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为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人大代表履职故事》专题片于9月11日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播。第十二届、第十三届、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孙宪忠以“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主题，讲述自己的人大代表履职故事。专题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代表工作委员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讲述了20位来自基层一线和各行各业的人大代表坚持党的领导、依法履职为民的故事，展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人大代表履职故事》于9月11日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播，第十二届、第十三届、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孙宪忠以“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主题，讲述了自己的人大代表履职故事。

参与《民法典》立法、《文物保护法》修改的过程，是孙宪忠以“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要求，履行人大代表职责的生动写照。孙宪忠指出，“民法典不是一部简单的法律，而是国家文明的象征。”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许多法律工作者一起共同参与民法典编纂工作，是他最难忘的履职经历之一。为了高空抛物、保护隐私权、民法体系化等相关法律条文的修改，孙宪忠等人大代表和法律工作者做了大量的调研和讨论，推动了《民法典》的科学化、体系化。

2023年是本届常委会履职的第一年。委员长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做的工作报告，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常委会一年的工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常委会政治站位高，积极贯彻党中央的全面领导，保证了中央的战略部署在人大工作中认真落实。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全国人大党组、在委员长以及委员长会议的领导下，积极贯彻宪法要求，履行宪法职责，在政治工作、立法工作、监督工作和代表联系工作四个方面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就。对常委会的这个工作报告，我本人予以充分高度评价。

我国的国体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宪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宪法的这一规定，揭示了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政治属性和基本职责，即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按照代议制的基本方式，统率全体全国人大代表行使国家最高权力。这些权力，包括全国人大休会期间，对国家重要人事的选举权和决定权、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事务的决定权、立法权、对国务院、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权，以及反映全体人民代表的意见，对国家各项建设事业发展提出建议和监督的权力等等。

编制和实施立法规划，加强经济、民生领域立法，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加强涉外法制建设……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介绍了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来的立法工作，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审议法律案34件，通过其中21件，包括制定法律6件、修改法律8件、作出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7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孙宪忠代表说，过去一年，立法工作围绕经济、民生、生态环境保护、国家安全、社会治理等领域，进一步健全法律制度，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不断增强，“立法应该讲究质量，遵循系统化科学化的原则。体系化科学化的立法既是立法质量的保障，也是执法和司法的保障，归根结底是法治国家的保障。”孙宪忠代表说。

“过去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积极作为，不断健全完善国家治理急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维护国家安全所急的法律制度。”河北柏粮粮食储备集团有限公司绿色储粮课题研究组组长尚金锁代表说，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粮食安全保障法，对耕地保护利用和粮食生产、储备、流通、加工、应急、节约等各环节作出系统规定，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法治根基。

全国人大代表孙宪忠：不动产登记法列入2024年立法规划

全国人大代表孙宪忠：修改公司法意义重大

“两个联系”持续深化 代表议案和建议落地有声

作为曾经连续多次议案和建议推动民法典编纂的专家学者，孙宪忠对红星新闻记者表示，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的最大亮点或者进步就是对中国农村国情认识和对农村、农民的认识进一步深化，而在下一步立法进程中，还需要进一步统一共识，自己会像推动民法典编纂一样推动这部法律的制定，希望它能确认农民群众权利的合法性、正当性，促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目前草案亮点多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不因就学、丧偶、离婚等丧失成员身份

2018年1月2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发布。《意见》要求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集体成员身份确认，加快推进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研究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充实农村集体产权权能。

物权立法是国家经济基础运行和人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在我国民事法律体系中居核心地位。我国物权立法从物权法启动制定，到民法典物权编的编纂，历时二十多年臻于完成，是在我国国情基础上贯彻科学立法原则建立起来的、有其内在逻辑的制度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科学立法。认识我国物权立法的科学性，是掌握物权立法的思想和规则的前提，是保障立法目的实现的必要条件。

我国物权立法工程启动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必须废弃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旧理论，贯彻能够满足现代市场经济体制需求的新理论。这种国情背景，意味着立法必然会发生很强的争议，比如2005年出现的“物权法风波”。即便如此，我国物权立法还是依据科学立法原则，不但在立法指导思想、立法基本理论上完成了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清理，而且在物权制度建设上进行了大量的制度创新，尤其是在分析和裁判的法技术层面建立了符合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系统规则，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大陆法系固有知识体系的超越。

从物权立法科学性的角度看，首先要对民法典将物权编作为民法典总则编之后的第二编的重要意义有清楚的认识。因为，将物权编放在各分编之首，包含着重视普通人民群众基本权利的含义。另外，物权编具有保障和规范经济基础运行的作用。此外，人格问题、人格权的立法基础已经在总则编部分得到了规定，人格权编基本上是解决人身和人格侵权责任问题的规定，将人格权编置之于各分编之首，是不符合立法逻辑的。

我国《立法法》规定科学立法原则，并将其作为立法质量和法律实施质量的保障。我国物权立法，从2007年制定的《物权法》到2020年的《民法典》物权编，都是贯彻这一原则的结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物权法》创意之时，正值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迈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在独特的国情之下，如何在物权立法这种实践性最强的领域贯彻科学立法原则始终存在很大争议。即便如此，我国物权立法还是依据科学立法原则，在立法结构和主要制度方面进行了十分积极的创造和更新，不但在立法思想上完成了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清理，而且在物权分析和裁判的法技术层面建立了符合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系统规则，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大陆法系固有知识体系的的超越。多年实践证明，这些改造和更新是十分成功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我国物权立法的这些成就却并没有在我国法学界、尤其是民法学界引起足够的注意，很多大学教科书还没有把改造更新之后的物权科学知识体系融入法学教育之中，甚至司法机关主导的司法培训，也经常有理论落后于立法的感觉。经过这种教学训练的司法工作者，常常不能透彻地理解《物权法》以及《民法典》相关规定，适用法律僵化机械、捉襟见肘，不能满足法治实践的的要求。正因为此，本文在这里对我国物权立法贯彻科学法理、以此改造更新既往物权立法的成功经验进行大体的总结，希望这些研习心得，能够对促进我国物权立法的学习研究和贯彻实施发挥积极的作用。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我国社会主导的互联网信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愈加重视。但也必须承认，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良网络信息确实屡禁不绝。相比互联网社会到来之前，这些不良信息产生明显的扩张性效应，对我国社会的危害也越来越严重。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相关的法律治理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当前网络世界中，炒作、三俗、拜金、炫富、宣扬色情丑闻等不良信息泛滥成灾。这些网络不良信息对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影响极坏，亟须强化相关法治，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网络文化的引领。

相比互联网上猖獗的不良信息传播，相关的法律治理总是来得迟缓而乏力。比如，针对中学生胡某鑫自杀的案件，大量“报道”涉嫌造谣。目前，法律对这些不良信息的治理相当滞后。即使是造成严重社会恐慌的造谣者，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此外，在不良信息传播方面，一些平台的炒作也有推波助澜的嫌疑。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孙宪忠建议：“及早设立国家知识产权法院，推进我国高水平知识产权审判机构建设。”

孙宪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新中国第一届民法学博士。1999年被中国法学会授予"中国杰出中青年法学家"称号，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德国著名大学明斯特大学客座教授。

第十二届、第十三届、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四号）》，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已由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3月11日选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宪忠等159位候选人当选为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2022年12月27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首次亮相。对于这部法律，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孙宪忠格外关注。在去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他就曾提出关于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议案。今年，他再次提出进一步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的议案。

在孙宪忠看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具有基本立法的意义，关系到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总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形成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经验，通过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是尊重改革实践、固化改革成果、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举措，对于维护好广大农民群众根本利益，实现共同富裕等具有重要意义。”孙宪忠说。

孙宪忠在议案中建议，在进一步征求意见与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继续修改完善草案，为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目标提供法治保障。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孙宪忠提出了“以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针对涉及道德伦理的网络不良信息，尽快建立完善治理法律制度的建议”。

他认为，对炒作不良信息的“网红”应该立法抵制。

“博眼球”行为危害青少年

孙宪忠认为，虽然在我国进入信息化社会以后，我国社会主导的互联网信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尊重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信息是屡禁不绝的，其损害的扩张性效应是严重的，而相关的法律治理是有缺陷的。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孙宪忠建议：“及早设立国家知识产权法院，推进我国高水平知识产权审判机构建设。”

中央2018年10月批准设立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设立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试点的决定，并且规定试点期限为三年。这一次会议任命了最高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2019年1月1日起该法庭正式挂牌运作，到2022年初试点三年期满。试点期满之后，最高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将以何形式运作，已经成为法律界关注的问题。

孙宪忠提出，在试点基础上及早设立国家知识产权法院、进一步推进我国高水平知识产权审判机构建设的建议，以此解决了最高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运作的法律基础问题，并对下一步的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发挥强大的促进作用。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段相宇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民法研究领域专家、民法典编纂工作的参与者，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孙宪忠近年来非常关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工作，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也领衔提交了有关议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为何重要？在相关制度设计上应有何考虑？记者进行了采访。

近年来，因为个人信息泄露而造成的社会问题可以说是愈演愈烈，造成损害可以说是非常严重。不论是徐玉玉死亡案件、李文星死亡案件这些尖锐的个人受损害案件，还是集体性、大面积的民众尤其是老年人群体、青年学生群体受诈骗案件，都不但引起了社会的愤恨，也引起了社会的恐慌。据2017年“两会”期间某个记者见面会公布的消息，仅2016年，我国6.88亿网民因垃圾短信、诈骗信息、个人信息泄露等承受的经济损失达915亿元。有关司法机关开展的针对这些和个人信息泄露有关的案件的查处以及对于罪犯的打击，可以说是力度和规模都越来越大。但是让我们无法得到安慰的是，在无数次这样严厉打击面前，信息泄露造成的损害还是没有得到有效地制止。

目前，我国还有约一半的居民人口是农村居民，他们都生活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中，是集体的成员。为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已经发生极大变更的需要，民法典第96条、第99条等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特别法人，第261条等间接承认农民的成员权。但是目前我国还是没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独立立法，也没有集体成员权利的规定。我国正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这就更离不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具体组织、领导和推动。因此，现在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已经十分必要，而且刻不容缓。

2022年3月10日，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孙宪忠接受新华网高端纪实访谈栏目《大国榜样•两会特别策划》专访，畅谈数字时代应如何构筑个人信息法治“保护网”。

来源；新华网，2022年3月10日。

2022年3月10日，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孙宪忠接受央视采访，梳理过去一年的立法亮点，建议对房地产中介行业加强监管，展望新一年的立法计划。

来源；央视网，2022年3月10日。

摘要

由于《公证法》立法指导思想上的偏差以及相关现行立法的规定不当，长期以来，我国的立法观念是一直将公证法视为行政管理法；同时，也导致一些改革将公证行业完全推入市场机制，使得公证活动和公证事业脱离了“证明”和“公”的本质，公证领域乱象频出。我国公证事业的发展已经遇到天花板，修改《公证法》已经十分必要。修改的进路是准确把握公证本质，以公证的法律效力为核心。有必要借鉴拉丁公证联盟规则，一方面在公证的公信力建设上多做谋划，另一方面需要吸收近年来我国公证事业取得的实践经验。

案由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来对我国《公证法》实施的状态进行了检查，曹建明副委员长在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说明，我国《公证法》实施以来法治实践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现在该法以及公证事业的发展，在我国也遇到了天花板一样无法突破的障碍。我们的调研认为，我国《公证法》以及公证事业的发展遇到的障碍中，最大的障碍是相关现行立法的不当规定，以及立法指导思想对公证行为的误认误解。原来的《公证法》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就存在着明显不足。依据拉丁公证联盟认可的法理，公证行为是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各种要件、各种法律事实提供具有公信力的证明的行为，这种行为和仲裁相类似，具有准司法行为的特点。所以《公证法》从法律体系上来说属于民法的附从法，或者民法特别法，或者民事法律的特别法。但是我国过去的立法观念，却一直把公证立法当做行政管理法，立法的出发点是对公证行业和公证员进行管理和监督，这个核心认识不符合公证行业的本质，所以我国的《公证法》在立法规定方面、在法律实施监督检查方面经常宽严失当。如果管理太严，则公证活动范围收缩严重、从业者流失严重；如果管理松弛，则行业违规乱象丛生。

正因为此，现在应该慎重思考公证立法的指导思想，借助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检查报告的落实，启动《公证法》的修订工作。

摘要

当前我国还有近九亿农村户籍居民，他们都生活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中，作为集体的成员。但是此前，我国法律中一直没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立法，更没有集体成员权的规定。为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已经发生极大变更的需要，《民法典》第96条、第99条等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特别法人，第261条等间接承认农民的成员权。但是目前我国还是没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独立立法，也没有集体成员权利的规定。这种情况不但不符合我国农村现状，更不符合中央作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因此，现在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已经十分必要，而且刻不容缓。在这部涉及农村社会经济的基本立法中，集体成员权不但必须得到明确承认和保护，而且应该作为该法的基础。

案由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确定的立法规划，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特别法人的组织体立法已经启动。制定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意义重大。目前，我国还有约一半的居民人口是农村居民，他们在集体经济组织之中享有成员的权利，承担响应的义务；农村的土地除明确的国有土地之外，都由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所有权；农业的生产，在耕作土地三权分置优势下，则更是离不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参与和运作。所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立法，在我国具有基本立法的意义。此外，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的乡村振兴战略，就更是离不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具体组织、领导和推动。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立法中，农民成员权是必须依法明确承认和保护的重要权利。而且，从目前我国农村、农民和农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看，从《民法典》和相关法律的规定看，农民作为集体成员的权利，已经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核心议题。可以说，农民的成员权在农村集体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构造上，已经处于基础性地位。鉴于此前的立法，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成员权的法理和实践并不十分明确，因此我们在此提出，以农民成员权为基础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的议案。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时间”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依照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代表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组成人员，除参加会议行使选举权、审议以及表决权、监督权之外，还有领衔提出立法议案和立法建议的职权。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孙宪忠在任职期间已领衔提出立法议案和立法建议数十件。2022年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孙宪忠代表提出了关于“修订《公证法》”和“以集体成员权为基础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等立法议案，以及“加强房地产经纪行业监管 保障房地产市场稳健发展”等立法建议，授权在中国法学网首发，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以期共同支持科学立法。您可发送电子邮件至iolaw1958@cass.org.cn（邮件主题为“议案提案反馈意见”），期待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学术界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呼声来源已久。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以行政法学家为主）已经呼吁多年。2016年3月我提出了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第一个全国人大代表议案。我看到的问题点是：2015年民法典编纂工程启动，当时有课题组提出了把个人信息作为人格权的内容之一、纳入民法典之中的观点。我对此提出不同意见。

因为，其一，个人信息，有一些可能涉及隐私和隐私权，但是也有很多不涉及隐私，如果把个人信息都当作隐私，那么，所有收集信息的行为都是侵犯隐私。现在我国已经进入了信息化社会，政府收集个人信息是正常的（后来的疫情防治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不能把所有收集个人信息的活动都当作侵犯隐私权。

其二，当时出现的山东徐玉玉案件说明，那些收集不特定多数人信息的机关单位，他们对于防止信息泄漏应该承担的责任、以及政府在这个要点上的管理责任，都是民法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在民法典之外，应该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

日前，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自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个人信息保护法》共8章74条，其中明确了很多网友们关心的问题。APP“不授权不让用”是否违法？公民有权撤回个人信息是什么意思？当个人信息被泄露我们又该怎么办？央视网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孙宪忠，权威解读《个人信息保护法》热点话题。 

央视网：下载APP时被要求同意隐私条款，提供一定的信息，否则无法使用APP。《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相关法条对此是如何规范要求的？ 

孙宪忠：此次《个人信息保护法》针对信息收集有很多条文规定，它的基本原则就是要正当、合法、必要。至于涉嫌收集个人隐私，首先要对隐私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就是说它是涉及到个人私密的信息，涉及到个人的私生活、居住地、身体状况等，这些方面的问题是不能向外泄露的，因此都属于隐私，这也是民法典明确规定的。如果这个平台或者说APP提供者要求提供涉及个人隐私性信息的话，在法律上来看有可能会涉嫌违法，不一定说绝对就是违法。比如说医疗方面的信息收集，医院收集的信息与个人身体状况有关，这些私密信息的收集是必要的，因为医院要给病人治病。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新技术的广泛使用，隐私保护和个人信息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在3月3日下午的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表示，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已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一法律的颁布和实施，将对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发挥重要作用。

“为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不仅是保护自然人涉及个人的信息利益，更是对现代信息化社会条件下合法取得以及合法利用自然人信息的各种活动建立法律规范，以此实现对现代社会最前沿的领域的国家治理。”3月11日上午，在接受《人民周刊》记者专访时，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孙宪忠强调个人信息保护的意义所在。

最高人民法院积极推进民法典总则编的司法解释工作，这一点应该充分肯定。相比民法典分则各编的司法解释，总则编司法解释的意义更为重大。其原因在于：

一、民法典总则编最集中的体现了民法典编纂的指导思想。它体现了立法者在坚持依法治国原则的大前提下，将民法典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遵循这个价值目标，以及依据民法典保障国家经济基础运行、保障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发展以及对人民基本权利与以切实保护的基本原则。这些都是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最值得重视的和最应该遵从的立法原则。

关于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谈点修改建议，供立法部门和起草部门参考。

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十分必要，也受到社会高度关注。最近这些年来，个人信息泄露造成损害的案件不少，我国社会各界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非常关注，普遍认为制定该法非常必要。事实上这一方面的立法，在国际上已经有一些现行的经验，其中一些考虑值得借鉴。2020年10月，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已经提交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进行了第一次审议，现在它正在立法机关进行修改之中。在近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现在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提出思考更多的修改建议。

党中央提出把乡村振兴作为下一步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之一。《民法典》中有很多关于农村问题的规定，从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治理的角度看，《民法典》中的许多规定可以遵循。这方面的问题很值得研究讨论。研究这些问题时，要重视两个核心的民法规则：一个是关于农村居民组织体的规定，也就是《民法典》第96条关于农村集体法人作为民法特别法人的规定；另一个是关于这个组织体的基本权利的规定，也就是《民法典》第261条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权的规定。笔者认为，乡村振兴也罢，乡村治理也罢，很多问题的研究都和这两个法律制度直接相关或者间接有关，而且这两个制度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有比较大、比较明显的变化，很值得研究讨论。

依据《民法典》第96条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一种特别法人。在民法中明确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一种法人，这在以前是没有的。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存在几十年。从我国现行法律所确定的法律制度基础来看，从国家未来的政治、经济发展和农村发展格局来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还要长期存在、继续发展下去。因此，《民法典》承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这一点特别值得研究和探讨。还要看到，《民法典》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一种“特别法人”，这提出了“特别”的准确含义的问题。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下一步农村改革发展和依法治理，意义都非常大。事实上，《民法典》以前的政策和法律上、政治生活中早已出现农村集体的概念，但这个概念所包括的组织体的法律形态及其含义没有写入民法。《宪法》《物权法》等法律都提到了集体财产所有权，但这个所有权的主体到底是一个自然人的合伙，还是一个法人体，或者是一个其他什么样的组织体，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民法典》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规定为法人，而且是特别法人。在笔者看来，这个规定首先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有为下一步乡村振兴和农村治理提供法律基础的意义。因此，相关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民法典》第261条是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权的规定，这个规定相比以前的相关规定有一个重大的改进。在《民法典》以前，集体所有权就叫集体所有权，而《民法典》将集体所有权称为成员集体所有权。在集体所有权之前加上“成员”两个字，所揭示的内涵很丰富，对下一步农村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同样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下文就从《民法典》的角度谈谈乡村治理中十个方面的问题。

3月8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召开代表小组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组织法修正草案、全国人大议事规则修正草案等事项。

两部法律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重要制度保障。此次两部法律修改，将解决什么问题？发挥什么作用？公民报特派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孙宪忠。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如何承担这一职责，要建立一个法律根据，法律根据首先来源于宪法。”孙宪忠说，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权力是怎么产生的，由谁来行使，行使权力的机构和人员都是从哪里来？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应该有哪些程序？全国人大组织法和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此次全国人大组织法修正草案一处重要修改就是增加“全过程民主”的规定。

孙宪忠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么，人民通过谁来行使国家权力？怎么来体现人民民主？答案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首先由人民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选举人大代表，然后由人大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之后由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来集中人民的意愿。

孙宪忠说，与全国人大组织法相配套的是全国人大议事规则。这一规则要解决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怎么展开工作，专门委员会职责是什么，怎么去运行等问题。

对全国人大组织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进行修改，是深入总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和人大工作的实践经验，把一些成熟的、行之有效的做法通过法律制度固定下来，持续从新的实践中获取生机活力，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

今年是孙宪忠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第九年，提交的议案、建议和立法报告超过70份。作为全程参与民法典编纂的立法专家，孙宪忠提出的建议多达数千条。

2013年，孙宪忠第一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就呼吁编纂民法典。当年他领衔提出“修订《民法通则》为民法总则、整合其他民事法律为民法典”的议案。孙宪忠设想，五到八年内完成编纂工作。

第二年，孙宪忠再次提出同名议案，并做了更仔细的论证。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编纂民法典的决定。新中国第五次民法典编纂启动，此前四次均因历史原因被搁置。

“不少人提议编纂民法典的理由是‘别的国家有，咱们也应有’，而我的出发点是我国过去的民法制度存在缺陷。”从问题意识出发，才能够真正推动民法典编纂的工程。

孙宪忠解释说，“例如当时还在实施的民法通则是1986年制定的，其间156个条文中能够真正直接适用的只有十几个，民法通则被‘掏空’了。不编纂民法典，仍然将民法通则作为民法的龙头法律，那当然就远远地脱离了现实。”

随着信息化与经济社会持续深度融合，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更为广泛，个人信息保护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一。在3月3日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大会新闻发言人郭卫民专门就个人信息安全问题进行了回应。

个人信息保护法一直是近些年的立法热点，社会呼声一直很高。2020年10月，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个人信息保护法应将重点放在哪些方面？立法过程中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孙宪忠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提出多方面建议。

关于个人信息保护，我国相关立法并不是一片空白。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以及民法典中都有相关规定。尤其是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其中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内容就有7个条文且规定得都比较细致。

但在孙宪忠看来，目前现有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解决的问题，跟个人信息保护法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立法的基本框架和制度内容也不一样，所以制定个人信息法仍然十分必要。

我国民法典实施之年，恰遇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喜庆之年。这两件事情看似历史巧合，其实它们之间存在着逻辑联系，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一直矢志不渝地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民法典于2020年5月28日通过，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举办了“切实实施民法典”的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学习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对民法典实施工作作出总体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施好民法典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人民权益实现和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次民法典编纂的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再强调以人民为中心，这一点既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百年不忘初心的基本宗旨，也是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基本指导思想。民法典编纂顺利完成，可以说是这一指导思想得到全面落实的过程。民法典是社会的百科全书，它更是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宣言书，因此，在民法典开始实施之时，我们应该进一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权利保障好，把中国共产党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基本精神进一步落在实处。

以人民为中心既是民法典编纂的指导思想，也是民法典实施的指导思想

我们应该注意到，编纂民法典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中所述及的重要决定之一。而全面依法治国，是党中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被视作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分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发展动力与法治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目标虽然非常宏大，包括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但是其核心要义还是要让十四亿中国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巨大红利，走上幸福安康的道路。这正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必须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上作出总体部署、采取切实措施、迈出坚实步伐。而民法典的编纂，就是切实措施之一。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立法工作的汇报，不仅反复强调要认真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一般要求，而且在一些制度设置发生争议时作出明确具体的指示，为民法典编纂把稳了方向。正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立法工作者的积极努力下，在法学界和社会的普遍支持下，民法典按照预期的规划顺利完成了编纂，并自2021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

我国民法典编纂完成之后，中央政治局举办了关于民法典学习的讲座，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座上指示，必须重视民法典实施的问题。民法典一般被视作人民权利的宣言书，但这一说法并不十分妥当。民法中包括着大量的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它们要对每一个民事主体的行为发挥引导和裁判的作用， 如果民事主体行为不当，那么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就要适用民法典来追究其责任。可以说， 民法典的每一个条文，都是有实践性功用的，而不仅仅是拿来宣教的。所以，民法典编纂的任务完成后，更为重要的任务是实施。只有通过民法典的实施，才能将该法承载的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落到实处，使得法典的条文成为 “活法” ，也就是有生命的法律。 

但是在学习研究和贯彻实施民法典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民法典总共七编，80多章，共1260条，大约11万汉字，这些章节条文构成了难以计数的具体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在此还要指出的是，事实上在民法典之外，还有很多民法特别法的规范和制度，比如商事法律和知识产权的制度，这一次还没有写入民法典之内。民法庞大的规范和制度的体系，远远超过了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任何一部法律。 

一方面，这个庞大的民法规范和制度体系，说明了我国法律体系的良好发展，说明它能够因应市场经济发展和人民权利保护的需要，说明我国对于宪法确立的依法治国原则的认真态度和实际的推行。当代法治社会，各项事业都要充分体现民众的权利，而且市场经济发展也是越来越复杂，因此，民法的规范和制度的群体还在不断地扩展中。比如，现在的网络经济就带来了民事法律制度中关于数据资产、网络合同和知识产权等民事权利的发展。所以，民法体系蓬勃发展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它是我们学法用法、执法司法等各项工作能够依靠的巨大宝藏。 

我国民法典编纂，是中共中央2014年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重要决定之一。所以，民法典编纂的意义，应该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理解。我国民法典编纂是在2020年5月28日完成的，紧接着29日，中央政治局就“切实实施民法典”举办了民法典学习的讲座，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讲座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对民法典编纂工作给予了高度赞扬，而且特别强调，民法典的重要功能还在于实施。

作为学习研究民法数十年的学者，而且也是参与民法典编纂的立法工作者之一，我本人对总书记强调的关于民法典实施的讲话深表赞同。民法典编纂的意义重大，但是实施的意义更为重大。民法典编纂完成，只是把中央关于国家治理、关于保障人民福利以及推进市场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写进民法典之中，细化在民法制度之中；但要真正推进我国社会的进步，提升国家治理的水平，就要把这些指导思想落到实处，把民法典实施好。民法典之中包括着庞大的法律规范和制度，总计1260条。这个庞大的法典内容十分丰富，所以不论是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还是在编纂完成后，一些学者和宣传部门对它都有各种各样的解读。但是无论怎样解读，我们都不能偏离民法典编纂的基本功能，那就是它作为依法治国原则的基本遵循，否则就会妨害民法典的实施。

所以，本文在这里提出三个涉及民法典和国家治理之间关系的讨论供各位参考：其一，从民法的一般意义讨论民法典如何承担国家治理的职责；其二，讨论我国民法典在承担国家治理职责时在一些重大制度方面所作出的改造和更新；其三，讨论本次民法典编纂如何弥补了现行民法重大缺陷，以及完成了对大民法体系的协同改造，从而在本质上解决了民法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遵循的可靠性这个大问题。

《物权法》实施后，在北京出了几个案子，其中的一个案子被称为北京市物权法第一案。这个案子大体上是这样的：1989年，昌平有一个老百姓从房地产开发商那里买了六套房屋，并顺利地办理了房屋交接手续。1994年，六套房屋都过户登记到了买受人名下。在《物权法》尚未生效之前，买受人把部分房屋出租了。后来，买受人发现出租的这些房屋中，承租人很久没有交房租了，于是，他去查看出租的房屋，但却被现时的住户给赶了出来。住户说，这些房屋是他们从法院拍卖来的。自己买的房屋怎么会被法院拍卖了呢？事实是，大概是在1995年，房屋的开发商因经营不善，欠银行的钱还不了。到了2004年，银行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开发商还债。2006年，法院依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债随财产走”的司法解释，判定银行的贷款要用开发商盖的房屋来偿还，意思就是开发商用银行的钱盖了房屋，现在银行的钱就凝结在开发商盖的房子上。虽然这些房子已经出卖给一些购买人了，但是银行的钱还是在这些房屋上，因此，法院就把这些房屋给查封拍卖了。法院这样判的时候，丝毫没有考虑到这些房屋是否已经发生了合法转让。现在住在房屋里的人，就是根据这一次拍卖买到了这些房屋。昌平的这个购买了六套房屋的买受人，也就这样失去了房屋，即使他交付了房款已经将近20年了，办理房屋过户登记的手续从1994年到2006年也都12年了，但是，法院还是把这些房屋给拍卖了。 

本案中，法院的裁判所依据的就是所谓的“债随财产走”这个原则，法院系统内部一直贯彻这个原则已十多年。大体是在1993年，企业之间的“三角债”比较常见，一些企业“聪明”地将优质资产进行剥离，重新成立一个新的企业。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旧企业给债权人承担责任，而自己从新企业享受利益。针对这种恶意避债的方法，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出台了“债随财产走”规则，用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所以，很多法院同志认为，“北京市物权法第一案”的判决是正确的。但是，从法理上分析，这个案子就是判错了，错在它完全不遵守法律关系的逻辑，完全不考虑第三人的利益，完全不遵守物权和债权相互区分的法理。 

《民法典》编纂的全部意义在于国家治理。《民法典》是国家治理的基本遵循，是人民权利的基本保障。《民法典》的编纂，首先是为了贯彻依法治国的宪法原则，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步骤。民法与国家其他领域的法律规范一起,支撑着国家的治理体系。从这个要点来看，很多媒体和学者一直在热炒的《民法典》对于一些零零碎碎的民事权利的规定的做法，其实也是不妥当的。因为《民法典》除了规定这些零散的民事权利之外，它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还承担着更大的历史使命。以下几点，可做参考。 

（一）《民法典》与经济基础的支持和保障 

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支持和保障我国经济基础良好运行的使命，是由《民法典》来承担的。本次《民法典》编纂，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依法维护和保障我国经济基础运行、建立和稳定国家经济基本秩序的指导思想。自古以来，民法中的所有权制度等，就是为维护和保障国家的经济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我国《民法典》也是一样，它通过自己特有的法律制度，确立符合国家基本体制的经济制度，直接承担维护和保障国家经济基础的重大使命，从而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发挥基础性、根本性的重大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民法典》编纂，贯彻了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精神，在公有制财产秩序的法律建设上实现了制度和理论的重大突破。《民法典》第96条关于特别法人的规定，第255条、256条、257条等关于公共财产物权的规定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民法典》通过这些具体制度来保障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国家资产、公共财产秩序等方面建立了既符合国情又符合民法原理的制度。 

最值得注意的是第257条规定：“国家出资的企业,由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出资人权益”。这是关于国家投资的条文，它和以前的相关规定相比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其一，它采用了政府投资的科学概念，而没有沿用国家投资这个不科学的提法。其二，它承认了政府投资人的多元性，不再坚持国家统一投资的理念。其三，它不再把政府投资资产称为国家所有权资产，而规定投资人的权利和职责。这一点意义最为重大。从此，国家所有权统一性、唯一性理论在政府投资这一点上也就被彻底涤除了。 

建立健全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以良法保障善治，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民法典是保证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正常有效运行的基础性法律规范之一。这次民法典编纂，在一些重大制度和理论创新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民法典全面总结我国民事立法和司法的实践经验，是民事法律规范的系统集成，使分散的民事法律制度规范体系化，这对于以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民法典所代表的民法规范体系化，是民法立法科学化的结果。历史证明，民法规范的体系化，适应了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保障了市场经济法制的统一，也保障了司法裁判的统一，是现代法治文明的重要体现。民法典的颁布实施，是我们党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保障人民权利、持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一座里程碑。 

民法典将大量法律规范和制度编纂成为一个体系。民法典实施后，无论是在民法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还是在执法和司法的过程中，都应从整体化、体系化角度来把握，避免枝节化、碎片化的理解和适用。不能只看某一个条文的规定，而应运用体系化思维，掌握法律规范的系统规则。在运用民法典分则的规定时，应注重总则的规定；在运用具体性规则时，应注意掌握民事活动平等、自愿、公平、诚信等基本原则，以及民法典关于坚持主体平等、保护财产权利、便利交易流转、维护人格尊严、促进家庭和谐、追究侵权责任等基本要求。另外，还要掌握和运用一些排除性规则的规定。 

我国民法典已经编纂完成，作为国计民生的基本法律，作为我国法律体系的基本支柱和国家治理的基本遵循，它将在我们的法制生活中发挥核心的、基础的和全局性的作用。民法典编纂的伟大意义和现实作用，应该在以后的实践中充分显示出来。但是在民法典的编纂过程中以及民法典编纂完成后，经常有学者和法律界、经济界的朋友向我提问，说为什么公司制度没有写在民法典之中？为什么知识产权没有写在民法典之中，难道它们不是民事权利吗？实际上，在民法典编纂工作开始后，就有领导机关和社会人士提出这个问题，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人大开会期间，代表们在审议民法典草案时，这些问题仍然不断提出来。由此可见，不论是在从民法典的学习和研究的角度看，还是从民法的法律实务的角度看，如何理解民法典之外的民法体系以及它们和民法典的关系，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阐明的问题。 

对此，本人曾经于2016年8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过“关于我国民法典编纂几个问题”的讲座，其中说到，本次我国编纂的民法典，其实只是为庞大的民法规范和制度体系编纂一个基本法或者一般法。一般法之外还有特别法。民法典编纂意义重大，其目的是将民法规范和制度按照一定的逻辑编纂为一个整体，从而消除多个单行法律之间的矛盾、漏洞和重复，并为法律适用提供统一的根据，为学习研究法律提供最大的方便，以取得立法统一的“体系化效应”。但是，即便是编纂了民法典，民法典之外，还有很多民法规范和制度，它们将组成我国民法的特别法。所以我国民法，由民法一般法和特别法组成。在司法实践中，特别法优先适用；特别法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清晰的时候，适用民法典。本人在一次讨论会上，就这一问题进行答疑，使用“头等舱”的说法，来说明庞大的民法规范和制度体系之中，一般法和特别法之间的关系。这一说法，被在场的法学界朋友称之为“头等舱理论”。 

随着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大会的召开，举世瞩目的中国民法典通过了。从此之后中国进入了民法典的时代，这不仅是值得我们每一个民法理论和实践工作者欢呼雀跃的重大事件，也是全中国人民衷心期盼的重大事件。 

因为，在依法治国原则下，国家治理的各种行为都要依法进行，而民法所规范的社会关系涉及国家的经济基础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在国计民生之中具有全局性和贯穿性，因此，民法当然是国家治理所遵循的法律体系之中最重要的法律之一。 

也正因如此，民法立法一直是我们国家法制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民法典编纂一直受到党中央和全社会的高度关注。现在民法典编纂完成，即将进入实施，它当然要在政治、经济、法律和各种生活中发挥核心性、基础性的作用；在民法典的保障下，我国国家治理、经济发展和人民权利保障的能力和水平必将获得本质的提升。 

以往一些机构和学者在宣传民法典的意义时，经常会说到，它是权利的宣言。这个说法有一定的意义，但基本上来说，没有揭示出民法典的本质作用。道理在于，民法典并不仅仅只是权利的宣言，它更是国家治理的基本遵循和依靠。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已经由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最终通过的民法典共计7篇84章，条文多达1260条，涉及具体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就更不胜枚举。如此之多的法律条文、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是如何编纂成为一部整体的法典，更是需要我们研精覃思。 

民法典的条文和制度，不是一麻袋土豆，不能散乱无章，必须有一个逻辑。民法典本身规范的社会事务就如此之多，法典之外，还存有很多特别法律规范（商法、知识产权法），法典之内外如此之大的规范群体，其内在逻辑到底如何，对法律实务而言甚为重要。正如机器制造和机器使用，若想正确地操作机器，就必须知道机器的制造原理，了解机器的各个部件及各主要部件之间，是如何联动运作的。至于机器使用，同样需要掌握机器制造原理。否则，一旦机器故障，连如何修理都不知。民法典适用亦如此。1260多个条文，仅字数就达十几万。涉及具体案件分析和裁判时，如何寻求最佳的条文就成为一个难题，更不谈该条文规范的关联问题，比如统辖具体规定的民法总则的一般规则。如果仅适用分则之中的具体规定，而忽视总则一般规则，则可能出现分析和裁判错误。所以，掌握民法典体系化逻辑尤为重要。 

随着我国民法典编纂完成，我们进入了民法典时代。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民法典是毫无争议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基本遵循，它的编纂完成是涉及国计民生极为重大的事件。 

在学习和贯彻民法典之际，我们首先会注意到，这部法律没有被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而是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它是我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从它严密的立法逻辑和体系看，有可能也是唯一一部。其他法律，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各种法律，都没有如此命名。法典和法的命名，仅一字之差，却区别显著。 

通观历史上的立法可以发现，能够被命名为“法典”的法律，大体上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该立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二是该立法体系庞大，法律制度规模大，法律条文在当时的社会是最多的；三是立法者要突出该法的体系性，强调立法的逻辑和规律。我国民法典就是因为符合这三个方面的特征，才被定名为“法典”。 

众所周知，《民法典》的编纂在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民法规范着我国社会最为基础和普遍的社会关系，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民法担负的职责，除宪法之外，非其他任何法律可以比拟。在《民法典》编纂工程结束后，不论是学习研究还是贯彻实施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民法规范的社会事务重大而庞杂，因此而建立的法律规范和制度群体数量巨大。我国《民法典》编纂工程采取了“两步走”工作思路，先制定《民法总则》，后制定民法典分则各编的立法思路。《民法总则》部分规定的是对于民法具有统率性、一般性的法律规则，而分则部分规定的是个稍微具体一些类型的民法规则。采取这种总则与分则相区分的结构，在庞大的民法规范群体和制度之内建立起来了一个清晰明确的逻辑，使得它们科学有序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体系，这不仅仅为学习研究和贯彻实施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而且也保障了这个庞大的体系能够和谐稳定地发挥立法者赋予民法的功能。这种编纂方式，是民法科学发展数千年经验的总结，是贯彻中央提出的科学立法原则的体现。但是在我国，不论是法学界还是在社会民众之中，对这种总则分则相区分的批评声音一直不断，这些观点认为，这种编纂方式把一些具体社会事务的法律规范人为地割裂为两个部分，脱离了生活的实际需要，而且总则之中很多法律概念抽象难懂，民众难以理解和学习，从而妨害了法律的实施。对这些批评意见，有必要予以清晰回答，否则将对《民法典》的理解造成负面影响。

内容提要：我国即将通过的民法典包括一千二百多个条文，采取总则与分则相区分的立法模式。这种立法模式是立法体系化和科学化的结果，具有既节约立法成本又方便学习贯彻的优势。从民法发展历史来看，我国民法典编纂采取这种体例模式有其必要性和科学性。在总则与分则相区分的体例下，我国民法典总则编集中体现了立法者的指导思想，规定了民法基本原则和一般规则，充分贯彻了民法基本科学原理，对全部分则的规定具有统辖作用。解决民法典庞大的规范和制度群之间的体系逻辑问题，指出总则与分则之间分工合作、统辖遵从的逻辑关系，提出以总则编作为民法典整体的思想基础、规则效力基础、法理解读科学性基础，是理解民法典体系的关键，亦有助于澄清在我国民法典编纂“两步走”规划的特殊背景下，民法典分则一些编章编纂过程中出现的轻视甚至脱离民法典总则编规则的法理混乱。 

关键词：民法典；总则；分则；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法律行为 

《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于4月26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七次会议审议并于4月30日公开征求意见。这一修订已酝酿十年，正在进行的是《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订。 

网络的发展带来很多著作权方面的新问题，《著作权法》需要对此作出回应。据了解，目前的知识产权案件审理工作中，著作权案件的数量占比超过三分之二，而网络著作权案件占到了著作权案件的三分之二。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孙宪忠在采访中指出，新的《著作权法》需要关注在新技术发展之下、呈现为著作的载体发生变化后，版权的复制、传播和权利的滥用等方面的问题。从载体看，要关注例如在电子化载体的情况下如何确认谁最先把作品创作出来等问题；从内容看，网络上大量的文字和视听内容能否称为一个著作、一个作品怎样才是值得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著作，是法律修订值得注意的问题。并且，现在有许多通过吸引点击量获取收益而设计出的新软件或艺术性的形象等，确认其权利是首当其冲的问题。所以，《著作权法》修订工作要从作品的载体和作品的内容两方面进行拓展。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民法典（草案）将提请会议审议，表决通过后，它将成为新中国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目前最长的、拥有法律条文最多的法律，集各种规则之大成，中国民法制度也将迎来民法典时代。民法典（草案）通过后，过去一些民事单行法律，如民法通则、民法总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婚姻法，等等，这些法律都将被废止，经过修订编入这一部法典里。它的很多条款是教你在民事生活中，如何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处理与家庭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有大量的行为规范，教你该做什么。 

民法典被称为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它将怎样影响我们的生活？《法制日报》特别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孙宪忠研究员畅谈民法典。 

孙宪忠学部委员谈道： 

几天来总有一些人大代表朋友问我，我国之前已有多部民事法律，为什么还要编篡民法典？事实上，这个问题也是我经常碰到的提问。我经常简要地回答，民法的具体规范和制度数量庞大，但是这些规范和制度不能像一麻袋土豆一样随意地堆放在一起。我的这个说法，来源于欧洲法学中的著述。欧洲大陆从18世纪开始，一些国家比如法国编纂民法典，取得了国家治理以及经济发展的成功，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结果欧洲大陆国家都编纂了民法典，因此形成了世界著名的大陆法系，法学上也称为民法法系，由此可见民法典对这一阶段欧洲法制文明的铸造作用。这种每一个国家都在编纂民法典的盛事，法制史上称之为“民法法典化运动”。 

2020年5月22日，期盼已久的民法典草案提交到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上供全体代表审议。几天来总有一些人大代表朋友问我，我国之前已有多部民事法律，为什么还要编撰民法典？事实上，这个问题也是我国开启民法典编纂工程以来，我经常遇到的法学届和律师朋友的提问。我也经常简要地回答他们，民法的具体规范和制度数量庞大，但是这些规范和制度不能像一麻袋土豆一样随意的地堆放在一起。我的这个说法，其实也是来源于欧洲法学中的著述。欧洲大陆从18世界开始，一些国家比如法国编纂民法典，取得了国家治理以及经济发展的成功，因此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结果欧洲大陆国家都编纂了民法典，因此形成了世界著名的大陆法系，法学上也称为民法法系，由此可见民法典对这一阶段欧洲法制文明的铸造作用。这种每一个国家都在编纂民法典的盛事，法制史上称之为“民法法典化运动”。事实上，民法法典化运动也影响了世界，世界上的国家除英国以及此前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国家之外，大多都编纂了自己的民法典。据统计现在世界上共有民法典150多个。后世总结民法法典化运动经验有两条特别值得我们参考：一是法典的“体系化效应”，二是法典的形式理性。所谓体系化效应，指的是把庞大的民法规范和制度按照一定的逻辑整合为一个和谐统一整体的时候，国家不但实现了基本法制的统一，从而就消除了习惯法情况下法官的裁判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甚至因人而异，从而造成的不公平的问题，从而保证的法官裁判尺度的统一；同时人们因此也能够清晰地看到法律规范之间、制度之间的漏洞、矛盾和重复等缺陷，从而弥补这样的缺陷；进而，这种体系化的立法很容易学习和适用，为民众以自己的行为贯彻法律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因为民法主要是靠老百姓自己来实施的，体系化的民法给老百姓提供了很好的行为指导遵循。所谓民法典的形式理性，指的是民法法典把法律上的规范依据法典的形式明明白白地写下来，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了必须依法办事的基本遵循，这就限制了法官司法的随意化或者任意化，使得他们的裁判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而不能不做事，也不能乱做事，这样民事主体的权利就获得了统一的平等的保护。体系化的法律条文是冷冰冰的，但是这个冷冰冰的体系却体现了立法指导思想上的理性。这些历史的经验，在这一次我国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发挥了借鉴作用。我国原来的各个民法立法，就存在着非体系化的问题，而且现实司法实践中执法实践中也确实存在着尺度不一、大胆妄为和谨小慎微同时并存的情形。在民法典实施之后，这些问题可望能够解决。 

人身权利是民事主体的基本权利，也是本次民法典编纂要予以承认和保护的重点。此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民法典草案，在传统民法基础上，在人身权利的承认和保护的力度上，有显著的加强。其要点如下： 

第一，在民法的定义中强调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此前的民法学说，在定义民法时采用的表达格式，是民法调整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本次民法典编纂改变此表达格式，定义民法为调整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基本法律，把人身关系放置在财产关系之前。这样定义，并不是说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就不重要，而是要突出我国立法者对人身权利加以特别的重视。 

第二，民法典草案第一百零九条规定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将其作为民事主体的基本权利。笔者以为这是本次民法典编纂最大的亮点之一。它把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通过民法规定下来，当作民法的基本权利，这在全世界还是第一次，其意义十分重大。自然人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首先是宪法规定的权利，相比较而言，民法上所说的人格权，不像宪法上的人格权那样抽象，因为民法上的自然人都是具体的，但恰恰就是这种具体主体的特征，把宪法上那种抽象的一般人格权保护落实到具体的自然人身上。这个规定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它和宪法是对接的，它既体现了宪法关于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的人文主义思想，又借助于民法的技术手段来实现人格权保护。 

今年两会，民法典备受瞩目。民法典的意义有多大？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变化？作为中国著名民法学家、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孙宪忠教授全程参与此次民法典编纂工作。近日，他向记者畅谈心中的民法典，认为它既是国家治理的基本遵循和依靠，也是民事权利的宣言书。 

“民法是民事权利最集中的体现，而民法典是民事法律集大成之作。”孙宪忠代表说，民法规范着社会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到社会全部成员，时时刻刻不可缺少，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总则规定平等、自愿、公平等基本原则，对全部法律制度发挥统率和指导作用。 

孙宪忠代表表示，在一个法治社会里，对民事社会的治理属于社会常规性、基础性、全局性的活动，而民法就是开展这些活动的法律遵循和依靠。编撰民法典是为了规范民事活动，维护民事权利，不仅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也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客观需要。 

之前已有多部民事法律，为什么还要编撰民法典？“因为民法的具体规范和制度数量庞大，但是大量的民法规范和制度不能毫无章法地堆放在一起。”孙宪忠代表认为，民法典命名本身，就强调要把庞大的民法规范和制度按照一定的逻辑整合为一体，以此来消除法律规范、制度之间的漏洞、矛盾和重复，并且为司法和执法、为民众使用法律提供一个统一和谐的法律遵循。 

民法是国家治理所遵循的法律体系之中的最重要的法律之一。民法立法一直是我们国家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民法典编纂解决了我国民法立法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立法散乱、隐含重大矛盾和缺陷的问题。 

国际上把民法典作为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象征。当这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需要有个“一定之规”。民法典实际上是“一定之规“中最基础的一个规定。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讲，民法典发挥的作用是很大的。 

首先，民法典的作用是基础性的，它所作用的范畴是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这些是基本民事权利。民法典所涉及的事情看起来都是小事，但一一集合起来之后就是很大的事情。为什么会有人觉得民法不大呢？因为在传统法律定义里，民法叫作私法，民法的“私”指的是涉及到的主体必须是特别确定的主体。民法典就是把国家治理的目标落实在这样一个个具体的主体身上。民法典不像有些法律那样只发挥号召作用。民法典发挥的作用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 

5月22日，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草案——民法典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 

编纂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民法典，是新中国几代人的夙愿。而对于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孙宪忠来说，从2013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正式提出编纂民法典议案以来，这已经是他为编纂民法典鼓与呼的第八个年头。 

近日，孙宪忠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回顾他所亲历的民法典立法进程以及他眼中的民法典与众不同之处。 

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和“保障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几乎所有民事活动都能在民法典中找到依据，民法典的诞生将深刻影响每个人的生活。 

5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民法典呼之欲出，我国民事权利保护即将进入法典时代。 

代表委员们认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民法典，将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完备的民事法治保障。 

民法典草案22日正式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中国民法典呼之欲出，中国将进入民法典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物主，购买居住房，七十年后怎么办？小区电梯广告收益归谁所有？“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又是什么意思？民法典编物权编将如何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的意愿？5月23日，中央电视台（CCTV-12）《法治深壹度》栏目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孙宪忠深度解读民法典物权编。

民法典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之际，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孙宪忠，向中新社记者畅谈他心中的民法典。 

他认为，民法典既是国家治理的基本遵循和依靠，也是语言平易近人、通俗易懂的存在。 

国家治理的基本遵循和依靠 

作为中国著名民法学家、全国人大代表，也是全程参与此次民法典编纂工作、向立法机关提出民法典“两步走”编纂建议的“立法者”，孙宪忠眼里的民法典，首先是国家治理的基本遵循和依靠。 

“国家治理要依法进行，而民法所规范的社会关系涉及经济基础和民众日常生活，在国计民生之中具有全局性和贯穿性。”他说，民法典因此理应是国家治理所遵循的最重要的法律之一。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召开在即，举世瞩目的民法典草案即将提请全国人代会审议，中国民法典呼之欲出。这不仅仅是值得我们每一个民法理论和实践工作者欢呼雀跃的重大事件，也是全中国人民衷心期盼的重大事件。 

民法典为什么如此重要？ 

在依法治国原则之下，国家治理的各种行为都要依法进行，而民法所规范的社会关系涉及我国的经济基础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在国计民生之中具有全局性和贯穿性，因此，民法成为国家治理所遵循的法律体系之中的最重要的法律之一。也就是因为这样，民法立法一直是我们国家法制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民法典编纂一直受到党中央和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现在民法典编纂完成，即将进入实施，自然要在我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民法典的保障下，我国的国家治理、经济发展和人民权利保障的能力和水平必将获得本质的提升。 

我国社会一些机构和学者在宣传民法典的意义时，经常会说到，它是权利的宣言。这个说法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并没有揭示出民法典的本质作用。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将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民法典实施之时，也就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民法典时代。这部法律为什么没有被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而是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呢？重庆团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孙宪忠道出其中原委。

“这是我国以‘法典’命名的第一部法律”，孙宪忠介绍，从它严密的立法逻辑和体系角度来看，甚至有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次，使用这种命名方式。法典和法的命名，虽然仅仅是一字之差，但是其区别却很大。 

编纂民法典是我国立法史上的一件大事。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将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这意味着，我国将正式开启“民法典时代”。 

民法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被视为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立法表达。编纂民法典，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客观需要，也是形成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体系的必然要求。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孙宪忠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讲述新中国首部民法典编纂的历程和体系，介绍民法典编纂的规划步骤和最新进展，并解读民法典草案编纂的法理和逻辑。 

审议的民法典人格权编的审议意见

2019-08-28

总体建议：按照中央的要求，人格权编的设立是为了解决人格权保护方面的立法问题。目前该编的结构和条文基本上落实了这一要求。但是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人格权编的条文设置，基本的出发点是人格。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第13条的规定，自然人的人格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所以本编条文应该以具有人格的自然人的权利为立法基础。但是目前的条文，一些并不涉及人格，不涉及人格权，更不涉及人格权保护。比如有几个条文涉及关于人体细胞、基因等，可以说客体与人格无关。 

民法上的权利，都是特定主体的权利。本编涉及人体细胞等的规定，是针对某些行业的限制规则，而不是保护人格权的规则。这个问题希望一定要解决。否则给人一种生拉硬拽的感觉。 

第二，从立法目的看，人格权保护是为了防止侵害和侵害救济，有一些条文规定的内容与这一立法目的不符合，而且也是其他法律都已经规定和解决了的。比如，涉及家庭关系和合同法的条文，出现了多次。 

第三、该编目前采取权利类型列举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既具有列举不尽的问题，也有列举之外属于被排除的问题。现在已经造成了“人格权权利类型法定”的消极印象，从常委会审议和很多社会意见看，目前很多人都是以不列举就无法保护为理由，要求增加新权利类型。但是实际上很多人提出的增加权利类型的要求似是而非，但是，这些呼声似乎越来越高。因此这里的法理问题应该尽快阐明（本人此前撰写的立法报告对人格权类型细化列举将造成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已经出现）。对这个问题，建议在本编第二条之中，增加一个特别的条款来说明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