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疫情，是近一个月来全国人民共同面对的一场重大考验。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白衣天使是主力军，以生命守护生命。在医者奋力救治病患的同时，法律人也战斗在另外的战场——用多种途径维护特殊时期社会秩序的稳定。

立法机关回应疫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疫情防控有关法律问题答记者问，梳理释义有关法律制度；司法和执法机关，对妨害疫情防控的各类违法犯罪依法严惩，两高两部印发《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特殊时期的隔离要求下，紧急的立案、开庭、执行活动在线上进行，法律科技行业全程助力。

从疫情发生至今，各界一直关切地留意着每日新冠肺炎确诊、疑似、治愈、危重以及不幸身故的数据，为病患治愈出院而欣慰，更为重症患者的不幸离世而痛心。这些数据，也是研究此次新型病毒的重要参考，它们揭示病毒的传播速度、凶险程度，各类救治方案的有效程度......医学面向实务、回应问题的经验和持续发布的疫情数据，也对法律数据分析发挥了重要借鉴价值。

一、关注数据统计口径，准确解读数据变化

提取数据，必须明确统计口径。有时候，统计概念的名称没有改变，但内涵有可能有变化，从而带来统计结果的异常变动。

2月13日，国家卫健委公布的全国确诊人数骤增，较上日增加14840例，远超过此前每日增加几千人的幅度，因为这里包含了当日新增的临床诊断案例13332例。

对此，专家解读，根据日前修订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在湖北省的病例诊断分类中增加了“临床诊断病例”，纳入“确诊病例”进行统计，等于放宽确诊标准。由此湖北省对既往的疑似病例开展了排查并对诊断结果进行了订正，对新就诊患者按照新的诊断分类进行诊断。（点击查看：《湖北首次将临床诊断病例数纳入新增数据 专家解读来了》）

法学研究中，有时候，现实操作与律概念含义不能完全对应，数据分析时需要注意甄别。

例如，在研究非法证据排除实务时发现，学理界定的“非法证据”指取证主体、取证方式等违法从而缺乏证据资格的证据，司法解释中把“非法证据”外延扩展到证据存在矛盾等从而证明力削弱的情形，及至当事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指涉的情况五花八门，已经难以用立法的初衷去统摄了。所以，对此做实务分析时，需要区分这几种情况，才会对数据的变化给出妥当解释。

二、追踪历史分析与现实分析，兼顾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

基础数据的提取通常不难，研究的差别往往在于，从数据中能看出什么问题，影响数据变动的背后有哪些深层次因素。表面看，将临床诊断病例纳入“确诊病例”，关联到2月12日确诊人数的猛烈增长，而为什么要修订标准呢？这背后至少有两方面因素值得关注：

1.既有诊断标准在现实中是否有充足的实现条件？

“核酸阳性”仍然是确诊的金标准。但是，用于检测核酸的测试盒质量不一、个体病情对测试次数体现多样化、有些基层医院缺乏某些必需的检测设备；同时，若干患者通过医生的临床经验已经呈现出符合流行病史、CT影像结果为云雾状磨玻璃影、呼吸窘迫等特征。这种现实与标准层面设想的每一位患者都可以较快检测出是否核酸阳性是有差距的。

2.那么，怎样衔接理想标准与现实挑战的落差？

第五版诊疗方案采取了增加临床诊断的做法，将暂时没有测出但临床可以诊断为新冠肺炎的患者识别出来，有助于“患者能及早按照确诊病例接受规范治疗，进一步提高救治成功率”，也有助于减少因为流落在医院外而传染他人。

这里，对“是”与“不是”暂时存疑的诊疗问题做了一种价值选择。“是”与“不是”解决的是事实判断。从终极角度看，患者是否为“核酸阳性”可以检测出来，这属于事实判断；但暂时地，将尚未“核酸阳性”检测的“临床诊断病例”患者作为“确诊”患者来治疗，则是因为这种调整对患者自身和他人更有利，可以减少漏判，更好地控制传染源，是一种更优化价值选择。

法律适用中，也会有真实案情不符合法律概念涵摄的典型情形。此时，是否将一个情形纳入某个法律概念，也需要进行多次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

自然科学、医学，在落实概念时会比法学更加确定，但也不绝对，比如通过DNA鉴定比对提取到的证据与犯罪嫌疑人的生物学特征时，无法给出百分之百一致的结论。而法学中，认定事实的内心确信程度更加难以把握。法律适用于全部社会生活，已有的概念或标准难以落实之处，恰好是法学研究应发力之处。

数据分析是法学研究的一个切入点，对数据波动的背后因素保持敏感度，才有希望挖掘出真实的社会现实，恰如此次出现的患者现实症状与诊疗条件的复杂多样性。

三、科学评价个例在数据整体中的分布

我们注意到，病毒的潜伏期一般为3-7天，较长的为14天，随着抗疫进程的深入，发现了更长的24天，今天又看到了34天的情况。这应该怎样理解？这其中，需要运用概率和统计学的一些知识来理解。

统计学中有正态分布模型，它广泛运用到对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理解中。对于此次的潜伏期，有学者模拟出，潜伏期超过14天的概率为0.838%，超过24天的概率为0.062%。可以说，随着纳入研究的病例数量的增加，得出的结论会越来越接近于客观状况中的概率分布。（点击查看：《梁建章：用统计学思维分析和确定防疫隔离天数》）

这一原理在此次新冠肺炎的死亡率观察方面也有体现。在发病之初，到抗疫近一个月这延续的时段，从湖北省内，到省外其他区域，死亡率的数据都是不同的。一份对138名患者的研究表明，6人不幸离世，病死率为4.3%。（点击查看：《138例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数据，解密了这种病毒致死的“三大主要机制”》）

最近，随着诊疗人数规模的扩展、治疗经验的积累、医护力量的增强，救治整体特别是湖北省外的死亡率已经显著降低。我们关注死亡率是因为，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生命，都是破碎的家庭，祈盼重症患者脱离危险是全社会共同的心愿。

那么，应该怎样看待这些不同时点的数据？

法学研究也统计某项指标的比率，比如辩护率、无罪率、不捕率、执行率，也统计某项指标的时长，比如羁押期限、办案期限，样本规模不同时，得到的数据可能不同，样本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再增加规模，结果变化的幅度就很小了。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一项统计的结果是可能的，但在整体中的分布又是怎样的。根据统计学中的大数定理，事情的出现是有概率的，在随机事件的大量重复出现中，往往呈现几乎必然的规律，随机事件的频率近似于它的概率。也就是说，当随机事件发生的次数达到一定程度时，概率已经出现。

医学和法学（特别是刑事法）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与人的自由、健康和生命休戚相关，即便是小概率的事件，也应投以关注。最近，病理学家完成了全国第一、二例新冠肺炎遗体解剖，是希望弄清这一疾病致死的原因，了解危重症患者在病毒攻击下的身体反应，从而更好地调整诊疗策略。类似的是，在法律领域，无罪比率很低，但依然需要研究导致无罪的宏观层面与个体层面的复杂原因。

四、全面考察变量，深度解析趋势与问题

为什么要研究数据？是因为数据可以反映被研究目标的多方面特征，辅助更深入细致的调查和分析。此次疫情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件，我们在获得数据的同时，还有机会得到多源信息、专业解读等去分析和消除困惑，所以对若干指标的特征和变化理解得相对顺利。而一些研究中的法律问题，数据已经成为历史，解读其中呈现的规律时难度更大一些，但遵循的思路仍然可以借鉴当下的数据分析。

此次抗击疫情，为评估这种传染病的传染程度与凶险程度，纳入了前文提及的多项指标，随着治疗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患者出院，近期开始增加“治愈率”这一指标。

而且，流行病学基于大数据，开展定量分析，努力找到趋势，预测万众期待的“拐点”的到来，已经有研究者在开展各地疫情缓和趋势预测。预测过程中有多个变量产生影响，包括：潜伏期长短、封城状况、复工时间、公民安心居家程度，医疗资源的投入和有效运行状况等等。域外流行病学研究者也基于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对疫情的应对提出了看法和建议。

新冠肺炎作为重大疫情，其发生、应对和疫后重建会涉及医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问题，应投入足够的关注与精力进行回应。法学研究除了关注疫情防控中的实体问题，还可以优化宏观和微观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基于数据进行分析，给出结论，是科学精神的践行。法学虽然不是自然科学，但也需要具备理性客观、符合逻辑等特征，不能远离科学。

我们热切盼望着多方合力能早日破解关于病毒的方方面面，病患得到更好救治；也将立足自身岗位，作为有理性、有情怀的人，让工作立足祖国大地，把重心定位为关爱每一个人，把目标设立为祖国更美好。

作者：侯晓焱，法学博士，元典法律研究院业务专家。

来源：“元典法律智能”微信公众号，2020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