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2015年3月28日，中国政府正式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倡议），首次提出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动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开展全球区域合作。

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代背景

（一）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重返亚太，大力实行再平衡战略，导致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复杂多变

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全球范围内倡导合作共赢、促进共同发展的有利因素仍在增加。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大力实行再平衡战略，综合运用其所谓“软实力”和“巧实力”，不断巩固其传统同盟体系，频繁插手地区热点，力推由其主导的TPP谈判，以进一步强化其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和未来国际规则制定的领导权。随着美国对亚太战略介入的加大，我国周边不安定因素明显增多，我国与少数邻国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和复杂，我国与日本、菲律宾等国家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方面的争端加剧。在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美国虽未公开表示反对，但其态度是明显消极的，甚至还不时暗中予以抵制。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力推TPP协议签署、不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近期主导召开的美国东盟领导人峰会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对我国和平发展或崛起的某种戒心和牵制。

（二）世界经济增长较长期低于危机爆发前，为稳定外需面临挑战，我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从“一竞争一互补”转向“两竞争两互补”

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全球增长方式、供需关系深刻调整。据IMF最新预测，2015-2020年发达经济体经济潜在增长由2008-2014年的大约1.3％升至1.6％，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潜在增长由2008-2014年的6.5％降至5.2％；2016-2020年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年均增长由2004-2007年的9％降至4.5％。这预示着世界经济将在较长时期内处于低速增长，难以达到危机前的水平。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增长缓慢的背景下，结构性的全球市场需求收缩将是一个中长期现象，国际市场需求将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最稀缺的资源，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外贸出口面临的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新世纪头十年，世界经济格局最引人瞩目的变化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在传统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中开辟出第三极力量，使世界经济初步形成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中、俄、印、巴、南等新兴经济体及亚非拉欠发达国家“三个梯队”并存格局。其中，我国发展成就尤为引人注目，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从“一竞争一互补”转向“两竞争两互补”。所谓“一竞争一互补”，是指过去我国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存在较强竞争性，但与发达经济体则呈现高度互补性。所谓“两竞争两互补”，是指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仍存在较强竞争，而船舶、新能源、通信设备等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与发达国家的竞争也日益显现。另一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总体仍呈互补大于竞争态势；而我国充裕的资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强大的制造能力和素质不断提高的人力资本，又与多数发展中国家以自然资源和非熟练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要素禀赋形成明显互补。我国与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形成“两竞争两互补”关系，使我国拥有面向发达经济体开放和面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开放并重、不断拓展对外发展战略空间的新机遇。我国资本相对充裕，与世界多数国家招商引资的需求形成明显互补，为我国“走出去”、利用国外市场和资源、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带来新机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使我国有望实现从“雁行”分工模式追随者向国际分工“领跑者”角色转变。

（三）全球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新兴产业加速发展，使我国拥有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同时发达经济体在经济科技上占据优势的压力仍将持续存在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纷纷推出促进新能源、信息技术、新材料、3D打印、大数据、智能制造、云计算、互联网＋、生物技术、海洋技术、空间技术等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规划与政策，如美国提出“重振制造业战略”和移动互联网联盟战略，并在移动互联网技术、3D打印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等领域扮演着全球领军者的角色；欧盟提出“2020战略”，德国实施工业4.0战略，在光伏电池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智能制造技术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日本提出“再生战略”，俄罗斯提出“2020年前俄罗斯创新发展战略”等，纷纷抢占新兴技术变革和发展的制高点，这给我国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目前，我国已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2015年提出了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着力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但也要看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经济体纷纷调整其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再工业化战略，吸引高端制造业回流，更加重视发展先进制造业，并在该领域与我竞争加剧，对我国的技术输出限制和高端制造业产品的贸易保护呈升级态势。未来，这一趋势有可能进一步强化，对我国延长产业链、发展新兴产业构成现实的挑战。

（四）国际经济治理孕育新变革，为我国从国际经济秩序的被动接受者向参与塑造者转变带来新机遇，我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主动作为的能力显著提升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现有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捉襟见肘，难以适应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化的迫切需要，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进入变革调整期。这突出表现在：一是随着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的上升，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上升，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增大；二是全球经济治理内容进一步拓展，从全球自由贸易、汇率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和对发展中国家开发援助等扩大到全球经济复苏、宏观政策协调、国际金融监管、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及网络安全等领域；三是全球经济治理主体多元发展，G20机制走向前台，成为国际经济治理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主渠道。这不仅表明传统主要依靠发达经济体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时代已经过去，同时也标志着全球经济治理进入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的新阶段。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贸易大国、利用外资大国和对外投资大国，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对世界经济复苏的支撑作用更加明显，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之一。据世界银行发布数据显示，2009-2012年中国对全球名义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5.8％，远超2001-2008年的11.4％，其中2012年的贡献率高达60.9％。IMF的一项测算显示，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27.8％。我国外贸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大量物美价廉的出口商品成为较长时期美国等发达国家低通胀的重要原因；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持续推进，国内市场和结构调整潜力巨大，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大量商机；我国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不仅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和国际大三角分工格局的重要参与者，也成为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重要需求方和影响商品价格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国积极参与各类多双边合作对话磋商和机制建设，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五）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同时国际规则趋向高标准化，对我国依靠低成本和低标准的传统发展模式形成较大冲击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三期”叠加效应日益凸显，经济增速、结构和动力面临重大转换，经济全球化传统动力有所减弱，使我国继续依靠既有模式分享全球化收益受到极大限制。与此同时，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坎坷，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全球贸易规则体系面临重大重构。在此背景下，美国高调推动TPP、 TTIP等“高标准、全方位、广覆盖”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对我国推动本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经贸合作带来明显压力，也对我国在知识产权、劳工、环境、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等领域既有标准形成较大冲击。

二、“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内涵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新构架。其基本内涵在于，紧密结合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扩大同沿线各国的战略契合点和利益汇合点，有序推进陆海统筹、东西互济的商品资源物流大通道建设，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着力推动双多边经贸投资合作上水平、上台阶，积极推动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促进区域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形成以周边国家为基础、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亚太自贸区（FTAAP）奠定坚实基础。同时，积极培育和提升我国企业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着力推动国内优势产业迈向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高端，逐步强化我国对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主导性影响，为我国与沿线各国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安全互助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创造有利条件，为继续抓住用好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重要支撑。其具体内涵特征主要是：

（一）“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最综合战略

纵观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我国立足基本国情、结合自身发展阶段和要素资源禀赋条件，与时俱进实施了一系列对外开放战略。改革初期，我国实行的对外开放战略，既是统领国家整体对外开放的最大战略，也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在这一开放战略指引下，我国先后实行了进口替代战略、出口导向战略和利用外资战略。在世纪之交，我国又提出了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同时，紧紧抓住加入WTO的契机，积极推动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接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为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更好适应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在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的同时，把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应该说，这些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对于推动我国国内改革和发展、提高对外开放层次和水平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也不难注意到，这些战略大多仅侧重于涉外经济的某个领域或某些方面，开放的内容和范围不够全面完整，开放的路径和重点也不够明晰具体，有的甚至至今仍无相应的规划和可操作的实施方案。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不仅突破了这些战略的专一性和局限性，而且融合了这些战略的契合点和交汇点，从而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统筹我国出口和进口、引进来和走出去、全球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合作的最具综合性的国家开放战略。这将对我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推动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二）“一带一路”倡议是以经济合作为核心的跨领域战略

始于2000多年前的古丝绸之路，既是通往沿线各国的商贸之路，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之路，更是平等互利、合作共赢之路。今天，我们重提新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并强调它是一种经济行为，是推动欧亚非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是对千年古丝绸文化与精神的传承与弘扬，不涉及政治、安全等领域，这对于消除各方疑虑、加强相互合作、增强彼此战略互信应该说比较有利。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地缘政治和安全溢出效应将会不断显现和强化，并可能会上升为大国竞争博弈的焦点。就经济、政治和安全的关系而言，三者应是相互交织、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这其中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保障，安全是关键。这意味着在探讨和赋予“一带一路”倡议内涵时，既不能背离古丝绸之路所承载的商贸和人文精神，但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此，而忽视其应有的政治、安全内涵。换言之，“一带一路”倡议虽然是以经济合作为核心内容的，但绝非仅囿于经济领域或排斥其他领域的合作，其基本内涵应当更具时代特征，且丰富而多元，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文化和人文领域；不仅涉及政治和外交领域，也涉及安全乃至信息网络安全和生态安全领域。

（三）“一带一路”倡议是将陆海丝绸之路有机融合的地缘空间战略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共同推动欧亚非大陆与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相互连接的陆海一体化战略倡议，虽然它们被简称为“一带一路”倡议，但两者却各具特征、各有侧重。这就要求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不能简单地将“一带”和“一路”混为一谈，而是要在统筹推进中加以区别对待，在整体部署下予以分类实施。首先，从战略走向看，“一带”着眼从陆上加快向西开放，经中亚、俄罗斯、中东欧、西亚延伸至欧洲；而中亚地区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战略支点和陆上运输通道要塞。这条国际大通道一旦全面建成，我国对欧洲的货物出口不仅可以降低运费、缩短约三分之二的货运周期，而且可以有效减轻或纤解我国对外海上运输的压力，其战略优势和价值尤为明显。“一路”则主要着眼从海上由东向西开放，经东南亚、南亚至印度洋，进而延伸至欧洲。这条大通道建设将注重深化与沿线各国和地区经贸投资全面务实合作，加强港口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海上合作，推动海洋经济伙伴关系深入发展。

其次，从战略重点国家和地区看，“一带”主要包括东北亚的俄罗斯和蒙古国以及中亚、西亚、中东欧等国家和地区。在该战略走向上，由于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对外开放程度不高，其着力点似应突出“以政促经”，即将政治关系优势和地缘毗邻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优势、持续发展优势，共同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而“一路”沿线国家主要包括东盟成员国及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这些国家与我经贸合作基础相对扎实稳固，其着力点似应突出“以经促政”，即将经济关系优势和周边毗邻优势转化为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优势、战略合作持续升级优势，共同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实现区域内经济、政治、安全有机融合、良性互动。

第三，从战略重点任务看，中亚地区是“一带”的重要战略支点。由于该地区与东西两端的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存在较大落差，加上一些大国长期在该地区经营和博弈，短期内要推动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务实合作并取得实质成效，难度可能比预想的要大。现阶段，应优先考虑以推进铁路、公路、光缆、石油天然气管道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重点，着力打通向西经济走廊和陆上运输通道，积极推动双多边经贸投资及产业合作上规模、上水平，逐步强化我国对该地区的经济辐射力和影响力，为日后深入开展双多边贸易投资协定谈判奠定基础。而东盟和南亚国家是“一路”的重要战略支点，这些国家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与我国山水相连、边境毗邻，是我发展周边外交关系的重中之重。现阶段，我国应立足东盟、着眼周边、辐射南亚，力争在深化海洋经济合作、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方面取得新进展。目前来看，由于东盟是位于这条大通道上的重要战略支点，也是我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在发达经济体增长总体放缓、全球市场需求持续疲弱的大背景下，东盟对我国的战略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共同打造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应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中之重。虽然东盟少数成员国与我国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方面存在分歧和争议，但随着这一升级版趋于成熟定型，东盟整体与我经济存在的互补性、互利性和互依性将更加明显，从而有利于消除或化解相关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对南亚国家，应在积极推进中巴、孟中印缅两大经济走廊建设的同时，加快推动开展中印、中国一斯里兰卡自贸区可行性研究。

三、“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经济治理意义和价值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我国从国际经济秩序的被动接受者向主动参与塑造者转变的重大标志性事件。其全球经济治理的意义和价值主要在于：

1.为全球经济治理带来新理念。“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全球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一方面，它高举和平发展旗帜，秉持“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弘扬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丝路精神，倡导不限国别范围，不搞封闭排外机制，不以改变他国政治制度为目的，有意愿的国家和经济体均可参与，从而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这既顺应了时代要求和沿线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同时也让世界看到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气度和胸襟。另一方面，它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从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推动务实合作，促进沿线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安全等领域良性互动、共同发展，与沿线各国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安全互助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从而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提供重要的支撑。

2．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区域经济合作注入新动力。一方面，我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和有力抓手，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的发展经验互鉴和发展资源共享，把世界多样性和各国经济互补性和差异性转化为现实的发展动力和活力。另一方面，我国将自身发展战略与他国发展战略进行对接，将自身资本、技术和优势产能输出与他国发展经济的现实需求予以衔接，不断扩大利益契合点和交汇点，寻求共赢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的大背景下，这不仅能够为沿线各国加快发展、实现更大合作利益带来新机遇，而且有助于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

3．为全球经济治理输送有效的公共产品。在全球性公共产品供应不足和现有国际规则不变的情况下，加快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建设，创设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地区性融资机构，为沿线国家和地区间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提供必要的融资支持，进一步消除其经济发展“瓶颈”，为它们搭乘中国发展快车和便车、更多受惠中国持续增长红利提供机遇窗口。这既提供了有效的全球性公共产品，也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和作用。而“一带一路”助推人民币全球流通，不断适应全球经济发展对多样化国际货币流动性的巨大需求，从而打破美元霸主地位，有力促进全球经贸投资合作发展。

4．为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提供务实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强调要发挥好现有的合作机制和平台的作用，不另起炉灶或另搞一套新机制。因此，它不仅不会与现有合作机制和平台产生竞争或冲突，反而能够起到某种补充和强化的作用。一方面，我国倡导国际金融多元发展，发起设立的亚投行（AIIB）和丝路基金已成为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另一方面，我国倡导与沿线各国开展经贸投资务实合作，积极推动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开展自贸区谈判，为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创造有利的条件。现阶段，我国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开展的自贸区谈判，虽然涉及的议题不多，设定的标准还不高，但却符合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要，未来有望成为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的一个重要平台，并为国际新规则制定提供有益的探索和创新。

【期刊名称】《中国法律评论》【期刊年份】 2016年 【期号】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