城市、关注社会基层忽视更高层面的社会组织和运行的做法，将研究主题拓展到城市生活，拓展到最新的交易形态甚至互联网经济上。在观念上，应当真正通过中国固有文化、价值和观念，思考法律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将文化和制度、观念和行动结合起来，而不是用西方理念来剪裁中国事实。

钱弘道认为，大数据法治时代要求学者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从实践出发，继续深化法律社会学。应当从过于强调法学的状态，转变到重视法学与各个学科，特别是一些新兴科学相融合的大趋势。“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新技术与法学研究的融合必然为法律社会学学者带来新的挑战。”

宋亚辉认为，法律社会学是一门新型交叉学科，各高校要充分重视对法律社会学的教学和方法论的培训，不断提高师资力量，完善法律社会学课程建设，培养法律社会学人才。同时，在方法论层面要与国际接轨，但研究问题要“接地气”，有问题意识，不断拓宽研究维度和研究方法，让中国法律社会学可持续健康发展。

记者张帆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张帆2016年08月0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