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论著需要时间的检验——冯尔康自述

1934年4月我出生于江苏仪征的农村，受日本侵略的影响，1946年才到北京受正规的学校教育，读小学、中学，1955年就读于南开大学历史学系，1959年毕业后留校做助教，分配在中国古代史教研室。那时系里采取多种培养青年教师的办法，让我转修研究生课程，师从郑毅生天挺教授，学习中国古代史·明清史，1962年毕业后仍在古代史教研室，从事教学辅导和研究。"文革"后晋升讲师、副教授、教授，给本科生和研究生讲课，并以相当的精力进行中国古代史、清史、社会史和史料学的研究。在校内外多次主持或参与明清史、社会史、宗族史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前往香港、澳门、台湾、韩国、德国等国家与地区出席学术会议。2002年退休。一度为台湾暨南大学客座教授。现兼任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
    我是一个木呐的人，怕在众人面前出乖露丑，所以少言寡语，平日就不善于辞令，对从事教学很是不利：不善于表达。我讲课不活泼，在开始尤其不懂得利用生动的事例引发同学的兴趣，后来有所注意，然而改进不大。有时对同学的知识状况把握不准，将自己认为他们知道的知识忽略交待，致使同学听不明白，认为我的授课有"跳跃性"。不过我的讲课内容，多半是在研究基础上提炼的，特别是选修课，讲的多是我自已研究的东西，内容还算是充实的，多少给予同学一点知识。在教学中笃信"只有来学、没有往教"的观念，对学生要求较严，特别是对研究生从选取到学位论文的写作从严掌握，当然也注意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对有成材希望的就越发严格，希望能够培养出人才。事实上已有几位学生成为我国史学界、教育界教学与研究中颇有成就的学者，令我甚为欣慰。
    史学观念和方法方面，我受下述四种史学流派的影响，并力求综合地取其长而弃其短。我国传统的历史编纂学和乾嘉考据学，令我懂得掌握史料的重要性；20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实证史学，让我明了分析归纳法的道理，进一步认识史料对于历史学的价值，学会从事微观研究的手段；马克思主义史学，教给我宏观观察历史的方法，有益于"以小见大"微观研究学术品位的提升，同时相对于英雄史观，使得民众历史地位观念在我脑海的树立，然而肆虐多年的教条式的研究，致使独尊一说为我所不取；西方年鉴史学和新史学，令人开阔视野，扩大我的研究领域，启发我多学科的思维意识和方法论的运用。对于历史研究的观念与方法，我大约是不拘一家，不拘一法，综合汲取，于是对历史形成的多元观念，研究的多元视角，为我所崇尚。所以总括我的史学研究，可能是：重视史料的实证，在以小见大的微观研究中不忘宏观的旨趣；研究的领域，以断代史的清史为根基，而随兴之所至，不限于某一方面；深入而严密的论证文有之，通俗读物亦相伴而生。
    历史学，从古代的高贵的庙堂之学，到今日，地位日益式微，所谓"史学危机"频生。我习史治史50年，从经验出发，对历史学有个个人的理解，近日清理一下，概括出《"说故事"的历史学与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刊于《河北学科》2004年第一期），略谓：史学是陈述之学，是说故事，讲人物、事件、制度及其发生的时间、空间，以及产生这些故事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说故事的史学，不以明了故事为限，要讲道理，讲历史运动、历史发展轨迹，讲故事的当代意义，只是讲道理有两种方法，即"寓论于史"和义理的"宏观叙事"；历史学既不属于社会科学，也不归属于艺术学科，而是界于二者之间，研究成果力求接近于科学，而表达方法应当是艺术的；历史学不同于文学、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有其思维方式，需要保持"说故事"的本色，才能有立足之地，而不必有被社会边缘化、被抛弃之感；新时代，史学从帝王之学走出来，应为民众所接受，这就需要历史研究成果的大众文化化，为大众分享，因此应有相应的表述方式。我说这些话，有的似乎是老生常谈，不过都是有针对性的：作为"软科学"的历史学，要不被时代抛弃，只有转变社会功能，从资鉴的政治功能转向社会文化功能，给人以智慧的启迪和增加生活情趣的历史知识；强调实证研究和寓论于史，警惕空谈史学研究法和空疏之学，尊重历史模式论之类的提出，但不希望它泛滥；继续前人对历史学"科学说"的质疑，以利史学的发展。
    在史学研究方面，我自身进行社会史的研究，并致力于推动它的研究的开展。70、80年代之际，我对史学研究中的惟阶级论状况甚为不满，认为它把历史搞得像个小瘪三，让人只见骨架，而看不到血肉，令人索然无味，桎梏史学的发展。我想需要加进社会生活史的内容，让人们知道古人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有什么样的衣食住行，婚嫁丧葬又是什么样子的，节日生活怎么过，有没有娱乐生活。我在1979年撰文《雍正的削除绍兴和常熟丐籍》，讲的是丐户这种群体，他们的衣着、住宅、职业与平民的不同，也即贱民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1984年我写作《清初的剃发与易衣冠--兼论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内容》（1985年《史学集刊》），从满、汉民族衣冠发式的差异，也即民族生活方式的不同，论述清初的剃发与反剃发政治风云的发生，我从社会生活史的内容和角度来考察政治斗争和民族斗争，而且这种斗争，一时引起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这是"以小见大"的做法，但这个"小"的内容则是属于社会史研究的服饰发型史。这两篇文章表明我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前期就开始了社会史的研讨，不过这时并没有集中精力去做，因为当时正在进行雍正史、清史史料学和《红楼梦》的研究，1982年写出《雍正传》、1984年写成《清史史料学初稿》、1985年初草成《曹雪芹和红楼梦》，这之后，我就基本排除其他专题的写作，谢绝《康熙传》的约稿，一心一意地从事中国社会史的研讨，1985年开设中国古代社会史课程，写出《开展社会史研究》一文（刊于《百科知识》1986年1月号），呼吁史学工作者将视线转移到社会史研究方面，并简述社会史研究的内涵和功能，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呼吁开展社会史研究的开卷之作。1986年，当时的历史系系主任刘泽华教授和我联合《历史研究》编辑部、天津人民出版社共同主办"中国社会史研讨会"，这个会标志着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有的学者说这是对主流史学的"叛逆"，我想它极大地丰富了史学研究内涵，并赋予了新的研究方向。从此开始，我都参与社会史年会的筹备工作，这个会每两年召开一次，今年即将举行第十届年会。同时成立了中国社会史学会，我担任会长，学会也挂靠在南开大学。大约有鉴于我对社会史研究的推动作用，台湾学者梁其姿说我"很早对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研究有兴趣，且不遗余力地介绍、推广社会史"（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2003年，梁《序》）
    对于中国社会史的具体研究，体现在这些著作中：我自己写的《古人社会生活琐谈》（1992年）、《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祠堂》（1996年）、《清人生活漫步》（1999年）、《顾真斋文丛》（清代社会史卷，2003年），以我为主要作者的合著《清人社会生活》（1989年），由我主编并为主要作者的合著《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1994年），由我主持并写作的合著《中国宗族社会》（1994年）、《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1988年）等书。我还写了《中国社会史概论》、《十八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两部书稿，均可能在今年问世。我涉猎了社会结构、宗族群体、社会生活方式史，在《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书中写了近20万字的绪论，概要论述中国古代、近代社会结构的变化；对宗族史的研究从上古通贯到当今的21世纪初年。我是试图作出历史演变和特点的说明，如对宗族史，认为宗族有着民间化与民主化的发展史，在周朝是典型的贵族宗族制时代，中古是士族宗族制时期，宋元明是官僚宗族制时代，清代是官绅、平民时代，近当代是克服宗法性转向民主性时代，并朝着俱乐部式的方向演进。对社会结构史，我观察到两点，一是等级制度和观念极大程度地规范人们的社会生活，二是宗法意识贯穿于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我认为等级分析方法是研究中国古代、近代史的重要的理论方法。
    在社会史理论方面，我发表《开展社会史研究》（《历史研究》1987年），《迈向未来的社会史研究》（1999），《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2000年），《关于社会史研究"基本建设"的若干思考》（2001年）、《关于建设中国社会史史料学的思考》（2002年）等文，以及即将出版的《社会史研究概论》。什么是社会史，现在较为流行的是范式说，方法视角说，整体史说，而我坚持专门史说，认为这是研究社会结构、人们日常生活、民间信仰与意识、心态的历史，身体史和生态环境史也可以纳入这一领域，它是历史学与其他学科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桥梁，有着研究的实际内容，所以成为专门史。我还强调社会史研究是立足专门史，而面向整体史。我以这个观点给社会史研究作出界定，并认为这样的定义对于研究来讲，具有可操作性，而方法说引起人们的思考，讲求研究方法，对社会史研究质量的提高具有重大价值，但对具体研究来讲，可操作性并不大。
    在政治史方面，我主要写作《雍正传》、《雍正继位之谜》（1990年），雍正皇帝是一位改革家，在他的历史上有不少历史疑案，他被责骂为篡位的暴君，我看重他的改革事功，对一些疑案，也有所澄清。关于他的书，我不只是写他个人的事业、品格、私生活，并通过他的历史，写出他的那个时代，即叙述的是一个时代的比较完整的历史。《雍正传》也许可以视为我的"成名之作"，出版不久我就意识到，大约再写不出这样的著作了，因为它是我多年研治清史的产物，以后的研究方向分散了，很难写出深入思考的东西了。近十几年的写作状况表明，我想的基本符合事实。
    我致力于清史史料学的研究，是因为笃信实证研究法，认为没有史料便没有史学。历史不能重演，对历史也不可能去作试验，要解释历史，不论具有何种史观，都是要依据史料说话，"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固然不能谓为定理，然而史料是历史的记录，"复员"历史，除了作者的史识，就得靠史料了。故而我在《雍正传·序言》中说到这本书的写法："较多采摘历史资料，加以排比胪列，用资料表现雍正和他的时代。根据资料，笔者作简要的分析。这种评论也许是不确切的，甚而是错误的，但读者若能通过那些资料作出自己的判断，笔者就感到欣慰了。"我写《清史史料学》一书，开始并非有意要做的，只因研治清史，读的原始著作多了，而且我阅读有个习惯，在摘录史料（作史料卡片）之外，对那部著作，要了解其作者的经历和史观，著作的大体内容和版本，并写出札记。这样书看地多了，笔记也就写了一些，于是萌生撰写史料学专著的念头，这时那些札记自然远远不够用了，于是就有意识地去作研究，去读相关的原始著作和今人的论述。我理解的史料学，是前辈学者史源学的发展，既要明了史书资料的来源，以判断其史料价值；更要评论史书资料的准确性（所谓"史料批判"），以便于利用；至于史书的版本、前人与时彦利用情况、有关它的工具书，也应在研究范围之内。史料学的著作，是研究专著，同时具有工具性，对初学者尤有参考价值。我作为教师，开始"清史史料学"、"中国古代史史料学"课程，又是史学研究者，故而将写作史料学专著，视作职责，所以又写出《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一书，有乐此不疲的架势。其实写这类书，用力要勤，查阅的图书版本之类的内容也引不出趣味性来。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还要写。
    涉及到文化史的，如果将小说史也放进来，我写过关于《红楼梦》的两个小册子：《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红楼梦》（中华书局1974年）和《曹雪芹和红楼梦》。叙述中华传统文化，铸造人品的教育与磨砺成功事例，我把她写在《砥砺篇》（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的小书中了。近年写《略论当代中华文化建设与资源利用》（2003年）、《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当代意义》（2003年）、《从"杀熟"说到到对传统文化的态度》（2003年）等文，表现出对利用传统文化建设当代文化的关注。
    关心史学知识的大众文化化，已有三十多年了，写作普及读物的《红楼梦》的小册子始于"文革"当中，当时不能做史学研究，而毛泽东号召读《红楼梦》，我就利用这个机会研究它了。写《雍正继位之谜》，是做雍正史的副产品。《砥砺篇》，《古人生活剪影》，《清人生活漫步》，《中国宗族》（合著，1996年）等书，都是面向众多读者的，也为出版界所垂青，因而大多获得一版再版的机会。这也坚定了我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的信心。
    我对自己的写作有个要求，即力求写传世之作，少写、不写应酬之文。我的主要著作《雍正传》、《清史史料学》，在海峡两岸有三个出版社的版本，享有盛誉的台湾商务印书馆除了印制上述二书，还重梓原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公司有限出版的《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祠堂》。《古人社会生活琐谈》（《古人生活剪影》），已有湖南和社会两个出版社的本子，日前中华书局也要印刷。这些都给我不少精神慰籍。书籍的梓刻行世，积多年之经验，深知"可遇而不可求"，就是出版社找你好说，设若求他无条件椠刻，那就做不到了。我的书有改易出版社印行的机会，表明它还有读者，是以我对努力写传世之作，自己尚感满意。
    因为长期从事微观研究，思维已成定式，致使我的史学研究缺乏宏观把握的能力，提不出具有历史哲理的观点，不能进行理论建树，所谓"以小见大"的"大"，也并非真"大"，因此而深为愧疚。虽然意识到此已有多年，但已无能改变，只好一仍其旧了。此乃终身憾事也！
    最后，将一些论著开列出来，以见我的史学研究概况。
    著作：
    《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清史史料学初稿》，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
    《清史史料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沈阳出版社2004年。
    《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顾真斋文丛》，中华书局2003年。
    《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祠堂》，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年。
    《古人社会生活琐谈》，湖南出版社1992年；易名《古人生活剪影》，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
    《古人生活剪影》，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
    《曹雪芹和红楼梦》，中华书局1986年。
    《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主编并主纂，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中国宗族社会》，主持人并撰写，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
    《清人社会生活》，主要作者，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
    《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主持人并撰写，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
    发表论文及文章约二百篇，主要有：
    《开展社会史研究》，《历史研究》1987年。
    《社会结构理论与中国社会结构史研究》，收入《中国历史说话发展探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
    《重要的是时间的检验》，收入《我的历史观》，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
    《"说故事"的历史学与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河北学科》2004年第1期。
    《雍正的削除绍兴和常熟丐籍》，日本《集刊东洋学》第44号，1980年。
    《"郑和下西洋"的再认识--兼论"下西洋"与封建专制政治的关系》，《南开史学》1980年第2期。
    《清世宗的<悦心集>与曹雪芹的"好了歌"》，《南开学报》1983年第6期，英文版1988年第1期。
    《清代的婚姻制度与妇女的社会地位述论》，《清史研究》第5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
    《关于中国封建时代自耕农的若干考察》，收入《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状况比较研究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
    《南北朝的宗族结构与士族社会论纲》，收入《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年。
    《拟制血亲与宗族》，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8本第4分，1997年。
    《中国古代农民的构成及其变化》，收入《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台北馨园文教基金会1998年。
    《当代海外华人述略》，《南开学报》1999年第5期。
    《20世纪中国社会各界的家族观》，《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
    《关于建设中国社会史史料学的思考》，台北《汉学研究通讯》第21卷第4期，2002年。
    《略论当代中华文化建设与资源利用》，《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当代意义》，《江海学刊》2003年第6期。
    《从<论语>、<孟子>饮食规范说到中华饮食文化》，《史学集刊》2004年第2期。
     （2004、6、3日于南开大学顾真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