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请问民法典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我国的民法典编撰工作历经了几个阶段？

孙宪忠：一个国家要在建设过程中解决国家治理，民间生活运行，社会经济发展等问题，都需要法治来规范。所以一般在国家成立初期，都会尽快颁布民法典，我们国家也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编制民法典。我国先后于1954年、1962年、1978年、1998年四次起草民法典，均因欠缺必要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而被搁置。

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改变。随着人民群众私有财产量增大，也增加了许多问题，法律关系就变得极其复杂。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民事单行法和司法解释的出台，民法典的框架已具备初步基础，制定民法典的法律准备也已经成熟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明确民法典编纂工作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编制民法总则,第二步是整合其他民商事法律为民法典。目前,国家立法机关正在进行民法总则的制定工作。

记者：《民法总则》是民法典编撰的第一步，我国已经有了《民法通则》为何还要编撰《民法总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孙宪忠：改革开放之后，为了契合经济生活的需要，避免无法可依的情况，我国从实用的角度，颁布了一系列民事领域的法律，如《经济合同法》、《婚姻法》、《继承法》等，并在1986年制定了《民法通则》，《民法通则》的作用就是民法的基本法，统帅上述法律，把这些法律还没有规定的地方进行弥补。

然而，目前《民法通则》出现了立法的“掏空现象”。《民法通则》的156个条文，现在有用的条文不到10个。因为《民法通则》中原有的社会民事法律关系都有了相关法律来调整，如物权的部分有了《物权法》来调整，合同法的部分有了《合同法》来调整，法律责任方面有了《侵权法》来调整，所以《民法通则》的基本内容已经被掏空了。

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民法总则》就要避免这一情况，《民法通则》包含的多数内容都是有关物权债权，这些都将成为民法分则的内容，《民法总则》中要把分则的内容都剔除出去，同时加强总则部分内容，比如谁是法人，怎么样构成法人，老百姓怎样意思自治等。

我希望这部民法典能够管我国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事。所以我们现在要把碰到的所有的法律问题都写下来，然后为这些问题开一个门，方便以后及时修改。如德国民法典中物权法的部分，都修改了一百多次。

记者：作为《民法总则》的编撰者，我知道您已经连续4年在两会上提交有关《民法典》的议案。请问今年您的议案是关于什么方面的呢？

孙宪忠：今年我自己提出的议案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关于民法总则立法整体条文结构设计的议案,另一个是针对民法总则‘权利客体’一章的编纂内容提出的议案。现实中对于自然水源、自然动植物、沙漠、海洋等能不能进入民事权利支配范畴的争议，不但在理论界一直没有中断过，而且实践中也出现了争议的案例。这些情况说明，民法必须对于大千世界的物如何进入民事权利客体范畴确定出规则。

自古以来民法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人—物—权利”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物为核心的各种权利客体，怎样进民法的范畴，成为社会经济或者人民生活的支配对象，这就是民法总则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立法必须对那些物品可以成为民事权利的客体作出清晰的规定，以免造成司法障碍，如果这一次民法总则的立法不规定“权利客体”一章，那么肯定会造成比较严重的立法缺陷。

来源：《上海法治报》2016-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