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立新：“反对帝国主义”思想与中国民族革命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反对帝国主义”是对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一种简单描述，如何“反对帝国主义”被确立为20世纪中国民族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推翻三座大山的政治任务中，“反对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必须达到的目标，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民族革命的核心内容。“反对帝国主义”这么重要的思想是如何被引入中国，又是如何被确立为中国民族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的，这些在今天几乎被忽略了。详细考察、分析并解读这一历史过程，对于我们清楚、准确地理解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民族革命，乃至更好地解读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引入的历史背景

从词义来看，“帝国主义”(imperialism)一词有多种解释，西方学者认为，“它可以指一种政治支配和经济剥削的世界体系，可以指捍卫或扩张绝对统治的政策，也可以指支持帝国野心的这么一种思想意识(这一词的原意)，或者，甚至可以指个人的侵略行为。这些不同含义都牵涉到几个国家通过直接征服或利用少量的正规军队配合经济上的压迫，逐渐统治大半个世界，而在本世纪初(20世纪)至登峰造极这么一个复杂历史进程的不同方面。”{1}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中，列宁对帝国主义理论的建树最多，早在20世纪初，列宁在其著述中就曾多处提到帝国主义问题，由此形成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列宁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认为，帝国主义是那个时代在欧洲出现的强烈竞争和好战的民族主义，其出现的原因是竞争垄断的日益激烈化，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加剧了世界的动荡。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进而推翻帝国主义对世界的垄断统治，为马克思主义理想的实现创造条件。

汉语中的“帝国主义”一词来源于日语。由于美国1898年吞并菲律宾及1899年至1902年进行的英布战争，在这一世纪之交时，“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了明确的现实意义，此后在日本发行的汉语杂志和传单中开始涉及“帝国主义”这一概念{2}。杨守仁在1903年发表的小册子《新湖南》中，描述了帝国主义者是如何通过经济等诸多手段掌握和掠夺中国资源的。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曾有“民族帝国主义”一词，认为俄、德、英、法及日窥破中国腐败、散弱内情，移其“民族帝国主义”于中国，强制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分割中国之主权。对于此等“以民族不得已之势而来者，非合吾民族全体之能力，必无从抵制也”；“故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由。”[#]梁启超这时已经意识到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前途命运的影响，并将帝国主义作为中国应该促成民族主义形成的缘由。然而，此后的学者都过多地将视角放在民族的内在建构上，认为只要将自身整合好，便有希望对抗外国的欺凌，使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如何改造国民性，提高国民的素质，成了当时学者和政治家的主要关注点，作为民族内在构建的对立物的帝国主义反而不受到人们的注意，所以，帝国主义一词一开始并未在中国学者中引起过多反响。

民国之后，政治混乱、军阀割据，以及西方列强在这种混乱中充当的不光明角色，加之1915年日本对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的情感。1919年的《巴黎和约》对于中国主权的漠视，更引起了中国人对于西方政治原则的质疑与颠覆，“五四运动”可以说是中国人民族情感的一次大爆发。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国革命的分界线予以了明确界定，认为“五四运动”是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分界线{3}672。在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而作的《五四运动》一文中，毛泽东认为这一运动表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4}558。然而，考察“五四运动”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在运动中并没有出现“打倒帝国主义”或者“反对帝国主义”等口号。周策纵在总结“五四运动”时期所列的两大类口号时认为，最接近的莫过于“反对强权政治”、寻求“国际公理”{5}。彭明在研究“五四运动”时也提到，那时还没有“打倒帝国主义”这一口号{6}。当时学生所打出的口号，主要是“打倒军阀”、“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其内涵还在“求公理”。“求公理”本身依然局限在当时西方列强的外交范畴之内，其对西方的思想观念表示认同，只是对西方列强在中国的行为表示异议，认为他们的行为违背了其所宣扬的思想或赖以成功的原则。公理虽也有对有错，但并不影响在这一范畴内讨论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的概念本身则是对西方公理概念的颠覆，是对现有以公理为核心的西方外交原则的一种彻底否定，其中包含着要在这一原则之外另建一套原则的革命性要求。

西方人自己表演的强权对于其一贯标榜的至上公理的践踏丑剧，使中国人丧失了在公理范围内寻求正义、保护自己主权的可能性。然而，此时的中国人缺乏替代性的原则，导致无法在政治行为上有所突破，但这一空缺很快便由俄国十月革命后产生的新政权所提出的原则予以填充。“反对帝国主义同盟”这一口号，本来是基于打破列强对于苏俄新生政权的联合扼杀行为而提出的，其目的是要将苏俄革命的理想向更广阔的范围推行，同时在西方列强的势力范围内开辟战场，以打破其对于苏俄的包围态势。处于原则空缺、迷茫探索阶段的中国人，与急于输出理论的苏俄自然很容易走到一起。

二、“东方革命”的需要

十月革命之后，新生的俄国苏维埃革命政权面临着国际上反共产主义列强的联合抵制和进攻，处于一种艰难的境地。这时，列宁提出“我们俄国人开创的事业，将由英国、法国或德国的无产阶级来巩固；但是我们看到，没有各被压迫殖民地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援助，首先是东方各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援助他们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这就表明列宁已经认识到，东方各殖民地民族的革命事业对于俄国革命成功、巩固与否具有关键作用。他进而提出，“必须激发劳动群众从事独立活动和把自己组织起来的革命积极性(不管他们的水平如何)；把指导较先进国家的共产党人的真正共产主义学说译成各民族的文字，实现那些必须立刻实现的实际任务，同其他国家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同时你们应当去联系每一个国家的被剥削劳动群众，用他们懂得的语言告诉他们，获得解放的唯一希望是国际革命的胜利，国际无产阶级是东方各民族被剥削劳动者的唯一同盟者。”{7}列宁创造性地将首先发生在俄国一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纳入到整个国际革命的大潮之中。

1918年11月，斯大林在《民族生活报》上发表题为《不要忘记东方》的社论。斯大林认为在西方革命浪潮高涨时，遥远的东方和数亿被帝国主义奴役的人民不应该从西方革命者视野中消失、被忘记，“一分钟也不要忘记东方”，因为“它是世界帝国主义‘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和‘最可靠的’后方”。“共产主义的任务就是要打破东方被压迫民族数百年来的沉睡，用革命的解放精神来感染这些国家的工人和农民，唤起他们去反对帝国主义，从而使世界帝国主义失去它的‘最可靠的’后方，失去它的‘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不这样做，就休想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休想完全战胜帝国主义”；“谁想要社会主义胜利，谁就不能忘记东方”；“西方革命无疑地会进一步推动东方革命运动，给它灌注奋发精神和胜利信念”；“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参与东方日益增长的自发运动，向前发展这种运动，使它成为自觉的反帝国主义斗争”{8}。斯大林的这一举动，乃是明确表明苏俄要向东方进军，要在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开展革命，将革命政权面对的压力转移出去，其“目的乃在使亚洲从帝国主义最可靠的后方与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转变为苏俄可靠的后方和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将苏俄被包围的形势，转变为帝国主义国家被包围的形势”{9}，从而使苏俄革命缓解困境，进而推动世界革命的发展。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的成立，一方面，在于取代被各国政府所利用的第二国际，争取各国的无产阶级对于俄国革命的支持；另一方面，还有在西方列强的东方落后各殖民地宣传革命，建立国际共产主义联盟，为俄国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的目的。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邀请书中，提出“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联盟’伪善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反对革命，致使革命面临被扼杀的危险”，所以“把讨论召开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国际代表大会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在“目标和策略”中提出“为了保障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防范内外敌人，帮助其他国家斗争中的无产阶级等等，就必须完全解除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武装，而把全体无产阶级武装起来。”{10}4-5第一次共产国际会议召开时，中国的其他政党尚未意识到共产国际的作用，中国仅有社会主义工人党派出代表参加。

通过对共产国际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基于国际革命的现实需要，“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东方问题”从一开始便成为共产国际工作的一个重点。因为在帝国主义的东方殖民地开展革命，可以增加对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转移视线，开辟新的革命战场，以缓解苏俄直接面对的紧张国际环境。

在1920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们讨论并通过了列宁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以及就此问题的补充决议。这次会议的一个最重要主题即“精确规定共产国际与政治上被压迫而且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例如中国与印度)内的革命运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欧洲资本主义主要是从殖民地汲取自己的力量，是其财力的最主要源泉，只有这种源泉枯竭，欧洲的工人阶级才能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说，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需要殖民地的分离和本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两种运动的共同努力才能成功{10}29-30。会议明确指出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意义。同时，决议意识到在这些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运动还仅仅处于萌芽状态，所以在这些国家目前还只能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压迫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0]20-21。这次会议还提出了“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应当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原则[!0]44，这一原则对于对此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具体到中国革命则更多是产生了很多消极影响。

1922年8月30日，越飞在致加拉罕的信中指出：“中国，毫无疑问是国际冲突的焦点和国际帝国主义最薄弱的地方。我认为，当帝国主义在欧洲经受着危机，那里的革命即将到来的时候，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地方给它以打击是很有意义的。因为除了许多其他因素之外，欧洲帝国主义在经济上遇到了困难，不排除在奴役俄国无望的情况下，抛弃中国殖民地来拯救自己的可能性。”{11}这时，在苏俄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已开始准备在中国开展工作，以推动中国的反对帝国主义运动。

三、国共合作的基础

今天，多数学者认为国民党之所以学习苏俄、与共产党合作，是要学习共产党成功的组织模式以及军事体系，以改造国民党并最终夺取政权。这固然是国民党向苏俄学习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反对帝国主义”联盟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特别是对处于困境的国民党来说，获得外援帮助可以减轻革命的压力，增加成功的机会。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基于自身的困境及现实条件，对于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特别是列宁代表新政权对华发表友善宣言，赢得了很多中国人的好感。在这种双方各自需求下，“反对帝国主义”联盟便自然成为国民党向苏俄学习的一个原因，也成为国共能够达成合作的一个重要基础。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苏俄召开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开始具体贯彻共产国际“二大”的有关决议。在会议期间，列宁约见了与会的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在会谈中，列宁提出了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的问题，两党代表分别作出了肯定的表示{12}198-200。在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中心是中国各派革命势力的团结，而国共合作又是问题的关键。列宁提出的国共合作，成为此后共产国际指导和帮助中国革命的指导性原则。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认为，正是这次会议将“反对帝国主义”问题正式引入中国{12}207-209。在这次会议期间，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反对帝国主义”性质，构筑了国共合作的基础，“反对帝国主义”从此成为中国民族革命的主要任务。

为什么说“反对帝国主义”统一战线能够成为中国革命各势力联合的基石?在此之前，中国革命思想源于自强的要求，因而革命的目标始终是对内而不是直接对外，甚至极力避免对外[1]。中国革命者大多认为，如果内部革命成功，列强侵略自然就可以被遏止，所以清理内部的反动势力和割据的军阀，才是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通过“五四运动”时期公理外交失败的事实刺激，再加之苏俄在理论上的指导，中国革命者很快认识到，中国内部的反动势力和军阀不过是帝国主义在华的工具，中国革命要想成功，必须从“反对帝国主义”着手。当“反对帝国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种理论便在事实上成为可能。对苏俄而言，十月革命后所面对的外在压力通过这种形式的革命输出得到缓解，革命力量通过外在同盟也得到增强。对于中国革命者来说，一直处于列强打压下的中国革命在加入到世界革命后，得到了暂时的政治盟友，以及一直在寻求却始终没有得到的外在援助。与此同时，有苏俄革命积累的成功经验的指导和借鉴，也增强了中国革命成功的信心和可能性。中国各政治团体过去也常为某一活动或政治上的共同利益而实行暂时同盟，如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护法运动、反对签署《巴黎和约》的“五四运动”等，但并没有在一个共同的革命任务基点上建立长期性的联合阵线。随着“反对帝国主义”政治主张的提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名义下，中国各个政治团体联合的可能性明显地加大了，正如张国焘所言，正是“反对帝国主义”联合阵线观念的确立，才奠定了国共合作的基石。

各党代表回国后，开始致力于“反对帝国主义”理论的宣传。中共中央很快改变了此前对于资产阶级问题的认识，陈独秀首先提出“共产党、无政府党、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在劳动运动的工作上，应该互相提携，组成一个联合战线”{13}。随后提出中国革命的两阶段论：资产阶级对于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对内反对封建军阀，对外反对国际帝国主义{14}。在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上，中国共产党首次明确认可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11月，中国共产党代表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表示中国共产党根据“反帝统一战线”原则，已经决定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10}62。

共产国际认为，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与中国国民党的合作在中国并不存在着矛盾性，与国民党的合作有利于共产党掌握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有利于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1922年，共产国际代表在指示今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时，明确指出：“必须争取使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首领。……南方是国民党的活动舞台，如果我们共产主义小组中央局迁到广州，这种情况就有助于把国民革命运动的各种联系集中到中央局手中。在南方，中央局较容易把劳动群众从国民党的影响下吸引过来，使之接受共产主义小组的影响。”{11}94同时，初建的共产党自身也无力独立领导国民革命，而国民党是中国少有的革命政党，与共产党之间存在着某些共性，只有与国民党合作，才能求得自身的更快发展和壮大。1923年7月，陈独秀在给萨法罗夫的信中指出：“在当今的中国，只有国民党是革命的政党。我们应该把开展国民革命运动看作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因此我们应该扩大和改组国民党。如果该党执行错误的政策，我们就来纠正错误。如果我们不加干预，不与他们合作，国民党人就会犯更多的错误。在许多城市，恰恰是我们能够组织国民党的地方团体并把它们掌握在我们手里。目前，国民党虽还不是一个群众性的政党，但我们应该将群众吸收到国民党里来，因为只有国民党才能领导国民革命运动。我们应该利用这个党并且还要改善这个党。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开展国民革命运动，而国民革命就不能迅速实现。……只有在国民革命取得胜利后，在阶级分化明朗后，我们共产党才能取得基本的发展。”{11}261

早在1920年10月31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曾致函孙中山，表示坚信中国人民“将会走上与帝国主义的世界性压迫进行斗争的道路”，希望建立贸易关系和相互友好合作{15}。此信经辗转，于1921年6月才到达孙中山手里。1921年8月28日，孙中山复信给齐契林，指出北京政府是一个受制于帝国主义的、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只有广州的政府才是能够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16}。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驻中国大使越飞发表联合宣言。宣言称，“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完成，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越飞表示，中国的此项事业“当得到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和援助{17}。1923年1月，国民党发表宣言称：“欧我以还，民族自决之义，日愈昌明，吾人当仍本此精神，内以促全国民族之进化，外以谋世界民族之平等”；“力图改正条约，恢复我国国际上自由平等之地位”{18}。这就表明国民党也已经认识到争取民族平等与反对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国民革命的意义。这样一来，国共合作以及共产主义者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已成为中国国民革命发展的必然，因为二者之间在当时存在着互补的关系。

由此，在共同的“反对帝国主义”主张下，国共的合作成为可能。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各自正式确立了两党合作的政策。基于此，有学者认为当时共产国际把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关系不说成“两党合作”，而称之为基于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所以说1923-1927年的国共关系不是“第一次国共合作”，而是“国共统一战线”{19}。

四、对现实政治的影响

“反对帝国主义”运动，不仅仅局限于国共合作层面。“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确立，能够进一步促进当时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一旦将‘国际帝国主义’确立为整体的敌人，自己的内部就更容易激发出整合的需要和目标”；“从这一角度说，反对‘帝国主义’任务的明确提出和认定，对于中国境内各民族的融合统一，对于中国人整体的民族认同，实发挥了积极的推动功能”{20}。如果说，先前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依据自强的原则，注重内在的发展，即国民性的改造，那么“反对帝国主义”的提出，无疑将中国民族主义的重心转移到外在的竞争上来。“反对帝国主义”思想通过对强大的处于优势地位的他者的反抗，自然将自身与外在置于一种强烈的对比中，这就在事实上增强了自身的整体身份认同，加快了民族观念的构建与普及，加速了中华民族的形成，推动了中国民族革命的发展。国共合作之后，“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深深体现在国民党的政策与主张中，成为国民革命努力奋斗的目标，也开始成为当时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主题。1924年，孙中山在《北上宣言》中提出，“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中国国民党《第一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有两方面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于反帝国主义而已”{21}。

对外“反对帝国主义”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这些政治主张相当符合当时中国人的需要，很容易得到当时大多数人的认可。陈独秀曾对“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这两个口号的提出和流行过程做过说明：

这两个口号，是我们分析并归纳中国一切乱源而定出的，始终是我们一切政策之骨干；然而最初喊出这两个口号的时候，我们的声势非常之孤，研究系的报上，笑我们扛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两块招牌，尤其“打倒帝国主义”这一个口号，民众多不了解，甚至有人说是海外奇谈；但后来革命的工人和学生首先采用了，国民党中一部分革命派也采用了，到现在，一部分进步的教授和商人也采用了，甚至于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和一班工贼，他们向民众攻击共产党，有时不得不自称他们也反对帝国主义，因为他们恐怕若不如此说，民众会马上看出他们是帝国主义者的走狗；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本报(《向导》)所号召的“打倒帝国主义”这一口号已经深入民众了{22}。

在“反对帝国主义”这一强烈的民族主义口号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空间，而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扩大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扩张。虽然民族主义概念存在着极端的歧义与矛盾，它可以指解放，也可以指压迫，可以指神圣，也可以指罪恶，正是这种多元性，使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形成了一种既分离又联系的吊诡关系{23}。然而，二者之间相得益彰的关系，组成了20世纪中国政治的一道独特风景。

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一论调，如国家主义派代表曾琦在《醒狮》第2期上撰文称：“今世界亦但有‘英吉利资本帝国’、‘法兰西资本帝国’、‘美利坚资本帝国、‘日本资本帝国’，无所谓‘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何则，彼等之利害冲突，固无日不在暗斗之中也。所谓‘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语，乃自实行共产主义之苏俄发出，彼以共产之眼光观察世界列强，根本制度相反，自宜视为一丘之貉……。”{24}但这些观点在当时毕竟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主张，对当时的中国政治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反对帝国主义”观念是主导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主流。一直到今天，在不时高涨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中，依然能够看到“反对帝国主义”思想的影子，可以说，“反对帝国主义”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近百年来的中国政治。

本文责任编辑：邵海

【注释】作者简介：田立新(1977)，男，吉林洮南人，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政治学博士。

[1]如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士对于外国政府的态度，以及孙中山在1915年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时对于日本政府的态度，都显现出中国革命人士在内心中存在着对外国政府干涉的担心，希望外国政府能够对中国革命起到外在帮助，而极力避免与其直接引起争端，进而减少中国革命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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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西南政法大学学报》【期刊年份】 2015年 【期号】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