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1991：中国人权白皮书那一小步

1990年年底，当时还在中共中央党校当讲师的董云虎应中央外宣小组之邀，去介绍人权学术研究情况。

被门卫拦下来后，他解释说，是中宣部外宣局老局长田丹请他来的。门卫随即打电话进去确认。电话里问：“来的是不是中央党校的一位老教授啊?”门卫说：“不是，是一个小伙子。”

当时，董云虎未满28岁，长相又显得比实际年龄还小。业内人都知道他编写的《世界人权约法总览》一书，听说过这么个国内人权理论界的后起之秀，但并不识其人，遂想当然认为是一位“老教授”。

这个被门卫拦下的小伙子，19年后的2009年起，成为了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分管人权事务的副主任。

董云虎的办公室并不宽敞，摆设也很普通，但阳光照进来，很明亮。办公桌旁有一个书柜，里面放着很多人权方面的书籍，包括他自己那本《世界人权公约总览》。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董云虎会时不时打开书柜翻一下资料，强调的时候，会不自觉地轻轻敲打一下面前的茶几。

那次讲课后不久，董云虎就被借调到国新办(与中央外宣小组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全程亲历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的起草工作。

这个薄薄的文件，却是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一大步：这是中国政府第一部白皮书，也是中国关于人权问题的第一个官方文件。董云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可以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份白皮书在政治上和思想理论上的突破，就不可能有后来的‘人权’入宪，也不可能有《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制订实施。”

“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人权”

董云虎最初接触“人权”领域时，这个概念在中国还是一个理论禁区。

上世纪70年代末以后，国内思想界虽然对“文化大革命”有深入的反思，但没能提到人权的高度，一直讳言人权。

1979年3月22日，《北京日报》第一版发表了《“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一文，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并且质问：在人民当家做主的今天，提出“要人权”，究竟是向谁要“人权”?

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在一个会上肯定了这篇文章，并曾组织在中央机关刊物和一些主流媒体发表过一批文章，总的观点是，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

现年75岁、时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所长的刘海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这些导向性文章，让心有余悸的思想理论界不愿与“人权”这个敏感的词汇搅和在一起，怕理论上思想上“分不清楚”。

他们学会了变通，只讨论具体的权利，包括人身权、生命权、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还有一种变通，就是用“人民权利”来代替“人权”。

1982年，为了考研究生，董云虎恶补世界历史，第一次读到了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感到极为震撼。加上1982年经修订的新宪法的颁布、它对公民权利的强调，引发了他对人权问题的研究兴趣。

1986年，董云虎从南开大学哲学系毕业，分配到中央党校，经历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国际风云巨变和北京政治风波。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形势是“黑云压城城欲摧”。苏东剧变被西方视为利用人权进行冷战的成功范例，他们很快将人权攻势的矛头指向中国。

对此，江泽民1989年7月20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正确而通俗地解释民主、自由、人权等，使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受到教育。“这是中央领导人在人权问题上的首次表态。”董云虎介绍说。

这给董云虎的人权研究带来了机遇。

他花大量的时间泡图书馆，收集、整理了几乎所有世界人权研究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很多资料是英文的，他就自己动手翻译，甚至还请人去联合国总部复印了很多相关文件。

1990年10月，董云虎编写的《世界人权约法总览》一书出版。这是1949年以后中国第一部大型人权编著。书中用20万字的篇幅，梳理了人权概念的历史沿革和最新发展、经典文献对人权的论述、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以及中国共产党人争人权的历史。“这是国内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人权。”

书出来后，央视《新闻联播》播发了一分钟的书讯。李鹏总理办公室专门给中央党校打电话，让送过去8本。外交部一次购入300多册，发给部内各处和各驻外使领馆。

因为这本书的影响，才有了中央外宣小组的讲课之邀。

江泽民批示：人权问题回避不了

1990年底，美国肯尼迪人权中心致信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指责中国人权状况，声称如果中国人权状况不改善，他们将发动世界各国科学界人士断绝与中国的往来。周光召将这封信呈给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

江泽民作了一个很长的批示。批示说：“建议对人权作一番研究，回避不了。从理论上讲，人权有它的阶级属性，当然这样讲，西方人不易接受。西方对我们人权的情况，往往造谣诬蔑。这份信件讲到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完全是道听途说，当然也包括一些丧失国格的外逃者的渲染。达赖成为民主斗士，而我们却成了专制魔王，也是一例。总之，这个问题(联系到民主问题)得认真对付一下。”

这是中央首次明确提出，要研究人权问题。

1991年3月，中宣部召开人权问题小型座谈会，来自中宣部、外交部、中国社科院和中央党校等部门的三四十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传达了江泽民的批示。

刘海年代表社科院法学所参加了此次会议。他记得，当时大家纷纷表示支持，认为这是中央迈出的很重要的一步。因为，人权问题处理得好，可以占到舆论的制高点上。反之，则会授人以柄，对中国法治建设不利，对国家形象也有负面影响。

会议期间，刘海年还跟坐在身边的外交部人员讨论了死刑犯的人权问题。当时枪毙人要游街示众，挂牌子或者后面插标，上面写上名字，名字上还打个大叉子。“这都是很不好的做法。即便要处死他，他也有罪犯的权利，他也有自己的尊严。”

刘海年回到法学所后，传达了会议精神，虽然只是说了“可以研究”这样一个中性词，但大家都很兴奋，“这个理论禁区毕竟被打破了”。

此后，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法学》杂志社、北京市宪法学会均举行了规模不等的人权问题研讨会或座谈会。

当时争论的焦点主要是：人权是天赋人权、商赋人权、国赋人权还是法赋人权；是个人权利还是集体人权；人权的阶级性；国家主权与人权的关系，等等。

白皮书起草四原则

为落实江泽民的批示，刚于1991年1月组建的国新办决定组织起草一份人权问题的正式文件。

最初，曾经想搞成一个人权宣言，但当时的国新办主任朱穆之觉得，当时国内对人权问题没有成熟的研究，搞成宣言的条件还不具备，加上当时国际反华舆论一边倒，单纯地宣示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效果不一定好。

时任国新办一局局长李源潮提出，可以把这个文件叫作“白皮书”。最后决定，搞一份以阐明事实为主、将中国立场糅在其中的白皮书。

1991年3月底，经中央外事领导小组批准，正式决定，起草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

起草工作由朱穆之直接领导，下设一个写作小组，由李源潮负责，中宣部外宣局原局长田丹、时任国新办一局副处长钱小芊为小组成员。

除此之外，小组其他成员均是借调来的，包括来自中央党校的董云虎、外交部参赞刘奋之、《求是》杂志社评论部副主任徐建一和《北京周报》年轻记者邹思诚。

起草小组办公室设在亚运村附近的安苑北里22号原国新办办公楼508会议室。会议室很简陋，只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

借调来的起草组成员每月给10块钱的公交月票补贴。董云虎住在北京西郊的中央党校，路远，为了照顾他，经争取才特批在会议室为他准备了一张单人硬板床。

刚开始，对能不能搞成白皮书大家心里都没有底。“如果搞不成，很可能变成内部资料而已。”董云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起草过程中，曾经尝试过各种写法，拿出过很多个稿子，有的详尽罗列法律规定，读起来十分枯燥，且往往将重点放在建国以后，对建国前着墨不多。

在几经反复后，朱穆之提出了起草人权白皮书的三个原则：“以我为主，以事实为主，以正面宣传为主。”

李源潮在传达朱穆之关于白皮书的谈话时解释说：所谓以我为主，就是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和现实出发，不以西方人权观的是非为是非；所谓以事实为主，就是摆事实，不讲空道理，不主动挑起与西方的论战；所谓以正面宣传为主，就是以阐述中国在人权方面所作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为主，不授人以柄，也不说过头话。

李源潮还加了一个原则，即“以历史对比为主线”，就是用历史对比的方法说明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与进步，不简单地去跟西方国家进行横向比较。

这四项原则为白皮书的起草确立了基调，白皮书的起草进入快车道。

在讨论白皮书的框架时，有人建议，文本应突出讲中国公民的政治权利，把它放第一章，因为，这是西方最重视的，也是中国最受攻击的地方。但朱穆之没有采纳这个意见，主张按照中国自己的观点，首先突出地讲生存权，把它放第一章，浓墨重彩地讲清楚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争取做人的权利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他觉得不这样写，就显得没有历史厚重感。”董云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的确，把这一章写完，整个白皮书就立住了。”

首要人权：生存权还是政治权利?

写作框架确定后，小组成员按分工分别承担了部分章节的写作。董云虎承担的是“生存权”部分，这是分量最重的部分，也是最难写的部分。

董云虎回到党校，住在学员楼里，从图书馆借了很多近现代史资料，闭门钻研。“看了史料之后确实很震撼，很受教育，覆巢之下无完卵，‘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国家破碎，生灵涂炭，根本没有人权可言。”

本来要求3天内交出初稿，结果，他花了一个星期才写出来。文中，他用大量史实和数据，推出了“生存权是中国人民长期争取的首要人权”的结论。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起草这一部分时，通过自己的认真核算，在白皮书中第一次将日本全面侵华期间造成的中国伤亡人数由过去的“2100万”修改为“2100万被打死打伤，1000余万人被残害致死”，后来军事科学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认为3500万。据此，江泽民正式向世界宣布，据不完全统计，日本侵华战争造成“死伤人数3500万”。

初稿完成后，李源潮主持起草小组会进行读改，念一段，大家讨论一段，修改一段。这样反复进行多次，最后由李源潮统稿后，报国新办主任朱穆之和常务副主任曾建徽审改。

讨论中，“生存权是首要人权”的提法曾引起了很大争论。有学者认为，应该将政治权利作为首要人权。他们说，动物也有生存权，将生存权作为首要人权，实际上就是把人降低到了动物的水平。

而董云虎则指出，生存权既包括人的生命安全权利，又包括基本生活保障的权利，是指人人都有权利生活得有尊严，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像人一样生活的权利”。它不仅符合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精神，而且能把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说清讲透，也符合中国当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

人权的“阶级性”在当时争论得也很激烈。有人强烈主张，要宣布我们的人权是有阶级性的；也有人不同意，认为不能说一个阶级有人权，另一个阶级不给人权。

最后，朱穆之拍板，还是不把人权的阶级性问题写进去。他对起草组成员解释说，虽然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人权是有阶级性的，但从对外宣传效果来看，还是以不写为宜。

扬长避短与针锋相对

在起草过程中，国新办请中央各部委提供了大量关于中国人权建设的资料和数据，共有20多万字。全国人大和社科院法学所提供了人权立法方面的资料，公安司法机关、劳动部、教育部、宗教局、计生委、民委、妇联、残联等分别提供了各自领域的人权保障方面的资料，外交部提供了参与国际人权领域活动的情况。

“为什么残疾人要单写一章?因为当时我们残疾人保障在世界上是领先的，妇女儿童权益保障也是强项。我们希望把我国的强项充分地展示出来。”董云虎说。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起草组没有选择回避，而是承认历史上出现过这一严重破坏民主与法制的时期，同时也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的支持下，纠正了这些错误。

在尽量避免“横比”的同时，也保留了个别不点名但有针对性的“横比”。比较明显的是“监禁率”“发案率”和“犯罪率”。白皮书提到，1990年，中国监禁率为总人口数的0.99‰，而当年西方某发达国家司法部公布的数据为4.13‰；中国的发案率和犯罪率分别为2‰和0.6‰，西方某发达国家为60‰和20‰。

起草组也有针对地回应了国外的指责，主要是计划生育和“政治犯”问题等。在回应“政治犯”问题时，起草组请公安、司法和检察系统的专家共同反复斟酌，最后在白皮书中指出：“在中国，仅有思想而没有触犯刑律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任何人不会仅仅因为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而被处以刑罚。中国不存在所谓政治犯。”

朱穆之重写“白皮书”前言

朱穆之堪称白皮书起草的灵魂。

董云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朱穆之理论功底深厚，起的是“出观点、定框架、定原则”的作用。而且，他因长期从事对外宣传工作，在对外如何表述上比较在行。

比如，在提到辛亥革命时，董云虎只是笼统地写到：“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朱穆之在“辛亥革命”前加了“推翻了封建清王朝的”这一定语，以肯定辛亥革命的作用，并且把“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改为“这些革命运动虽然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但终究没有能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的地位”。

董云虎从这几处修改中感觉到，朱穆之对历史很了解，“对重大历史事件把握得很准”。

根据分工，田丹负责写白皮书的前言部分。起草小组曾讨论过一个基本思路：要对世界人权发展有一个基本评价，对中国人权特点有一个概括：既指出其广泛性、平等性和真实性，又承认中国人权还存在有待改善的问题，强调实现充分人权仍然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田丹的初稿完成后，朱穆之在稿纸边上以写代改，实际上是重写了前言。

他把“人权”称为“伟大名词”，开宗明义写道：“享有充分的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他还指出，中国人民一直把争得人权作为自己的目标。“为此前赴后继，不惜流血牺牲，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继续促进人权发展，努力达到中国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实现充分人权的崇高目标，仍然是中国人民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

“这是灵魂性的东西，这样的表述，把人权旗帜举那么高，我们当时想都没敢想。我们最多也就是敢写到社会主义应该理直气壮地讲人权。”董云虎现在说起来仍然感叹，“在当时也就他这样的老资格领导敢写上这样的话，一般人不敢写。”

文本经广泛征求意见后，由朱穆之最后修改定稿，上报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审批。

1991年9月中旬，李鹏在会见欧洲议会代表团时指出：“你们不要以为中国害怕讨论人权问题，恰恰相反，中国愿意就人权问题同其他国家进行平等的讨论，对此我们理直气壮的。”他认为，白皮书这10条很好地概括了中国的人权观。据说，邓小平读了白皮书后称赞：“这是一篇大文章，一篇好文章!”

1991年11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以多种文字向世界发表了题为《中国的人权状况》的白皮书，在国内外反响强烈。

由于在人权研究上的贡献，董云虎1991年底被破格晋升为中央党校副教授，其时，尚不满29岁。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网站2015-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