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怎样走“群众”路线

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近日撰文说，司法工作必须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始终坚持司法为民，始终坚持职业化和大众化相结合的方针。话是没错，但怎样体现"群众路线"？如何实现职业化与大众化相结合？
    坦率地说，这个口号已经喊了几十年了，但似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而稳定的制度安排。事实上，"群众"究竟是指谁？恐怕也没有谁仔细界定过。最重要的是，人们似乎一直没有仔细地思考，群众路线、职业化与大众化结合，是否有助于正义的实现？如果能，具体的制度是什么？毕竟，司法领域的所有制度安排，都应当确保正义之实现或恢复，所有的制度变革，也需要表现为这方面效率的提高。否则，再好听的名头也不能做到真的"司法为民"。
    依据法治的内在逻辑，并被中外历史经验证明较为可取的民众参与司法、且有助于正义之实现的制度安排，可以有两种：社区法庭与陪审团制度。
    所谓社区法庭，是与国家法庭相对而言的。多年来，各级法院、尤其是初审法院普遍抱怨案件太多，法官太少，一个法官一年要审理两三百个案件，根本忙不过来。即使作出了判决，也不乏潦草敷衍。
    导致这一困境的根源之一是，法院体制存在问题。在司法领域存在着一种国家迷信，要求所有案件都由国家法院来审理。通常，县、区法院是初审法院，这些法院也属于国家法院系列。但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些法院所审理的大多数案件，其实都是相当琐碎的纠纷。即便适用简易程序，由国家法官如此隆重地审理这些案件，也实无必要。
    回过头来看，中国古代的制度安排倒有其合理之处。州、县官是亲民之官，其主要职责正是审理案件。但从史书上看，那些县官饮酒赋诗好像清闲得很。原因在于，另外一套司法体系分担了作为国家法官的县官的负担。大量琐碎的纠纷是由民间自行解决，乡村宗族长老会议、市镇的各个行会等机构都履行着相当广泛的司法职能。这些组织都已形成一套获得社会认可的处理程序，确保当事人被公平对待。大多数纠纷由这些民间组织解决了，县官的负担当然就大幅度减轻了。
    类似地，在英格兰及欧洲其他地方，曾经存在着大量非国家的法庭，比如城市法庭、封建庄园法庭、市场法庭、行会法庭等等。近世以来，英格兰建立了治安法官制度，香港人称之为"太平绅士"。在英格兰，太平绅士组成的法庭审理轻微的刑事案件。
    这就是一种有效地实现司法职业化与大众化相结合的制度安排。太平绅士不必是法律专业人士，但这一点也不妨碍这类法庭的公正。因为，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大多数琐碎纠纷，其实并不涉及复杂的国家法律问题。相反，它更多关涉本地的生活习俗、商业惯例、人情世故，依据这些规则裁判，就足以定纷止争，令双方当事人满意而归。而这些规则，并未写在国家法典中，它们是"地方性知识"，只有身在本社区的人们才能够掌握。
    从这个角度，司法职业化必须与大众化相结合，也也就是说，一个社会要有效而健全地运转，就得让社会组织起来，承担起部分司法责任---这应当是社会自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此基础上，国家法院专门审理那些比较复杂、重要而当事人也能承受负担的案件，对法律的秘密进行深度挖掘，这必得依赖法官的职业化，而没有什么大众化可言。可以说，非国家司法体系的存在与国家法官之职业化一点都不矛盾，反而是相辅相成。
    具体的制度设计当然需要借鉴中国古代经验与国外成功经验。比如，在自然村，在城市的小区，可以设立社区法庭；在较大的专业市场，由市场的自治组织承担解决内部纠纷的司法职能；甚至大学也可以享有一定司法权，以公开的程序对学校内部人士之间的纠纷进行处理。所有这些机构的法官，不必是法律专业人士，但需要明理而公正。换言之，合格的社区法庭法官不会是普通的老大妈、老大爷，而很可能是地方的精英。但这仍然是司法的群众路线，他们就是群众、就是人民。
    同时，这些社区法庭也应当按照程序审理案件。不少自治性组织一直在处理纠纷，但它们的程序却不够公开、公正。比如，大学惩罚学生，就没有给当事人充分的辩护机会。程序的司法化改造则能使这些社区自治性组织更好地承担司法职能。当然，政府也可以指派法学院毕业生或专业律师充当这些法官的助理。系统的法庭记录也有助于这些法庭形成自己的惯例和规则。
    总之，一个有效运转的司法体系必然是多元的。在职业化的国家法院体系的底部，存在着一个非国家的法庭网络体系。人民可以参与这类法庭，这些法庭可以借助地方性知识恢复正义，它们可以成为人民在各个领域进行自治的制度依托。
    （作者系知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