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纪宏：什么因素干扰了“疑罪从无”

近一段时间引起各界关注的“赵作海案”涉及法理学上的一个重要理念——“疑罪从无”。然而这一理念在实践中受到很多干扰，一些地方的法院在审理涉及人命关天的重大刑事案件时，往往出于种种原因（比如担心“疑罪从无”会放纵犯罪，而搞“疑罪从有”就可以有助于提高破案率等等），在“有罪推定”潜规则的影响下做出“疑罪从轻”的判决，而这正是一些冤假错案形成的重要原因。所以我认为，还是要认真落实“疑罪从无”理念，而不是打马虎眼，搞“疑罪从轻”。最近，“两高”、公安部等联合发布证据规则，细化了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强调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虽然没有“疑罪从无”这个词，但相关法条的立法精神中已经蕴涵了这一法治原则的真义。《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才能做“有罪判决”，否则，只能做“无罪判决”。此外，《刑事诉讼法》还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上述立法精神都充分反映了“罪行法定”、“疑罪从无”的法治原则。

为什么要坚持“疑罪从无”的法治原则？首先，“疑罪从有”、“疑罪从轻”是基于“有罪推定”产生的，这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疑罪从有”、“疑罪从轻”主张如果罪行有疑问即按有罪判决，这是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普遍遵循的法则，例如，《唐律》中即有此规定。为了维护封建秩序不受侵犯，可以对疑犯采取任何措施，“防患于未然”。其次，“疑罪从有”、“疑罪从轻”在实践中容易给司法人员提供侵犯人权的借口。在公安乃至检察系统，长期以来，强调“命案必破”和“限期破案”，甚至有破案率要求，其出发点当然是好的，是为了尊重人民的生命权，但片面强调“命案必破”，也有一些副作用，有些办案部门把破案、起诉当成了一种“政绩”。这种激励机制是鼓励打击犯罪，起诉了可能立功；不破案、不起诉，是不可能给你立功的；放纵了罪犯，更是需要承担行政责任和其他法律责任等等。目前公检法三机关在应对和处理刑事案件中所面临的制度环境，使得“疑罪从无”原则不容易被具体办案人员接受。同时，由于目前《刑事诉讼法》没有关于法院在刑事案件二审程序中可以做出“经查仍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宣告无罪”的规定，所以，一旦一审法院作出“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的判决，就很难在二审或审判监督程序中得到有效纠正。

要解决实践中的“疑罪从轻”现象，关键还是要在审判实践中继续认真贯彻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摈弃“宁可错判一千、不可漏判一个”的“完美主义”司法理念，将法治原则、人权保障原则放到司法审判工作中的应有高度，这样才可能避免冤错案的发生。

北京日报2010年06月0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