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事起诉状中，除了涉及当事人个人信息的部分外，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本案诉讼请求和支持的事实及理由。其中，诉讼请求的撰写在大陆法系传统中与处分权主义、诉讼标的理论等紧密联系，而基于法官知法原则，原告提供的理由原则上对法官并没有约束力。本文关注的，主要集中在余下的、诉状对事实记载具体程度的要求。《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三）项要求原告在起诉时提供“具体的事实”（《民事诉讼法解释》对此没有进一步细化规定），原告显然不能仅仅通过重复法条规定就能合法提起诉讼，而必须介绍自己与被告在个案中的交集。在简单和常规案件中，上述要求一般并不会成为起诉的“拦路虎”。比如，原告起诉被告打伤自己或者请求履行一份买卖合同支付货物价款，起诉状中的事实主要就是对事实经过或书证内容的重述。即使对普通人而言，说明争议产生的核心事实，也不会存在太大困难。而在较为复杂的案件中，对事实的介绍就可能成为一个难题，比如在部分商事纠纷、知识产权争议、建筑施工矛盾或者医疗事故案件中，判断事实是否具体的标准就没有那么明确了。虽然原告通常可以通过补充信息满足上述要求，但是在原告起诉时暂时尚未厘清案情或者由于相关资料主要掌握在被告手中、不能厘清案情时，事实的具体标准就可能成为阻碍原告行使诉权的障碍。

正是在这一认识下，我国民诉学界逐渐重视和拓展了对这一问题的探索，[1]试图从解释论上完善对“具体的事实”标准的理解。目前，中国共产党于十八届四中全会中进一步强调强化依法治国，并且专门要求建立立案登记制，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2015年4月通过了《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当年《工作报告》中强调对立案难问题的部分解决并将其继续列人工作计划，并且随后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在这种背景下，对这一形式审查重要要件的研究更是显得必要和紧迫。对于上述内容，比较法上也广有涉及，近年来这更是在美国成为热门话题。其中，主要需要回答的是事实主张与实体法要件的关系以及事实主张的细节程度两方面的问题。笔者试图在较为细致分析两大法系经验的基础上论证，我国应当坚持大陆法系传统、采取标准较低的识别说，对原告立案时的案件事实主张不必过多要求其具体程度，只需足以与其他同类法律关系区分即可。立案审查中的事实应当是生活事实，而不是法律事实。

一、大陆法系：与同类法律关系区分

在大陆法系，立案法官应当能够通过诉状或附带材料确认原告所主张的法律关系，并且足以与其他同类法律关系区分，否则起诉将不满足起诉形式要件。上述要求被称为（改进的）个别原则或识别说（identifiziert/individual isiert/konkretisiert ），属于起诉合规性（Ordnungsmaβigkeit ）以及上位概念诉的合法性（Zulassigkeit ）。所谓同类法律关系，即比如相同当事人在同一天签订、多份数额相同的借款合同，原告在诉状中就应说明借款的时间、地点等要素。与此对应，只有等到口头辩论和被告防御时，才能将事实的进一步具体化（Substantiierung）以及满足请求权基础所需要的事实要件（正当性，Schliissigkeit[2]）作为诉的有理由要件审查，不满足条件则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3]比如，借款是否到期这一要件，就不属于诉状中必须说明的信息。上述结论与诉讼标的学说的选择也并不直接挂钩。[4]易言之，合法提出诉状并不必满足诉的正当性要件，立案形式审查的要件限于明确的法院、当事人和诉讼请求／声明以及诉讼费用规则等，对事实的要求则相对较低。在日本，由于对事实具体化的要求只属于训示性规定而不具强制性（日本《民事诉讼规则》第55条），实践和学界也普遍持相似观点。[5]

如果不能满足前述识别说的要求，法院将基于诉不合法驳回起诉，随后当事人有权再次起诉。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能仅凭诉状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比如以我国法举例，原告在国庆节期间请求被告返还自己所有的自行车（《物权法》第34条）。为了反驳被告可能提出的赠与抗辩（《合同法》第185条），原告在理由中还主张自行车只是到当年年底租借给被告而已（《合同法》第212条）。由于从诉状中就可以发现被告属于有权占有，此时不必考虑被告的答辩意见，可以直接认定诉无理由。[6]此类判决当然也将发生既判力等正常的裁判效力。

同时，对事实主张的细节要求需要在诉讼进行过程中得到满足，在逐步发现事实的过程中与辩论主义和具体的证据调查都有关系，[7]在立案程序中并非考虑的对象。具体的主张责任对应具体的证明责任并且符合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138 II ZPO），即当本证方满足最初的抽象主张责任时，反证方就产生满足次级主张责任的必要。反证方的责任首先取决于本证方的陈述，一般而言只需否认本证方提出的事实主张即可。[8]但是，如果反证方更了解案情，其具体化义务将相应提高，必须提供可以合理期待的、更详细的信息，否则就会导致拟制自认的效果（§138 III ZPO）。[9]随后，如果反证方提出充分的事实主张，本证方将继续承担具体化的义务[10]a

二、英美法系：实体要件与事实细节

（一）事实主张与实体要件

相比之下，英美法系历来对事实主张具体程度的要求都更高，这主要体现在其与实体法的关系以及对细节程度的要求两方面上。对于前者，基于诉因传统的影响，英美两国都要求起诉时应当满足所寻求救济需要的事实要件及其后果。如果即使诉状所述属实、原告依照实体法也无权寻求救济，那么原告在正式开庭中当然无法提供证据，因而可以直接判决败诉。[11]特别在美国，即使不考虑后述加强对事实要求的Twombly和Iqbal案，对这一点的坚持也有很长历史。在60年前Conley v. Gibson案中，法院在坚持诉答程序在于通知的核心功能外，也指出一旦认定诉状所述事实为真，应当能够判定相对方违反法定义务。[12]而其后通过对提出诉因各要件事实的要求（尽管不要求后文详述的事实细节）[13]并且区分提出要件事实责任和即决判决中达到初步案情（prima facie case）的证明责任，[14]不少巡回法院也坚持了这一思路。这实际达到了前述德国裁判时才要求的、诉的正当性的程度。[15]英国法在近年来也响应了国际趋势（ALI/UNIDROITPrinciples of Transnational Civil Procedure 22. 2. 3），突破了法官受当事人主张的法律理由和救济约束的原有传统（CPR 16.2 （5）），并且将其限缩为禁止突袭裁判。[16]在美国，诉状需要说明的主要是涉争的交易事件（transaction）而非对交易的法律表达，判例法也长期确认了原告不受诉状陈述理由（legal theory）的约束，甚至在达到通知被告效果时，不必提出具体法律理由。[17]

不过，两国实现这一要求的具体方式有所不同。英国一贯采取所谓事实式诉答程序，虽然对诉状本身仍然采取形式化的态度（CPR r.　16.2）,[18]但是通过限制诉状外的诉讼理由书（parti-culars of claim）的具体程度（CPR r. 16.4, PD 16 3. 6 （2），4-8），在整体上提出对诉因要件的要求。换言之，原告在诉状中简要概括本案争议法律关系（指明诉因）之后，[19]还需要在诉讼理由书中提出满足诉因要求的所有事实主张（CPR 16.4 （1）（a））。[20]对于诉讼理由书，原告应当尽可能在诉状中一并提出，或者在送达诉状后14天内送达（CPR rr. 7. 4, 7. 5 （1） , PD 163. 1, 3.2），被告也只需在原告送达诉讼理由书（借此界定争点）后做出答辩的表示。其例外仅在于商事诉讼中，商事原告只需在被告声明被送达并表达防御意愿后，于28日内送达诉讼理由书（CPR r. 58. 5（1）（c），The Admiralty＆Commercial Courts Guide（2014） B4. 4，B4. 5）。其原因在于商事案件的复杂性、涉外可能和法官对诉讼进程可能的灵活安排，并且为了避免由于管辖权异议成功，白白浪费撰写复杂的诉讼理由书。[21]

在普通法时代和《菲尔德法典》时期的事实诉答程序之后，美国开始强调就争议明确通知被告的通知式诉答程序（Rule 8 （a）（2））,[22]这样看似降低了对事实的要求。但是，在被告通过程序动议挑战原告陈述充分性（Rule 12 （b）（6））时，诉状仍然需要满足实体法要件。这种质疑既可以由被告在诉讼各阶段以不同形式的动议提出，又可以由法官依职权作为法律问题审查。比较而言，虽然依据诉答文书判决（Rule 12 （c））的动议在申请时机和主体上区别于挑战原告陈述充分性的动议（Rule 12 （b）（6）），但是两者在实质标准上并无区别。[23]如果申请挑战原告陈述充分性的动议增加了额外材料且未被法官驳回，则应当转为即决判决程序（Rule 12（d））。在正式庭审或上诉阶段，也可以提出上述挑战。[24]如果原告的起诉被认为不够充分，那么除非法官明确说明可以再诉（without prejudice），否则将作为实质性判决（Rule 41（b））、基于请求排除效被禁止重复起诉。[25]这些程序性规则，对于下文的事实细节审查同样适用。

（二）事实主张的细节程度

另一方面，英美对事实主张的细节要求也很高，这在美国尤其成为当下热点。在美国，20世纪初的《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虽然试图在原有术语体系外另起炉灶，但是实际上仍然坚持了传统上对法律结论（conclusions of law）、事实和证据的基本区分。《规则》同时认为，诉状中的事实陈述不能包含法律上的评价而应当是纯粹的，更需要在过于细节（证据的罗列）与过于抽象（法规范的复述）的两极间，寻找恰当的平衡点。易言之，即使适用同样标准，美国法官常常也需要在个案中定义究竟什么是事实，哪些事实可以在诉答阶段被推定为真。因此，即使从文义上看Conley v. Gibson判例极大放松了对诉状事实细节程度的审查[26]而且诉状也不必达到初步案情的证据标准，[27]相关问题在实践中仍然一直存在争议，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个案法官的解释。一方面就事实细节审查的放松而言，观察《规则》所附的典型诉状范本即可管中窥豹。[28]实务上最典型和常见的金钱给付之诉（Form 10）和过失侵权之诉（Form11）对事实的要求非常简单，甚至按照大陆法系的理解都无法满足上述识别说的要求。比如，上述对于借款诉讼的要求无法区分同一天产生的相同金额的两项借款关系（Form 10 （d）），这自然也会给被告答辩带来困难。[29]另一方面，某些特定类型的案件仍然面对严格的细节要求，比如欺诈（Rule 9（b））（特别是证券欺诈）[30]和民权案件（42 U. S. C.　§ 1983） ,[31]与《规则》下简化诉答程序基本理念背道而驰的实践仍然存在。[32]

近年来，为了重新调整证据开示在权利维护和成本控制之间的位置，美国最高法院连续通过两个判例更直接地介入这一争议，明确加强了对具体程度的要求，并且提出了所谓合理标准（plausibility standard）。法院首先确定了需要满足的诉的实体要件，进而论证原告的某些事实主张不够具体因而不满足被推定为真的条件，最后分析余下的事实主张能否支持相关请求。法院也明确指出，需要根据个案整体案情个别判断，并且应当在所有案件中适用这一理解。[33] Ashcroftv．lqbal案中持4票的少数意见主张，如果结合本案中其他的间接事实，被多数意见排除的本案事实已经足够具体，那么应当推定为真，随后从整体上考虑是否可信。[34]布雷耶（Breyer）大法官的协同不同意见书则进一步强调，通过调整证据开示程序也能降低诉讼成本。[35]

虽然美国民事诉讼的范围远大于我国、涵盖宪法、行政法、民权、反垄断法等领域，通常引用上述标准的也是这些案件，但是既然其最高法院已经明确强调前述标准的普适性，[36]那么在突破性新判例尚未出现之前，该标准就应当代表美国判例法的态度。比如，当初审法院在顾客于商店滑倒摔伤的案件（这正是前述《规则》所附的典型诉状类型）中适用该标准时，[37]学者在批评不应适用的同时也会警惕其确实例示了实务上的显著变化，[38]更有研究者从尊重现行法的角度，对比依照该标准被驳回和修改后被接受的起诉状，探讨事实主张中细节的必要程度。[39]

至于如何准确理解上述标准，该标准已经或者可能对社会、民事司法系统和规则形成方式造成的影响，其与曾经被否定的较高事实主张标准（heightened pleading standard）及初步案情的关系，[40]与当事人不必在诉状中就提出的具体法律理由（legal theory, theory of the pleadings doc-trine）的区别，[41]以及是否应当根据不同类型案件中当事人获取信息能力的差异，采取区别对待或者配套其他制度改革加以支持，还存在很大的讨论空间，[42]相应的实证资料也在不断完善中。[43]在这样的大动作下，就具体化程度的争议可能还会在相当长时间内发酵下去，作为比较法研究者和中国相似问题的关注者，我们也应当继续耐心而审慎地观察。

三、经验比较：主张具体化的理论背景

（一）主张具体化理论与诉讼阶段

从理论上看，上述不同模式涉及各国如何分配和调整诉讼不同阶段的功能，以及如何通过不同机制达致总体相近的诉讼愿景。首先，这里涉及诉答阶段与审前准备阶段的分工。[44]如果像当代美国那样，将审前案件分流、发现事实／真相和整理争点的任务主要分配给证据开示制度，那么立案及诉答程序就不需要搜集太多信息，这样将特别有利于在起诉时受限于资料、无法详细描述案情的原告，受惠的将主要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弱势群体。从历史上看，这正是对普通法和法典时期诉答程序及其功能扬弃的结果[45]相应地，轻率诉讼的危险应当主要通过证据开示阶段的即决判决排除，而不是诉答阶段的诉状审查，[46]早期终结诉讼也要相应地在证据开示阶段实现。[47]近期扬弃通知式诉答的判例转向，很可能只是缓和证据开示程序弊端和滥用的尝试。相比之下，无论是要求诉答阶段整理争点还是遵守相对特殊的立案前行为准则（pre-action pro-tocol），英国都试图解决自身司法效率和司法费用高昂的问题，并将纠纷解决阶段前移。德日采取的则是在诉讼过程中渐进发现事实的态度，逐渐加强对于事实陈述的具体化要求，这一方面是诉讼推进和双方争点细化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根据被告诉讼态度、程序分流的思路。[48]在审前准备阶段，由于更强调职权主义和法官的诉讼指挥权，对应英美法系的诉讼成本和正式程序效率问题并不突出。相反，增强当事人的证据搜集权的需求显得更为强烈。无论是德国学者几十年来对当事人释明义务的念念不忘，[49]还是日本在1996和2003年两次立法修改中强化或新设的文书提出命令、当事人照会及诉前证据收集制度，都试图进一步提升当事人的证明权，特别是缓解证据偏在状态下不占有证据的本证方的证明压力。易言之，与社会科学领域其他研究的折线式发展一样，各国诉讼制度改革的目的总在于缓解前一代改革所产生的副作用，在分享相似诉讼制度愿景的同时体现出大相径庭的关注与侧重。[50]

其次，这里需要关注大陆法系（及我国）立案程序与英美法系诉答程序之间的差别。在德国，甚至只有在审判长认为起诉满足起诉要件时，才会向被告送达，起诉阶段只有在送达之后才真正完成，诉讼系属效果也将就此发生。[51]这样，显然不能要求原告在起诉阶段就对可能的被告抗辩进行预防性回应，双方的交锋至少要等到审前准备阶段的答辩状、非正式开庭甚至正式庭审。我国的立案程序与大陆法系传统一脉相承，原则上由于在立案后才需要将诉讼材料送达被告（《民事诉讼法》第125条第1款第1句），立案形式审查中的事实主张仅由原告一方提出，不会考虑被告意见。而英美法系所讨论的诉答程序则将答辩提前到诉讼的第一个阶段，通常也只有在被告的参与和挑战下，无法满足上述合理标准的诉状才会被驳回。在这个意义上，英美较高的事实主张标准以双方当事人的对抗为前提，而这在大陆法系及我国的立案形式审查中是不存在的。

再次，就准备程序中信息搜集的功能实现而言，还需要思考提取裁判规则时不同裁判技术的影响。[52]大陆法系和英国对于证据开示的需求确实不如美国高，一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大陆法系更倾向于对实体法规范的体系整理，而美国模式则更强调从事实出发。英国则在属于普通法系的同时，也部分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吸收了大陆法系的思路。德日一脉相承的实体法请求权基础事实-程序法主要／要件事实的理论框架，在普通法系、特别是美国并没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大陆法系法官从实体法条出发，评价当事人的事实主张主要根据的就是上述要件事实；而普通法系所需的事实原则上是个案式的，即使需要依照成文法规范加以评价，对事实细节的执念也根深蒂固。[53]当然，这主要存在于基本原理和方法中。在实践层面上自不必说，大陆法系法官也必须考虑个案事实和既往先例，特别是起诉时应附的事实理由即为“支持原告事实请求的生活事实经过”，显然不能抽象地草草略过。而普通法系当事人对案情的陈述，同样不可能不按照成文法和判例法形成的既有规则。易言之，两大法系都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演绎和归纳的方法，只不过普通法系更为重视事实因素在法律适用中的重要性，而德国法官则更倾向于将个案中出现的判例规则视为未来判案的大前提，较少关注孕育该规则的原来案件的具体案情。[54]

（二）主张具体化理论的局限性

当然，也不能过分强调事实主张具体化理论差异和变动的重要性。虽然两大法系在实体法上对于请求权／救济成立构成要件的安排各不相同，但是常见的诉状都能满足各自的要求，纯粹对法律的重述也不可能被认定为事实。只有在所谓疑难新型案件中，才可能真正出现问题。在德国实践中，大多数案件只有描述案件经过才能达到确定请求的要求，同时为了满足缺席判决及律师执业责任的要求，诉状一般都会进而满足正当性的要求。[55]上述关于事实具体化的要求，在实践中被认为仅由于其作为诉的合法性要件的定位，在涉及起诉（除斥）期间时才具有实际意义。[56]在美国，即使是采取通知式诉答程序后，由于被告享有前述挑战原告陈述正当性的动议权（Rule 12 （b）（6））以及其说服法官、避免遗漏、执业责任以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诸多考虑，实践中诉状的事实陈述仍然相当详细。[57]美国最新的判例虽然降低了目前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但是在未改变前述表述相当抽象的诉状范本之前，也不太可能冲击律师对多数案件的处理方式。特别是，法院在实践中基于起诉事实不够具体而驳回诉时，都会给原告修改诉状的机会（Rule 15（a）），甚至有时说明不修改的潜在后果。因此在当事人能够通过修改满足要求时，这并不会影响当事人的实体权利。[58]只有法官基于原告陈述不满足正当性做出的裁判，才能在原则上直接否定原告的实体权利，并可能涉及严厉的程序惩罚（Rule 11（b）（c））。[59]

四、本土尝试：我国立案事实主张的选择

（一）选择事实主张识别说的理由

本文支持大陆法系的识别说，主要考虑了三方面因素。

第一，需要关注的是我国立案程序的功能。从就立案登记还是实质审查长期胶着的争议可见，我国的立案程序同时承载着受理案件、保护当事人诉权和过滤案件、提高法院工作效率两个不同方向的主要功能，不可偏废其一。[60]考虑到当前社会司法需求空前强烈以及立案后分流机制的广泛存在，我们应当更多强调立案阶段保护诉权的功能。而且，英美法系的问题主要在于正式程序中的程序保障过于优握，致使其效益和附带后果难以符合比例原则。相比之下，正如多数学者所强调的，我国的程序保障问题仍然水平较低，司法改革方向也与西方相反。[61]至于对于进一步具体化甚至诉的正当性的追求，则应当是后续程序的内容，没有必要前置到起诉受理阶段。因此，以程度较低的识别说作为事实主张具体化的标准，更能迎合上述功能层面的考量。[62]当然，程序案件分流的功能同样重要，立案登记制显然也并非无条件、无限制的受理案件。对于那些明显滥用诉权的案件，当然应当继续适用以《民事诉讼法》第119条为核心的审查要件中的其他标准。不过，对于那些事实主张足够具体（甚至琐碎并包括无关事实陈述）、只是显然无理由的情况，[63]不应适用本条。参考前述德国此时实体驳回的特别规则和美国规则的相似效果，我们也应当从立法论上考虑直接（由立案法官）对其以判决驳回并适用配套惩戒制度，以遏制立案登记制下部分极端的滥诉行为（同样参考台湾《民事诉讼法》第249条第2和3款）。

第二，我国准备程序的功能也是选择事实具体程度要件的重要标准。[64]既然立案阶段需要尽可能保障诉权，那么发现真相的重任就将在很大程度上由审前准备阶段承担。与大陆法系相同，我们的问题在于对当事人信息搜集权的保障不利。这既不类似于美国证据开示的问题，不宜引入美国加强诉讼早期对事实的要求、限制未来滥用证据开示可能性的思路，又不接近英国诉讼过于昂贵的困境，不必要求立案程序强化分流准备程序的功能。相反，无论是在理念上考虑部分缓解证明责任分配带来的证明困难、促使双方当事人协力查明事实的前述当事人的释明义务，还是在制度上比如提取两大法系书证调查程序的公因式、引入作为明确的书证搜集裁判，[65]都被我们更加需要。反过来看，既然发现真相立足于准备阶段，在立案阶段就没必要过早地强求更为具体的事实。在我国模式下的诉讼早期阶段强调预防轻率诉讼，毋宁说是叠床架屋，功能错乱。

第三，需要关注的还包括我国的法系传统和发展范本。除了前述对不同程序阶段功能的选择外，具体制度之外的宏观框架也值得关注。相较而言，我国大陆地区目前的法律系统虽然也包含我国固有的历史传统和苏俄社会主义法制的影响，但是学界一般认为未来仍然应当坚持大陆法系的基本方向，[66]并主要以德日传统为主。概要而言，大陆法系的裁判在形式上以法典为依托并且重视上级法院判决的指导效力，在原理上坚持处分权主义、辩论主义和有限的职权进行主义，在理论上推崇民事之诉理论、证明责任理论以及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基础理论，在事实发现上强调逐渐发现真相。这也正是笔者设想中我国民事司法改革可以参考的理想型范本，事实主张识别说也是其中的一环。相反，我国无论是在法律文化、司法制度还是法律职业上，都与英美法系有明显差别，也没有英美重视对事实与实体法关系的传统。

（二）立案事实主张应为生活事实

同时，诉状中的事实陈述，应当是生活事实而非法律事实。[67]从性质上看，德国理论中的生活事实应当是“从当事人自然观察的角度看，应当属于由当事人为了裁判所陈述的事实因素的所有事实”，或者应当“被整个历史生活经过确定”。[68]相对而言，法律事实则是对应不同实体法律构成要件的事实因素。生活事实即对历史上发生的事件的法律定义，其识别标准与实体法规则无关，而取决于一般第三人的理解。法官在不清楚时，应当行使释明权要求当事人明确自己请求的事实基础，但后者并不必满足要件事实的要求。由于诉状规则作为一般规范涵盖了没有律师代理的当事人，因此不宜设定过高的标准。[69]当事人只需要大致介绍争议在事实方面的理由即可，并不必做出相应的法律评价。相反，评价事实的法律意义，正是法官的本职工作。

对此，我国也有学者主张在常常没有律师代理、适用非正式程序的案件中借鉴台湾地区诉讼标的相对论的思路，准许原告选择自然事实或法律事实作为诉讼标的。[70]然而笔者认为，诉讼标的的识别标准与事实主张具体化实属诉讼法理上的两类不同问题。前者涉及处分权的范围，在旧实体法说下以诉的权利依据／请求权基础因此涉及法律事实，在诉讼法说下以诉的声明和生活事实为标准。区分法律事实与生活事实在诉讼标的识别上的意义在于，在只涉及同一生活事实的请求权竞合时，应当认定几个案件事实，比如在乘客因电车事故受伤（违约和侵权请求权）或者小偷盗马（所有权和占有返还请求权）的案件中。而事实主张具体化涉及的则是立案形式审查的准入标准，是起诉的程序性要件和对诉状内容的形式要求。即使我们坚持以法律事实为识别标准的旧实体法说，当事人也只需在诉状中提出生活事实，而由法官自行提取其中的法律事实，然后识别诉讼标的的数量。换个角度看，诉讼标的识别与事实主张具体化中生活事实的概念都是相通的，只是其关注的角度不同。前者侧重生活事实的完整性，以区分不同诉讼标的；后者偏向其作为自然和历史上存在的本质，以强调未经法律规则的雕琢。也同样因此，前文借助了德国法上作为诉讼标的识别标准的生活事实的定义来说明事实主张中的生活事实。[71]实际上，德国的资深法官也可能不能准确区分两者（当然也可能是为了理论建构有意为之），或者换个角度看，体现了德国的研究与实践之间同样可能存在的张力。比如，德国通说如前所述主张上述识别说，最高法院也长期坚持识别诉讼标的的生活事实不必由当事人提出。[72]而柏林地方法院（Land-gericht）的审判长肖尔茨（Scholz）仍然主张，在涉及竞争法不作为之诉的诉状中就应达到足以区别各诉讼标的的程度，并且原告必须陈述满足实体法构成要件所需要的事实。[73]

【注释】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法学博士。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民商事审判方法研究”（11BFX122）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民事诉讼标的理论研究—以德国学说发展为脉络”（2015 M570359）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中国国家留学基金资助。作者感谢傅郁林教授和在读博士李曼、李潇潇的修改建议。

[1]比如参见刘敏：《功能、要素与内容：民事起诉状省思》，《法律科学》2014年第3期，第160-166页；纪格非：《论我国民事起诉状的功能转型与内容再造》，《现代法学》2013年第6期，第132-145页；张海燕：《“进步”抑或“倒退”：美国民事起诉标准的最新实践及启示》，《法学家》2011年第3期，第164-175页。

[2]在日本也称为“十分性”或“有理性”。参见松本博之、上野泰男：《民事?讼法》（第5版），弘文堂2008年版，第179页。本文遵从周翠教授的翻译范例。

[3]BGH NJW-RR 2005，216, 216 f；NJW-RR 2004，639，640; Rosenberg/Schwab/Gottwald, Zivilprozessrecht, 17. Aufl.，2010, § 95 Rn. 19 ff.；Jauernig/Hess, Zivilprozessrecht, 30. Aufl.，2011，§ 37 Rn. 14 f.；Thomas/Putzo/Reichold, 35. Aufl.，2014，Vor §§ 253 Rn. 38，40, 253 Rn. 10; Stein/Jonas/Roth, ZPO, 22. Aufl.，2008，§ 253 Rn. 52 if.；MuKoZPO/Becker-Eber-hard, 4. Aufl.，2013，§253 Rn. 75 ff.；Zeller/Greger, ZPO, 30. Aufl，2014, Vor § 253 Rn. 23 f.；M. Vollkommer,Verjahrungsunterbrechung und，，Bezeichnung“des Anspruchs im Mahnbescheid, in FS Gerhard Luke, 1997 , 865 , 882 f.反对意见：Baumbach/Lauterbach/Albers/Hartmann, ZPO, 72. Aufl.，2014, § 253 Rn 32（引用同样判决得出与文义相反结论）．也有法官认为诉状中具体化义务相当于正当性：Gremmer, Der unsubstanziierte Vortrag-ein Phantomproblem?, MDR, 2007, 1172, 1172f.

[4]RGZ 143，57，65；RGZ 72, 143，145；Althammer, Streitgegenstand und Interesse, 2012，S. 393 if；Habscheid, Der Streitge-genstand im Zivilprozess und im Streitverfahren der Freiwilligen Gerichtsbarkeit, 1956, S. 184 ff.

[5]参见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页；[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58-159页。

[6]Huber, Das Zivilurteil, 2. Aufl.，2003，Rn. 408.

[7]国内相关研究，参见胡亚球：《论民事诉讼当事人具体化义务的中国路径》，《清华法学》2013年第4期，第34 - 45页；王聪、郑则川：《有序与效率：当事人主张的具体化义务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第67-73页；周翠：《〈侵权责任法〉体系下的证明责任倒置与减轻规范》，《中外法学》2010年第5期，第719-720页；占善刚：《主张的具体化研究》，《法学研究》2010年第2期，第110-122页；周成泓：《走向动态：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141-147页。

[8]BGH NJW 1999，1404, 1405.

[9]BGHZ 140, 156＝NJW 1999, 579, 580; BGHZ 86, 23＝NJW 1983，687, 688 f.；BGH NJW 2008, 982, 984, Tz. 16; NJW-RR1988. 1529，1530; Rosenberg/Schwab/ Gottwald，a.a.O.，§§ 109 Rn. 7,115 Rn. 41 ; MuKoZPO/Prutting, a.a.O.，§286 Rn. 103,136.

[10]BGHNJW2011, 3291, 3291 f.，Tz. 14; NJW 1999, 1404, 1405; MuKoZPO/Prutting, a．a.O. , § 286 Rn. 136．国内较新介绍，参见胡学军：《前进抑或倒退：事案阐明义务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法学论坛》2014年第5期，第103-112页。

[11]A. A. S. Zuckerman, Zuckerman on Civil Procedure: Principles of Practice, London: Sweet＆Maxwell, 2013，at para. 7. 19;Stephen C. Yeazell, Civil Procedure, NY:Wolters Kluwer, 2012, pp. 369（“the 12 （b）（6） says that even if all the facts alleged are true, the law grants plaintiff no legal remedy”），375；5 Charles Alan Wright, Arthur R. Miller, Mary Kay Kane, Richard L. Marcus and Adam N. Steinman, Federal Practice and Procedure: Civ. 3d §1216 （2014, Westlaw）；Bell Atl. Corp.v．Twombly, 550 U. S. 544,555，562 （2007）．

[12]Conley v. Gibson, 355 U. S. 41, 46 （1957）．其提出的规则的内在矛盾在于，在强调诉答事实主张自由性的同时，也要求至少提出部分事实及理由。Ascon Properties, IncvMobil Oil Co.，866 F. 2d 1149, 1155 （9th Cir. 1989）.

[13]In re Plywood Antitrust Litigation, 655 F. 2d 627, 641 （5th Cir. 1981）（“complaint must contain either direct or inferential alle-gations respecting all the material elements to sustain a recovery under some viable legal theory.”）；Scheid v. Fanny Farmer Candy Shops,Inc.，859 F. 2d 434, 436 （6th Cir. 1988）；Car Carriers, Inc.v．Ford Motor Co.，745 F. 2d 1101，1106 （7th Cir. 1984）；Roev.Aware Woman Center for Choice, Inc.，253 F. 3d 678，683-684（11th Cir. 2001）；5 Wright, Miller, Kane, Marcus and Steinman, Federal Practice and Procedure: Civ.§ 1216＆Fn. 25（几十年坚持此主张）．

[14]Puentev.Ridge, 324 Fed. Appx. 423，428（5th Cir. 2009）；Jordanv．Alternative Res.Corp.，458 F. 3d 332，346（4thCir. 2006）（“．.．holding, which recognizes that the prima facie case is a standard of proof distinct from the essential elements of a cause of action, left untouched the burden of a plaintiff to allege facts sufficient to state all the elements of her claim”）．

[15]施蒂尔纳（Sturner）教授则对上述观察待相反看法，认为美国只是加强了可信性审查，并没有强调诉的正当性审查。Sturner, Parteiherrschaft versus Richtermacht-Materielle Prozessleitung und Sachverhaltsaufklarung im Spannungsfeld zwischen Verhand-lunesmaxime und Effizienz, ZZP, 2010, 147，150.

[16]Sayce v TNT（UK） Ltd [2011]EWCA Civ 1583，at[15]（per Moore-Bick LJ）；Neil Andrews, Andrews on Civil Procedure （Volume 1: Court Proceedings），Cambridge: Intersentia, 2013，at para. 29. 55-29. 62; Zuckerman, Zuckerman on Civil Procedure, at para. 7. 17.

[17]Skinner v. Switzer, 562 U. S. 521，530 （2011）；In re Railworks Corp.，760 F. 3d 398，403-404 （4th Cir. 2014）；Junhao Su v．Ea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565 Fed. Appx. 520，521（7th Cir. 2014）；Scottv．Mortgage Electronic Registration Systems, Inc.，605Fed. Appx. 598，599 （9th Cir.2015）；E. E. 0. C.v．TBC Corp.，532 Fed. Appx. 901，902（11th Cir. 2013，per curiam）；5 Wright,Miller, Kane, Marcus and Steinman, Federal Practice and Procedure: Civ．§ 1219; Restatement （Second） of Judgments I Relation, § 24cmt. a（1982）．

[18]Zuckerman，Zuckerman on Civil Procedure, at para. 4. 33-4.42.

[19]这是19世纪末《司法法》一般性注明（general indorsement）的当代延续，具体程度的要求要低于诉讼理由中对事实的要求。Jackson LJ （ed.），The White Book Service 2015：Civil Procedure, London: Sweet＆Maxwell, 2015，at para. 16. 2. 1 （westlaw）；Albrecht, Die Streitsache im deutschen und englischen Zivilverfahren, 2013, S. 133 f.，138．如果不明确主张诉因，法官可能直接撤销诉讼（CPRr3.4 （2）（b））。Nomura International PlcvGranada Group Ltd[2007] EWHC 642（Comm），at [37]（per Cooke J）；Jackson LJ, id．在美国，违约、侵权、不当得利等分类不再被视为诉因，而是同一交易下受到既判力限制的法律理由或救济

[20]Jackson LJ，id.，at para. 16. 4. 1.

[21]A. Colman, V. Lyon and P. Hopkins, The Practice and Procedure of the Commercial Court, London: LLP, 2000, pp. 46, 54,Fn. 110．施蒂尔纳教授则批评英国没有充分保障法官审查原告诉讼主张正当性的可能性。Sturner，aa. 0.，S. 151.

[22]355 U. S. at 45-46; Swierkiewiczv．Sorema N. A.，534 U. S. 506，510-513 （2002）；Fleming James, Geoffrey C. Hazard ＆ John Lubsdorf, Civil Procedure, NY: Foundation Press, 2001，pp. 184-189.

[23]Pisciottav．Old Nat. Bancorp, 499 F. 3d 629, 633 （7th Cir. 2007）；Galleryv．U. S. Life Ins. Co. in City of New York, 392F. 3d 401，404（10th Cir. 2004）．

[24]Jack H. Friedenthal, Mary Kay Kane ＆ Arthur R. Miller, Civil Procedure, St. Paul, MN: Thomson/West, 2005，pp. 313-316; 513 Wright, Miller, Kane, Marcus and Steinman, Federal Practice and Procedure: Civ. § 1357.

[25]Federated Dept. Stores, Inc. v. Moitie, 452 U. S. 394, 399 Fn. 3（1981）；Warren v.Mortgage Electronic Registration Sys-tems, Inc.，616 Fed. Appx. 735，738 （5th Cir. 2015 ）；Robert C. Casad and Kevin M. Clermont, Res Judicata, Durham, NC: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2001, pp. 87 -91（同时分析历史和当代的基本规则）．

[26]355 U. S. at 47-48.

[27]无论在Conley案确立的事实细节标准是否有效都如此：550 U. S. at 569-570; 534 U. S. at 510 ; Rodriguez-Reyesv．Mo-lina-Rodriguez, 711 F. 3d 49, 53-54（1st Cir. 2013）；Brown v. Daikin America Inc.，756 F. 3d 219，229＆Fn. 10 （2d Cir. 2014）；Craddockv.Lincoln Nat. L诉 Ins. Co.，533 Fed. Appx. 333，336＆Fn. 3 （4th Cir. 2013）；Keysv.Humana, Inc，684 F. 3 d 605，609（6th Cir. 2012）；Luevanov．Wal-Mart Stores, Inc.，722 F.3d 1014, 1028 （7th Cir. 2013）；Khalikv．United Air Lines, 671 F. 3d1188，1192（10th Cir. 2012）；McConev．Pitney Bowes, Inc.，582 Fed. Appx. 798，801＆Fn. 4（11th Cir. 2014 ）．

[28]355 U. S. at 47.

[29]Yeazell, Civil Procedure, at 386-387.

[30]5A Wright, Miller, Kane, Marcus and Steinman, Federal Practice and Procedure: Civ, §§ 1297，1301. 1.

[31]Id.，§1230.

[32]James, Hazard＆Lubsdorf, Civil Procedure, at 190-195；5，5B Wright, Miller, Kane, Marcus and Steinman, Federal Practice and Procedure: Civ,§§1218，1357；Richard L. Marcus, The Revival of Fact Pleading Under the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86Colum. L. Rev. 433（1986）；Richard L. Marcus, The Puzzling Persistence of Pleading Practice, 76 Tex. L. Rev. 1749, 1767-1779（1998）；Christopher M. Fairman, The Myth of Notice Pleading, 45 Ariz. L. Rev. 987，998-1065 （2003）

[33]Ashcroft v. Iqbal, 556 U. S. 662, 675-684 （2009） ; 550 U. S. at 553-571.在近期裁判案件中的适用：Wood v. Moss, 134S. Ct. 2056, 2067 （2014）；Matrixx Initiatives, Incv．Siracusano, 131 S. Ct. 1309，1322-1323＆Fn. 12 （2011）．

[34]556 U. S. at 695-699.

[35]556 U. S. at 699-700.

[36]556 U. S. at 684（“Our decision in Twombly expounded the pleading standard for “all civil actions,”and it applies to antitrust and discrimination suits alike”）

[37]Branham v. Dolgencorp, Inc. , No. 6: 09 - CV - 00037, 2009 WL 2604447 （W. D. Va. , 2009）．类似适用该标准的日常案件还比如，现住户主张在自己明确说明与原住户没有联系后，原住户的债权人还继续调查（骚扰）现住户的案件：Hayesv．As-set Recovery Management Group, Ltd.，No. 3：10CV1098, 2011 WL 6817789（N. D. Ohio, 2011）

[38]A. Benjamin Spencer, Pleading and Access to Civil Justice：A Response to Twiqbal Apologists, 60 UCLA L. Rev. 1710, 1724-1725 （2013]；Arthur R. Miller, Simplified Pleading, Meaningful Days in Court, and Trials on the Merits Reflections on the Deformation of Federal Procedure, 88 N. Y. U. L. Rev. 286, 345-346＆Fn. 217 （2013）．

[39]Anne E. Ralph, Not the Same Old Story：Using Narrative Theory to Understand and Overcome the Plausibility Pleading Standard,26 Yale J. L.＆Human. 1，42-44 （2014）．

[40]在部分巡回法院看来，满足初步案情的构成要件也很可能成为判断合理标准的要件：711 F. 3d at 54; 671 F. 3d at 1192.

[41]562 U. S. at 530．在金斯伯格大法官（Justice Ginsburg）撰写的多数意见中，虽然在表述中提及合理标准[plausible“short and plain” statement），但是并未直接引用前述里程碑判例。

[42]Yeazell, Civil Procedure, at 388-401；Arthur R. Miller, From Conley to Twombly to Iribal: A Double Play on the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60 Duke L. J. 1 （2010）（批评最新判例忽视私权保护和民诉规则原有价值观念，主张针对动议提供有限的证据开示机会，at 105-110；再次强调：Miller, 88 N. Y. U. L. Rev. 286, at 331-347）；Spencer, 60 UCLA L. Rev. 1710（分别从新标准对规则体系的改变、其实际影响以及这种变化是否合理的角度批评）；Adam N. Steinman, The Pleading Problem, 62 Stan. L.Rev. 1293 （2010）（试图在理论上融合既往判例实践与最新判例）；5 Wright, Miller, Kane, Marcus and Steinman, Federal Practiceand Procedure: Civ. § 1216．国内学者对美国法动态的介绍和分析，参见前引[22]，张海燕文，第146-209页。

[43]Jonah B. Gelbach, Locking the Doors to Discovery? 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Twombly and lqbal on Access to Discovery, 121 Yale U J 2270 （2012）；Joe S. Cecil, George W. Cort, Margaret S. Williams＆Jared J. Bataillon, Motion to Dismiss for Failure to State a Claim After Iqfal, Fed. Jud. Center, March 2011；Lonny Hoffman, Twombly and Iqbal’s Measure: An Assessment of the Federal Judicial Center’s Study of Motions to Dismiss, 6 Fed. Courts L. Rev. 1 （2011）．

[44]类似观点，参见前引[1]，纪格非文，第136-138页。

[45]5 Wright, Miller, Kane, Marcus and Steinman, Federal Practice and Procedure: Civ. § 1202.

[46]355 U. S. at 47-48; 534 U. S. at 512；Yeazell, Civil Procedure, at 384-385.

[47]Yeazell, id, at 457

[48]Rosenberg/Schwab/Gottwald, a. a. 0.，§102 Rn. 3．在我国台湾地区，也有主张从相对诉讼标的论理解诉的正当性的观点，参见邱联恭：《争点整理方法论》，三民书局2001年版，第58-61页。

[49]Gottwald, Aufklarung caber die Aufklarungspflicht der Parteien, FS ftir Rolf Sturner, 2013，S. 301 if.；Greger, Justizreform? Ja,aber...，JZ 2000 , 842, 847；Gottwald, Empfehlen sich im Interesse eines effektiven Rechtsschutzes Maflnahmen zur Vereinfachung...des Zivilverfahrensrechts? 61. DJT, 1996, A 15 ff.；Stiirner, Die Aufklarungspflicht der Parteien des Zivilprozesses, 1976, S. 134 ff.相反通说则认为，在当事人对抗下，不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既不必为查明案情出力，又不必为事实真伪不明承担不利后果。Priitting, Gegenwartsprobleme der Beweislast. 1983，S. 137.

[50]Judith Resnik, Tiers, 57 S. Cal. L. Rev. 837, 1030（1984）.

[51]Rosenberg/ Schwab/Gottwald,a.a.O，§ 95 Rn. 4 ff.

[52]Zweigert/Kotz, Einfuhrung in die Rechtsvergleichung, 3. Aufl.，1996, S. 257 ff.国内纪格非教授在主张结论上相似的观点的同时，以判决效力不同为理由。笔者对两者之间的关联性持怀疑态度，毕竟立案形式审查不针对实质的实体或程序问题，与后者在判决中的效力关系十分有限。参见前引[1]，纪格非文，第134-136页。

[53]从分别来自英国和德国一个案件的比较中批评德国模式、主张更详细地处理案情的观点：Oskar Hartwieg, The Art of Framing the Case under English and German Rules of Pleading-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in Totsachen-und Normarbeit im Rechtsver-gleich, Tubingen: Mohr Siebeck Verlag, 2003，S. 77 ff.

[54]See Colm P. McGrath and Helmut Koziol, Is Style of Reasoning a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mmon Law and the Civil Law, 78 RabelsZ 709, 729-732，749 （2014）．

[55]MuKoZPO/Becker-Eberhard,a.a. O.，§ 253 Rn. 81；Braun, Lehrbuch des Zivilprozeβrechts, 2014, S. 436.

[56]Stein/Jonas/Roth, a. a. O.，Vor §§ 253 Rn. 165 ff.，253 Rn. 54.

[57]Yeazell, Civil Procedure, at 373；James, Hazard＆Lubsdorf, Civil Procedure, at 188.

[58]Yeazell, id, at 377；Friedenthal, Kane＆Miller, Civil Procedure, at 313-314, 321-322；5B Wright, Miller, Kane, Marcus and Steinman, Federal Practice and Procedure： Civ,§ 1357．除了要考虑原告申请修改的便利，也要保护被告不必在另诉中再次抗辩的利益，在原告较长时间之后才提出合法诉状时尤是。Restatement （Second） of Judgments § 19 curt. d, illus. 1 （1982）.

[59]Yeazell, id, at 204.

[60]类似分别强调起诉功能和准备书状功能的观点，参见前引[1]，刘敏文，第160-161页。

[61]参见傅郁林：《迈向现代化的中国民事诉讼法》，《当代法学》2011年第1期，第8页。

[62]在这一层面的类似观点，参见前引[1]，刘敏文，第165-166页（依托诉讼法二分肢说或台湾地区的诉讼标的相对论）；许可：《民事审判方法：要件事实引论》，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页脚注1和263-266页；有所不同的观点，参见前注[7]，周成泓文，第142-143和146页（在主张对立案事实降低要求的同时，对具体机制的理解不同）；反对意见，参见邵明、周文：《论民事之诉的合法要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97-98页（主张识别说与合理标准“基本上一致”并且具体表明为权利产生要件事实）；前引[1]，张海燕文，第174-175页（基于对美国近期进展的研究以及对大陆法系制度与本文不同的理解）。

[63]比如，参见“李萍实与北京汤城小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2015）二中民终字第06274号（北大法宝）。

[64]类似思路，参见前引[1]，纪格非文，第140-142页。

[65]参见曹志勋：《书证搜集裁判：模式比较与本土改造》，《现代法学》2011年第5期，第151-160页。部分美国学者也指出，在这种证据偏在状况下，不应适用前述立案事实合理标准。Miller,88N.Y.U.L.Rev.286,at340-341;Miller,60DukeL.J.1，at43-46.

[66]比如，参见张卫平：《对民事诉讼法学贫困化的思索》，《清华法学》2014年第2期，第9页。

[67]相似观点，参见刘哲玮：《过程描述与理论选择—诉讼标的理论语词研究》，张卫平、齐树洁主编：《司法改革论评》（第十三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8页；段文波：《请求权竞合论：以诉之选择性合并为归宿》，《现代法学》2010年第5期，第163页。不同观点，参见张海燕：《民事诉讼案件事实认定机制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7页；许可：《职权干涉与裁判突袭—从南京彭宇案一审判决看当下之民事审判》，《清华法学》2008年第6期，第61页

[68]BGHZ 194, 314＝GRUR 2013，401，402, Tz. 18 ff.；BGHZ 168，179＝GRUR 2006, 960, 961，Tz. 15; BGHZ 157，47＝NJW 2004, 1252, 1253；BGHZ 117，1 ＝ NJW 1992, 1172, 1173；BGH NJW-RR 2013，748，Tz. 13＝GRUR 2013，397; Rosen-berg/Schwab/Gottwald, a. a. 0.，§92 Rn. 10, 23；Stein/Jonas/Roth, a. a. 0.，Vor§253 Rn. 11f.

[69]即使是在强调诉答标准统一的美国（无论适用哪种审查标准都如是：534 U. S. at 513; 556 U. S. at 684），对于没有律师代理的当事人也应相对宽松地解释上述标准：Ericksonv．Pardus, 551 U. S. 89, 94 （2007）.

[70]参见前引[1]，纪格非文，第143页。

[71]当然，这不妨碍起诉时生活事实应当是与本案相关的一部分自然事实。类似观点，见王亚新：《诉讼程序中的实体形成》，《当代法学》2014年第6期，第141页；王学棉：《诉讼证明的基础理论研究》，《清华法学》2010年第5期，第69页。

[72]BGHZ 194, 314＝GRUR 2013，401，402 Tz. 19.

[73]Scholz, Praktische Fragen des Streitgegenstands in der ersten Instanz, GRUR-Prax, 2010, 141，142.

【期刊名称】《当代法学》【期刊年份】 2016年 【期号】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