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定位、外语冠名与未来发展
本文提出，现代社会中有两种人群组织：一是政权机关，二是利益团体。从现代民主法治的视角来看，两者之间的区分有三点。
一是该组织所服务的人群对象。民主社会中的政权机关的目标应当是服务于全体人民，而利益团体的公开目标总是服务于一部分人。例如，美国的白宫和国会，中国的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其公开的、被绝大多数人正式承认的目标均是服务于本国全体人民，是典型的“国家政权目标”。而美国共和党的公开目标是服务于中上阶层和保守人群，中国的上市公司的公开目标是服务于持股人的利益，是典型的“利益团体目标”。
二是该组织所拥有的国家权力。政权机关总是拥有一些被认为是永久的权力，而利益团体则没有永久的权力，尽管它们可以暂时执政。例如，美国的国会与中国的人大的立法权力，美国的白宫和中国的国务院的行政权力，在各自的政治架构中都被认为是永久的，是典型“政权机关权力”。而美国的民主党或共和党，中国的民主党派或工青妇团体，都没有永久的执政权；当这些团体或其成员通过竞选、接受任命而掌握了一部分国家权力的时候，这只是暂时的权力，是典型的“利益团体权力”。
三是该组织成员构成的决定权所在。在民主社会中，国家政权的领导人的去留由人民通常通过公平的选举来决定，国家机关的官员和工作人员由民选的领导人任免。而利益团体的成员的去留总是取决于该团体内的全体或部分成员。例如中国的各类民营公司，其雇员的去留由公司的老板经理决定；美国的教会组织，其成员的接纳开除由教会自行决定；美国的两大党即民主党与共和党，实行“门户开放”，几乎任何人想当它们的党员就可以成为党员，但这种政策也是两党自行决定采纳的，而不是任何法律或政府体例规定的。
根据这三点来衡量，中国共产党是属于政权机关呢，还是利益团体？
在1921年，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公开目标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它不仅没有永久的执政权，连暂时的执政权都没有；它的党员的入党、退党、开除程序完全由党组织掌控而不受一般选民的影响。所以，当时的共产党是一个完全的利益团体。在当时，中国共产党被翻译成“Chinese Communist Party”是相当贴切的。
但是，自1976年文革结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逐步放弃阶级斗争目标，逐步普及“执政为民”的观念，最终确认“三个代表”的理论，将公开的目标转为“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长远利益服务”。这意味着，在组织目标方面，今日中共已更接近于政权机关，而离利益团体越来越远。
在执政权方面，1949年中共执政，1958年反右使“轮流执政”的思想成为异端，1966年开始的文革更普及了“永保党的江山永不变色”的思想；这一系列历史事件使得今日大多数的中共党员与普通中国人认为，除了中共之外没有其它团体有能力或资格代替中共执政；再加上中国宪法给予中共的特殊地位，使得中共事实上拥有了近于永久的执政权。这意味着，在执政权方面，中共早已是一个政权机关，而不再是一个利益团体。
在成员构成方面，今日中共党员的入党、退党、开除的决定权仍然属于党组织而不属于一般民众，没有民选党员或党的领导的制度。因此，在这方面，中共更像是一个利益团体。但是，中共党员的构成与吐纳又有别于最典型的利益团体。自1949年执政以来，中共吸收党员的程序中常常有“听取群众意见”这一步；即使有时这一步执行不严、走过场甚至完全不执行，基层领导和基层组织部门心目中认可的新党员通常在当时当地被一般民众认为是道德行为合格并具有起码的知识能力，是兼有“模范公民”与“潜在领导”双重身份的“先锋队员”。在从党员中提拔基层领导甚至中上领导的时候，也常常有听取党外意见的程序。因此，即使在成员构成这方面，今日中共也是介于政权机关与利益团体之间。
如此看来，今日的中共既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权机关，又不是一个纯粹的利益团体，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如果用公路行车的概念来作比喻，把一个纯粹的利益团体所处的位置定为0公里，而把一个纯粹的政权机关所处的位置定为300公里，那幺，自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行车到了220到230公里左右的位置。
这一路行来，不仅全体党员搭车相随，而且全国人民也跟车而行。随着党的实际性质的逐渐变化，“中国共产党”这个中文符号的意义也随之逐渐变化。1921年，汉字“党”绝不可能被用来指称任何一个政权机构；而在2001年，“党的领导”、“党和国家”、“党政机关”、“党政干部”、“党纪国法”等中文词中的“党”都特指作为政权机关一部分的“中国共产党”。由于这一段旅程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步步逐渐走来的，一般中国人既没有意识到变化之大，也没有感觉到“中国共产党”这个语言符号与它的指称对象之间有什幺不合拍。事实上，两者之间也得确没有什幺不合拍。
但是，绝大多数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并没有亲眼看到，更没有亲身经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段旅程。于是，在1921年定下的外文符号如英语Chinese Communist Party并没有随着它应该指称的对象即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变化而改变其意义。今日，在几乎所有的英语国家，Party总是代表着一个纯粹的利益团体，听到Communist Party 这个词，人们总是想起1930年代斯大林在前苏联实施的大规模血腥清党、监禁、流放和残杀，或者是文革期间四人帮的无法无天与红卫兵的无知野蛮。于是，听到Chinese Communist Party这个词，绝大多数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总是下意识地想象斯大林与四人帮在今日中国改头换面。换言之，英文符号Chinese Communist Party的实指对象已与中文符号“中国共产党”的实指对象风马牛不相及，虽然英文说话者与中文说话者意图指称的对象通常是同一个实体。
关键外文名号的意指对象与实指对象之间的严重脱节，是中国对外公关、对外关系与国际形象上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障碍。试想，如果美国众议院坚持要用中文符号“流氓会”来翻译Senate，而美国众议院坚持要用中文符号“恶棍堂”来翻译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这对美国国会以致整个美国在中文世界的形象将带来多大的打击！
从技术上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可以由中国共产党出面，抛开现有的词典，挑选中性或褒义的外文符号如Leadership Council来作为自己的外文名称，并要求各类汉外、外汉词典做出相应的改变。不过，从观念上来说，要使决策者意识到此举的重要性，恐怕并不容易，因为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外文流利，甚至已经在外国居住多年的中国人，往往对司空见惯的中国概念的外文符号在外国人观念中所代表的实际意义感受不深；语言符号的惯性以及对词典的崇拜也会增加人们观念上的阻力。
但是，这样的改变一旦实施，其意义就不限于名号、公关和形象。当“名”更符“实”的时候，“名”反过来会拉动“实”更符“名”。例如，如果把Leadership Council 定为“中国共产党”的英译，就是承认中国共产党已经更接近于一个政权机关，同时促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中国政治架构上的一个隐患：中国共产党还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权机关，还留有许多利益团体的残余，正是这些残余，构成了中国进一步走向民主法治的重要障碍。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既需要纯粹的利益团体，也需要纯粹的政权机关，但不能让同一个组织兼任两者；就好象足球场上，既要有恪守公正的裁判，也要有相互竞争的球员，但不能让同一个人或同一些人兼任两者。
这个道理，许多人都懂得。于是，在政治改革中，人们往往试图让“身兼双职”者退掉一职。由于语言名号的强大影响，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认为退掉的应当是“实不符名”的那一职；由于思维的惯性，人们又往往认为退掉的应当是后得的那一职。例如，如果一个人先任裁判，得到了“裁判”的名号，为几场球赛吹哨后，又受聘为某球队守门，试图在同一场球赛中同时兼任二职。人们的第一反应通常是劝其停止守门；思维惯性与名号影响使然。类似地，在九十年代初苏联、东欧、蒙古的巨变中，各国内外几乎一致的、不假思索的选择是，促使、逼使、强使各国的“永久执政党”退掉政权机关这一职，退回到纯粹的利益团体的角色，有的甚至退到消亡。其间造成许多的愤怒困顿流离失所，被认为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没有人想到，如果顺着惯性把“永久执政党”往前推，使它们变成纯粹的政权机关，而让它们退掉利益团体这一职，其利弊得失如何？
我们可以再次借用公路行车的比喻：在0公里和300公里各有一个出口，两处各有汽油、饮料、食品、住宿等各种服务。本来，旅行车可以在0公里出口，但由于不了解情况、意见不一致等多种原因，他们没有在那儿出口，并在断断续续的争论中一路开到了220公里处。这时车中的多数旅行者包括司机感到饥渴困乏难以忍受，并意识到当初本该在0公里处出口。此时，人们的第一反应总是想到开倒车回到0公里处，而有些没有经验或胸中无全局的司机可能真的会试图这样做。有经验的旅行者则不同，他们会考虑到在高速公路上倒车是多幺的危险，他们会观察地图，考虑全局，承认自己已经在230公里处这一现状，而选择干脆往前走，把300公里出口作为自己的目标。
这一思维框架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政治改革中一些现象的重大意义，并为未来的改革提供决策选择。例如，在“党内民主”方面的种种建议与动作，客观上使得党更接近于一个纯粹的政权机关。基层选举中多次出现的“民选党支书”的现象，说明许多中国人已经有要求中共更进一步“政权化”的未必自觉的愿望。若要顺水推舟，可以考虑把党员入党“征求群众意见”的传统规范化、制度化，加以改善，逐步形成党员民选、党员固定任期、定期改选的制度，逐步推广基层党干部民选的制度。可以把这一系列的措施统称为“党的民主”进程，使之与“党内民主”进程相辅相成。在法律上，可以考虑把党纪明定为国法的一部分，逐步把纪律检查系统与司法系统合二为一。
若此，可以真正实现“永保党的江山永不变色”。对于党的领导人而言，“忠于党”与“忠于人民”之间实现了必然的统一，而不必在两者之间进行两难的选择，不必如戈巴乔夫那样葬送自己的党，也不必像昂纳克、齐奥赛斯库那样抵抗人民的意愿，而可以同华盛顿、杰佛逊那样，不但为本国的繁荣昌盛奠定基础，而且为后来各国的民主法治闯出新路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