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与民主制度（上）

一． 为什么要议论古希腊文明？
    凡讨论民主制度，必溯源至两千五百年前的古希腊，特别是古希腊的雅典城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已经成了世界上的"神圣"概念。冷战以后，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对雅典城邦的赞美也"与时俱进"，理想化了的古雅典成了一种当代迷信，贬抑斯巴达成了时髦。然而，至少到近代，欧洲赞美斯巴达甚于雅典。近到希特勒时代的欧洲，"平等简朴"的斯巴达依然被用于批评"腐朽没落"的雅典，理想化了的斯巴达是古希腊最纯粹的北欧日尔曼人，是"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价值观最伟大的榜样。无庸讳言，斯巴达精神对罗马精神，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精神的影响并不亚于雅典。[1] 当今大多数学人属"民主派"，认民主为"普世价值"，批评民主自然被视为"异端邪说"。然而，如茨威格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指出的，"异端的权利"之不可被剥夺是"现代文明的一般准则。"[2]
    在公元前九世纪，斯巴达的英雄"利可古斯"(Lycurgus) 创立了斯巴达宪政，建立了一个正式而且稳定的公权体系，利可古斯的宪政体制持续了800年，城邦也保持了800年稳定。与之相对照的是，雅典的梭伦在公元前六世纪初期（公元前594年梭伦开始执政）制定了以扩大平民权力为导向的宪政体制。他在逝世之前，雅典平民就已经支持庇西特拉图在雅典实行专制了。四十年以后，庇西特拉图的继承人被驱逐，但雅典却实行了比梭伦激进得多的扩大平民权力的体制。新政削弱了社会妥协，伤害了城邦的共同利益，增长了党争，仅仅维持了一百年就陷入混乱和衰落。无论右翼的马基亚维利，还是左翼的卢梭，都赞美斯巴达而非雅典。[3]
    世界史上第一个民主制产生于古代希腊。雅典民主制之前还有所谓"部落民主"，或"原始共产主义形态的民主"。然而，说民主制从来就有（因而天然合理）如同说专制从来就有（因而天然合理）一样没有多大意义。在古希腊最伟大的三大哲人中，苏格拉底（Sokrates, 前469-前399）和柏拉图（Plato, 前427-前347）明确表示了对雅典民主制的厌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前384-前322）也批评了雅典的直接民主，他把法治当作理想制度。亚里士多德写的《政治学》是人类第一部政治学著作。[4]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柏拉图遗下《理想国》和《法律篇》，深刻地讨论了政治生活，强烈批评了民主制度。[5]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苏格拉底诞生于我国思想家孔子 (前551-前479) 逝世以后的第十年，也象孔子一般"述而不作"，两人的政治理念有惊人的相通之处。他对民主制度的激烈批评导致雅典公民们投票处死了他。[6] 从苏格拉底诞生到亚里士多德逝世的一个半世纪是古希腊民主文明最兴盛的时代。世界上的第一个民主制度，即雅典民主制，也在这百年中经历了兴起和衰落。[7]
    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有三个。（1）古希腊民主制度的社会起源和社会基础。（2）最早的民主制与其他制度怎样联系和区别。（3）古希腊民主制的优点、缺陷及其与文明兴衰之间的关系。
    这里陈述的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古希腊史。与历史学不同，政治学密集地讨论历史是阐述理论的一种方法。与历史学不同，对政治学而言，历史永远是现代史，用于检讨已有的观念，让历史这颗常青之树给世界政治的灰色理论注入生机。
    一． 什么是古希腊文明？
    大约两千五百年前（春秋战国之交的时期），在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之间的山区和海岛上生存着数百个独立自治而且骄傲自豪的城市国家（城邦），其中最著名的有三个，直接民主制的雅典 (Athens)、寡头法治制的斯巴达 (Sparta)、和缺少稳定制度的科林斯 (Corinth)。如同我们今天的世界，无论在哪个制度之下，古希腊全境都是充满智慧和热忱的地方。当其他文明还在用神话的语言来思考，希腊人已经用"思维"、"物质"、"形式"、"本质"、"自然"、"存在"、等等概念把抽象思考推到了极限。他们提出有永恒意义的疑问，而且严格依照理性标准来回答这些问题。苏格拉底的热诚，柏拉图的敏锐，以及亚里士多德的透彻都源于理性求知的渴望。社会自由与哲学、戏剧、建筑、和雕塑一道进入黄金时代。古希腊人对知识的渴望使他们从东方学来了很多，如医学、数学、应用几何、天文学、钟表、日历。希腊人的卓越之处是在学到的技艺中找出秩序，概括到系统和定理中，建立完整的理论。为此，他们发现了推理的规则，对逻辑学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古希腊人运用科学的方法检讨一切假设，不受制于成见，更不畏惧权威，而是仔细观察，不辞辛苦地收集材料，带着不懈的热情进行分析。他们在生物学上预见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物理学上提出了原子论；在天文学上发现地球是围绕太阳运转的。古希腊的很多科学思想后来失传了，一如他们的音乐、舞蹈、绘画、以及大部分文学作品。然而，那时留下的悲剧艺术在今天的歌剧院里仍然令我们深感震撼。那些戏剧表达了在自由意志和自尊与宇宙规则和法律之间所发生的激烈冲突。在残存的古希腊雕塑里，我们看到了栩栩如生的人，其精确的比例闪烁着理性主义、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光辉。如同中华文明，古希腊的宗教是多元混杂的。他们没有一个共同的宗教，没有教会，没有统一的基本教义。如同中国人舞龙，希腊人常拿他们的神明开玩笑，把宗教庆典奥林匹克节变成体育节，把众神描绘成爱争吵，不道德，受诱惑，盗窃，甚至相互开战的有特异功能的寻常人。如同对于中国人，希腊人的神明只是表达了现世，不似后来的基督教演进成"普世价值"和自由思想的羁绊。
    古希腊的成就是无可质疑的，它的灿烂文化是西方文明的三大源泉之一。[8]政治体制构成所有文明的核心。但把古希腊的成就全归于雅典是浅薄的，全归于雅典的民主制更是荒唐，一如把现代世界文明仅归功于美国，把美国的成就全归功于民主制度。那断臂的维娜斯并不属于雅典，众多的希腊科学和文化成就是在雅典民主制确立之前或衰落之后取得的，绝大多数也不是在雅典产生的。雅典民主的辉煌仅维持了百十来年，从未"不可避免地"扩散，而是古希腊数百个城邦中的异数，也是古希腊实行的若干政治体制中的一种。民主的顺利运转要求特定的社会结构。象雅典一样采用民主制的城邦大多默默无闻，并未取得能与雅典比美的成就；其他多数城邦采用的是贵族寡头制，或个人专制。我们通过考察古希腊民主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结构，说明民主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性，有兴也有衰。而且民主制的兴衰未必代表文明的兴衰。
    三. 希腊文明的缘起
    古希腊文明的崛起大约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分别是米塞尼文明，多利亚人的入侵，和殖民扩张。
    （1）米赛尼人的文明
    距今大约四千年前，在公元前二十世纪（前1999-前1900）我国夏朝刚开始不久，一些讲希腊语的原始部落从巴尔干北部地区进入了半岛的南端，即现今希腊的中部以及位于南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荷马史诗》称这些人为"阿加"人 (Achaians)，现在的历史学家称他们为"米赛尼"人 (Mycenaeans，又译"迈锡尼"人) ，因为他们文明的中心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米赛尼城 (Mycenae), 在今日希腊的特里波利市 (Tripolis) 附近。米赛尼人深受克里特岛 (Crete) 上先进的米诺安 (Minoan) 文明影响（米诺安是欧洲地区第一个脱离野蛮时代的文明），从米诺安人那里学来了文字、艺术、陶器、建筑、和宗教。他们还从东方的西提特（位于小亚细亚半岛，今土耳其）和古埃及学来了装饰和雕塑。五百年后，米赛尼人在公元前1400到1200的二百年间把自己的文明推进到高峰。这个时期大体与我国的商朝（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066年）同时代。自公元前十五世纪开始，克里特岛频遭天灾，内部叛乱，及希腊人的侵略，已经衰弱了。米赛尼人在公元前十五世纪的中期，攻占了克里特岛的中心科诺索斯城 (Knossos)，摧毁了那里的文明，使克里特岛成了希腊人的天下。科诺索斯城墙上的著名壁画描绘了一个和平而且先进的文明怎样被高度军事化的希腊人所淹没。由此，米赛尼人取代米诺安人成了地中海区域的霸主。地中海地区当时受两大帝国文明的包围，东面是位于小亚西亚半岛的西提特帝国 (Hittite Empire)，南面是北非的埃及帝国。没有证据显示米赛尼文明的安全受到这两大帝国的威胁；相反，爱琴海各岛上的米赛尼人显然参加了对西提特帝国首都和对埃及帝国北部沿岸的掠夺式攻击。
    《荷马史诗》描绘了米赛尼人的文明，近代考古发现了米赛尼人的陶器、雕塑、工具、墓葬、建筑、等等，而且发掘出了《荷马史诗》中描绘的特洛伊城。考古证据显示，米赛尼人在富庶的东方和西北方蛮荒的欧洲大陆之间从事掮客，海盗，小规模的制造业，并经营一点农业。他们掠夺弱小落后的邻居，与不易掠夺的强大国家进行贸易，贩卖武器、奴隶、木材、原料、金属工具、首饰、香料、及皮革。其贸易网东至小亚细亚半岛，西到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法国的沿海地区，西班牙，甚至英伦三岛。如同他们的后辈，米赛尼人未能克服困难的地理条件而建成统一的帝国，仅在希腊本土和爱琴海的岛屿上建立了许多小型王国。但那些小国的社会管理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在希腊本土发现的皮罗斯国 (Pylos) 的政府档案显示，其王室的集中统治是经由组织完善而且机构复杂的官僚体系实现的，这个体系分区管理税收征集，货物分配，和宗教生活等方面事务，而且置有监督机构来控制腐败和纠正行政错误。这种专业化的机构显然不属于农业社会。这些小国政治上彼此互不隶属，但语言文化上却高度一致，说明他们之间的商业和文化交流非常密切。一位西方文明史专家就米赛尼人获得的成就评论道，"其高峰时期的文明比公元前六世纪的希腊文明更发达。"[9] 公元前六世纪的上半期是雅典的梭伦时代，下半期是雅典比西特拉图父子的僭主时期。
    （2） 多里亚人的入侵和"英雄时代"
    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即我国商朝的末期，米赛尼文明的二百年繁荣被突然打断了，一些讲另一种希腊方言的野蛮部落从北部侵入，他们大约是进入希腊地区的最后一支讲希腊语的部落。这些被称为多里亚 (Dorians) 人的部落摧毁了米赛尼文明。一些米赛尼人向东逃亡到未被铁蹄践踏的"阿提加"平原 (Attica，即雅典地区)，以及爱琴海上的岛屿和小亚细亚沿岸，如后来的复兴基地爱奥尼亚地区。公元前1190年左右（即我国西周开始的前夕）在小亚细亚的爱琴海沿岸爆发了特洛伊战争。那大约是米赛尼人逃亡过程的一段插曲。直到公元前八世纪的四百年间，希腊和爱琴海地区陷入了史家所称的"黑暗时代"，作为多里亚人和米赛尼人后裔的古希腊人则据《荷马史诗》称其为"英雄时代"，是巨人在大地上行走，留下无数奇迹的时代。考古发现显示，那时希腊各部落王国间的联系中断了，各地形成了不同的方言和不同的陶艺风格。由于邻近的两大帝国也处于被侵略和混乱之中，希腊与东方的联系中断了。写作的技艺失传了，雄伟的宫殿塌毁了，地中海上的希腊商船没有了，商业财富消失了，墓葬里不再出现大量的金银制品，整个地区倒退到了简单和的农业社会。然而，讲不同方言的希腊人之间仍然能彼此交流，米赛尼文明并未被彻底摧毁，后来古希腊文明中的一些重要部分是米赛尼文明的翻版。代表多里亚文明的斯巴达把米塞尼人的后裔变成了奴隶。
    米赛尼文明的兴起和衰落与世界其他文明史有相通之处：无论先进或落后或奉行哪种政治制度，（军事上的）安全是最终的保障。没有能力维持自身安全的文明是虚弱的文明。换言之，民族的兴衰不仅与文明的政治制度相关联，更与能否持续地拥有强盛的军事力量相关。不能维系强盛军事力量的政治制度是有重大缺陷的制度。
    （3） 殖民扩张运动
    希腊人花了大约四个世纪才重建和稳定了社会秩序。到荷马写作史诗的公元前八世纪 (前799-前700)，即我国西周末期与春秋时代之交的时期，希腊地区发生了一场技术革命和文化复兴运动。首先是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增加了农业产量，导致人口暴增，出现了所谓"生存空间"问题。其次是从来自黎巴嫩地区的腓尼基人 (Phoenicians, 因主要贩卖一种紫红色的织品而得其名) 那里学到了闪米特人（犹太和阿拉伯人的共同祖先）的西伯莱字母，经改造之后用于拼写希腊语言，这是一切西方语言字母之源。第三，在小亚西亚半岛上的特洛伊城附近形成了第一个城市社会爱奥尼亚 (Ionia)。爱奥尼亚是传承米赛尼文明的重要据点，更因重新沟通与东方发达社会的联系成为希腊的文化和商业中心。爱奥尼亚的文明贡献出了《荷马史诗》，史诗描绘的神话历史写成文字后迅速流传，促成了浪漫的英雄主义和泛希腊主义理想。公元前八世纪史诗出现后不久，古希腊为"生存空间"开始了一场持续二百年之久的殖民扩张运动，在公元前750-550年左右到处去建立独立于母邦的城邦。这个时期大体相当于我国的东周时期（前770-前481）。
    那时的殖民扩张把古希腊文明推向辉煌。这场殖民运动虽比不上近代西方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抢地浪潮，却在空间和时间上同开拓北美的运动不相上下。如同古希腊人在《荷马史诗》的激励下四处殖民，英国早期的殖民者是吟唱着莎士比亚的诗歌开拓北美的（快乐的男人，渺小的世界，银色大海里的宝石 …This happy breed of men, this little world; This precious stone set in the silver sea …）。[10] 近代的殖民扩张有力地推动了近代欧洲资本主义文明。
    一些人希望把希腊的成就描绘成民主制的成就，一如把近代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描绘成民主发展史。其实民主制是文明发展的结果之一，而非其原因。古希腊的主要科学成就获得于雅典民主制衰落之后。罗马的崛起不靠民主制度。近代西班牙帝国的建立不是民主制的结果。伊丽莎白女王建立的英帝国也不是民主国，但产生了莎士比亚和牛顿。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并非出现在奉行民主制的美国。中国在近代以来的衰落不是因为专制，中国在现代的崛起也不是因为实行民主。谁又能因为沙皇俄国和苏联不是民主国家就可以忽视俄国人在这个时代取得的科学、艺术、和文化成就呢？美国作为现代最伟大的民主国家其实是英国殖民扩张的一个意外结果。神化民主制的作用是冷战之后的事情。
    古代希腊的殖民点遍布地中海，西至西西里岛和法兰西海岸，东达黑海沿岸。著名的希腊殖民地包括西西里岛南端的希拉求斯 (Syracuse, 远征该城是雅典衰落的转折点，美国纽约州的一个重要城市即以此为名)，法国南部的重镇马塞 (Massilia, 即今Marseille), 和控制黑海出口的拜占廷 (Byzantium, 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希腊人没有发明殖民扩张运动，只是步东方腓尼基人的后尘而已，颇似英国近代的殖民扩张学自西班牙。腓尼基的殖民扩张比希腊人早了两个世纪。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800年，腓尼基人在西班牙南部和北非的北部建立了若干殖民地。其中两个殖民点特别有名，一个称为"盖底斯"(Gades)，在直布罗托海峡的西班牙一侧，控制地中海的大西洋出口；另一个称为"卡萨基"(Carthage)，即今天突尼斯的首都突尼斯市，在北非隔西西里海峡与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相望。时至今日，黎巴嫩依然是阿拉伯世界与西欧的桥梁，黎巴嫩人也依然擅长国际贸易，但只有少数黎巴嫩人认为自己是腓尼基人的后裔。如同"地理大发现"是近代西欧社会变迁的动力，殖民运动对古希腊的社会结构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以部落血缘为基础的社会演变为"城邦" (polis)。
    四. 古希腊的社会结构与城邦政体
    希腊城邦政体的历史是一部英雄创制的历史，也是一部关于阶级力量对比的社会结构史。换言之，是英雄和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在我国进入春秋时代（公元前722年）时，即公元前八世纪晚期，希腊的自由小农力量突然增强，中断了贵族阶层扩大耕地面积，变自由小农为农奴的缓慢进程。阶级力量对比的突然变化在当时的古希腊引发了普遍的政治危机。
    中国传统社会的情况比较优越，既是自由小农为主体的社会，又有大一统的帝国结构来支撑文明的发展。由于地理条件造成的交通困难，古希腊难以形成大型帝国。然而，由于黑暗时期留下的简朴的农民生活习惯，为数庞大的小农经济在希腊的"黑暗时代"一直存在，未如近东地区发达的帝国那样演变成贵族世家的附属。古希腊自由小农人数和势力的突然增长与普遍使用铁器有关，也同殖民扩张中出现的军事发明有关。
    在荷马的时代，军人骑马进行一对一格斗，配备一支用来投掷的长矛和一支近战用的短剑。如此进行的战争天然有利于贵族英雄获得地位和荣耀。然而在公元前八世纪后期，希腊地区出现了"重甲"(hopla, 包括头盔、胸甲、臂甲、盾牌，短剑、长矛) 和"重甲步兵"(Hoplites)，断送了贵族骑兵的个人英雄主义。战士们依旧佩带用于贴身格斗的短剑，却已不再进行单打独斗，大群着重铠甲的士兵列阵进行集体战斗。每个士兵左臂上带一面盾牌，保护自己身体的左侧又保护左方战友的右侧。长矛不用于投掷，而是握在右手用于冲刺。从此，战争的胜负不再取决于少数个人，而在于各方阵里大群战士之间的密切合作，在于严明的纪律和高昂的士气。古希腊的"军人方阵"(phalanx) 一词被近代法国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用来称呼其理想的社会主义基层社区，即著名的"法郎吉"。无独有偶，毛泽东时代的农村人民公社不仅在称号上采用军事化的"大队"和"小队"，实践上也是准军事组织。由于殖民时代的社区命运严重依赖大量重甲步兵，而且大量的重甲步兵只能来源于大量自由的小农，小农的地位不可避免地提高了。同时，自由的小农也因为在一起战斗和训练，产生了超越传统部落血缘意识的集团型自我意识。我国西南地区的农村基层干部普遍由退伍军人担当，因为他们曾出门在外，视野容易超脱出本村家族血缘意识的限制，是落后地区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最后，因为参加重甲步兵的资格取决于购买铠甲兵器的能力，财力而非部落血缘关系就成为获取重要社会地位的手段。即便不是农民，通过经商致富也可以购买铠甲兵器，加入受尊重的战士阶层。
    这种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结构看上去属于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社会，内部平等而且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应当是民主制的稳定基础。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希腊的民主制依然不稳定。首先，殖民战争以及农业和商业虽使自由农变得富裕，可以支付铠甲兵器，但自由的小农也分化成富裕和贫困阶层，许多小农买不起铠甲和兵器，只能去做海军的滑桨手。其次，使农民变得富裕的同样原因也使贵族阶层更加富裕。贵族阶层虽不再象英雄时代那样直接参加战斗，决定战争胜负，但他们比重甲步兵阶层更富裕，视野更开阔，受过更好的教育，更懂得政治和煽动。从米赛尼时代直到文明复兴的时代，他们在古希腊历史上一直扮演主角。最后，逐渐发达起来的内外贸易又创造了一个新兴的商业阶层，他们也注定要成为阶级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稳定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存在激烈阶级斗争的结构，是巩固民主制度的障碍。亨廷顿那本著名的书集中阐述了一个道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政府的制度化。[11] 自城邦政治产生以后直到近代，欧洲人一直在争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孰优孰劣，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各自的优劣。这种争论充斥几乎所有欧洲近代政治哲学家的主要著作。
    贵族集团有时由一个政治局式的贵族议会 (council) 共同统治。贵族与汉语中的"精英"有类似的意义，不同之处在于贵族是个有血缘继承关系的阶级。贵族的行政统治在功能上已经分为宗教，军事，和司法三类。较之王权，这代表着政体的一个重大进步。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 1823-1903) 五十多岁时写过一部划时代的著作《社会学原理》(Principles of Sociology，即严复所译之《群学肄言》)。其中阐述的主要道理是：生产分工导致的社会功能分化 (social differentiation) 是社会进化的标志。社会如同生物体，越高级的生物其内部结构就越专业化，复杂化，也就越有能力应付外界的挑战。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在一个有现代分工的市场社会里，权力必须分开，要专业化；司法、行政、立法、舆论、经济、教育等"胡子眉毛一把抓"的简单政府是落后政体。这种政体，无论是民主、寡头、或专制式的，都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三千年以前，西周的周文王第四子周公（姬旦）明德慎罚，著《周礼》，将官制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种：吏部天官，户部地官，礼部春官，兵部夏官，刑部秋官，工部冬官；分由大冢宰，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马，大司寇，和大司空各司其职。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中央六部向以吏部为首；治天下必先修吏治。吏治为政治最艰难之处。儒家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中国古代吏治享誉世界。因政治文明起点甚高，中国长期雄踞东方，远较古希腊的城邦成功。
    城邦起初并不是城市，而是以部落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居民点。一些居民点逐渐发展成了商业和议事中心，出现了庙宇，其他公共建筑，和议事广场。以不同的宗教迷信团体为核心，不同的城邦拥有了自己特殊的认同，部落血缘意识逐渐淡化。接着在对外战争中出现了类似于今日爱国主义的精神，替代宗教迷信和个人主义成为古希腊各城邦内聚力的支柱。城邦的第一个和最初的政治后果是王的消失和贵族统治的确立。古希腊地区的"王"大约相当于酋长一类，作战英勇和家庭财富是这种职位的基础。但这种"王"无力迫使整个社区定期定量缴纳税收，财政地位虚弱，组织能力有限。重甲步兵时代降临后，"王"的统治地位逐渐被贵族集团取代。城邦的第二个政治后果是贵族寡头的统治受到自身派系矛盾和重甲步兵阶层的挑战，个人专制是最简单也最普遍的解决方式，而且专制者经常反对贵族，最能吸引平民。城邦的第三个政治后果是公民们不间断地寻求理想的政府形式，以便建成稳定和中立的公共权威，得到当时公认的社会正义，初级的法治或曰寡头法治是他们探寻的结果。城邦的第四个政治后果是，各个社会和经济集团都寻求政府对自身利益负责，占人口多数的平民社会导致了直接民主制的出现。下面选取三个例子来说明这四种政治后果。
    五. 科林斯与斯巴达
    （1）科林斯
    古希腊各城邦中最普遍的一种政体是科林斯的非制度化政体。该城邦位于希腊内陆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狭窄连接处，控制着希腊世界南北两地的交通要道。在雅典成为霸主之前，科林斯是全希腊最大的贸易国，拥有遍布地中海的贸易网。它修建了东西走向的石材大道，道路平坦宽阔，可以把船在路上拖着走，沟通了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之间的贸易，意义如同沟通了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巴拿马运河。科林斯还是殖民运动中最成功的一个城邦。它在西西里岛上建立的希拉求斯，在希腊西北部建立的科西拉 (Korcyra, 今克基拉岛)，都是闻名于世的繁荣和成功之邦，它们并与母邦保持了密切的贸易关系。陶制大瓶是古希腊文明的主要象征之一，科林斯制的大瓶是全希腊最优秀的。这令人想起纺织工业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主要象征之一，英国一度曾控制了纺织品的生产和贸易，也控制了北美和欧洲之间的贸易。
    到公元前650年为止，科林斯一直都是由巴克齐亚迪 (Bacchiadae) 家族所统治。当时的贵族派系斗争在科林斯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强人"塞普瑟鲁斯"(Cypselus) 得到了重甲步兵阶层的支持，通过政变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古希腊城邦世界里的第一个已知的专制政府 (Tyranny, 指基本不受法律限制的单一领袖的统治)。塞氏因出色地处理了城邦的内政外交而深受人民的爱戴，从不需要卫兵来保障自己的安全。然而，科林斯并无有效的法律使政府制度化，专制领袖凭籍自己的智慧而非法律赋予的权力进行统治，也没有法律规定他的继承人。他的儿子培里安德尔 (Periander) 在他死后成为权力的继承人 (前628)。培里安德尔建设了运河式的东西向大道，并把商业、艺术，和文学成就推到了高峰。他交际广泛，自己就是诗人，写过两千行诗歌，并与当时近东和北非地区的许多名士为友，被誉为古希腊七贤 (Seven Wise Men of Greece) 之一。[12] 培里安德尔统治了近四十年，直到公元前585年逝世。就象所有专制政体，专制者的继承人逐渐退化，培氏的侄子甫即位就控制不住政局，最终被贵族势力推翻。接下去是各贵族势力之间和贵族与平民之间不断的派系斗争，政府徘徊在专制者和贵族权斗的循环之中。虽然每个政权都号称为全体公民服务，却总也建不成相对中立和稳定的公权力体系。这种情形在古希腊非常普遍，多数城邦重复这种循环，唯斯巴达和雅典与众不同。
    （2）斯巴达
    部落间为血仇械斗，私人为恩怨进行报复，特别是贵族世家间无休无止的权力斗争使希腊各城邦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总是处在混乱和动荡的威胁中。我们中国人称此为"社会稳定"(social stability) 问题，西方人则称为"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 问题。无论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维持的秩序，人维持的秩序总不如法维持的秩序公平、稳定。我国儒家另辟奚径，强调以道德教化维持秩序。孔子告诫统治者要"为政以德"。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3] 意思是说，用政令来领导人民，用刑法来惩罚人民，人们会只求免于刑罚而不存羞耻之心。如果以人格的道德来感召人民，用真诚的礼仪使人民团结一致，则人民存羞耻之心，善从在位者的领导。其实，法治和德治是相通的，德是法的最初来源。孔子的"圣王"思想与柏拉图由"哲君"来领导的"理想国"颇为相通。孟子则中庸一些，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14] 为政只讲仁义道德不行，只有法度也不行，因为法度不能（不靠人而）自动施行。在缺少大一统的希腊，正如在孔子"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春秋末期，到处是"危邦"和"乱邦"，德治只是柏拉图梦中的"理想国"。[15] 对古希腊各城邦而言，一如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严格执行法律是个有效的解决办法。唯能否建立法治要靠英雄，任何有效制度的建立都与英雄的出现有关。
    斯巴达第一个找出了治理乱世之邦的办法。古希腊的第一部（宪）法属于斯巴达，斯巴达因而成为古希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邦，有宪法规定的政治体制。斯巴达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平原上，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与其他城邦不同，斯巴达基本没有从事殖民扩张活动，仅在早期建立过唯一的殖民地"塔仑托"(Tarentum), 即今位于意大利塔兰托湾上的塔兰托 (Taranto) 市。斯巴达把城市周边的广大地区，特别是米赛尼亚地区 (Messenia), 变成了属于自己的农村，把米赛尼亚人变成了国家所属并由国家分配给各户的农奴。因此斯巴达的经济基本上是农业经济。这个社会结构可以解释斯巴达为什么无法采取与雅典的商业社会同样的制度。
    政治危机是产生英雄和建立制度的契机。在公元前八或九世纪，一次政治危机导致了斯巴达宪政体制的建立。传说中的英雄"利可古斯"(Lycurgus) 创立了斯巴达宪政，建立了一个正式而且稳定的公共权力体系，其基础是两个最有势力家族之间的妥协以及各公民阶层间的妥协。两大家族各出一个可以传子的国王，实行双国王体制。其他指定的贵族家庭共出28个长老组成"议会" (council)，但议会的成员要经"公民大会"(assembly) 批准认可。公民大会由全体斯巴达公民组成。一如所有其他希腊的城邦，斯巴达"公民"的定义也是本邦的自由成年男子，主要是重甲步兵阶层。公民大会依法定期召开，用叫喊声来表示同意或拒绝议会提出的施政建议。虽然这种形式上的大民主很难有效制约斯巴达的三十来个贵族寡头，但寡头们激烈竞争，成为守法的典范。斯巴达宪法明确规定了人民的权力，但也规定如果人民的选择是非法和不正当的，公民大会可以被解散。斯巴达寡头法治的成就不在于民主，而在以分权制衡来弘扬法治，让每个"公民"在法律面前真正平等，感受到社会的公平。
    斯巴达的宪法是由分权制衡的制度来保障的。分权制衡思想是西方政治文明的最伟大成就。卢梭说，按照宪法，斯巴达是有两个国王的，罗马因而也设两个甚至更多的国王。[16] 早期罗马的著名政治家西塞罗指出，斯巴达设立五个"埃福波斯"，监察国王和官吏，防止贵族滥权。罗马仿效斯巴达设立两个保民官，可以否决国王和元老院的决议。[17] 因为分权制衡，斯巴达的国王会因为违法被审判，从来就没有专制的权力。斯巴达的贵族也没有绝对权力。从斯巴达的长老议会，到罗马的元老院，到现代的议会，我们看到明显的传承关系。然而，"一切权力归议会"的专制思想却是近代以后的事情。贵族何以能取得重大发言权？我想引用西塞罗的话来说明那个时代的条件，注重精英优点对我们今天依然是有启示的。
    "元老院的威望是重要的，巨大的。这些无比智慧、无比勇敢的人们曾经以武器和自己的明智决议保卫过国家。他们的威望无比崇高，因为他们虽然享有的尊荣远远超过别人，却不追求生活享乐，家境也往往不比其他人更富裕。并且，他们每个人在国家事务方面表现出了德行，他们令人钦佩地以自己的行动、意见、钱财、和个人事业来努力帮助其他公民。"[18]
    由于每个公民拥有一家农奴 (helot) 为其服务，斯巴达重甲步兵得以全心投入军事训练，使斯巴达拥有全雅典最强大的陆军。斯巴达不建城墙，却维持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安全。来自不同地域的重甲步兵所组成的军团取代了部落血缘关系，军队的纪律取代了人际关系网，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基础，亦使斯巴达的法治体系牢固有效。与雅典不同，奉行寡头法治的斯巴达从未经历专制，而且痛恨专制制度，是古希腊各城邦中的异数。自公元前六世纪中期开始，强大的斯巴达开始干预其他城邦的政治生活，把专制者一个个赶下台，科林斯和雅典的专制者都被斯巴达赶走过，遑论其他小城邦。修昔底德 (Thucydides, 约前460-约前400)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第一卷中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后一个原因是斯巴达对专制的憎恶："斯巴达把希腊世界里的专制者一个个赶下台，这些城邦的专制比雅典专制的历史都更长久。自多里亚人在斯巴达定居，斯巴达社会长期分裂。但自从创立宪政，这个国家从未被专制者统治。在长达四百多年的宪政历史中，斯巴达的政体稳定，政治廉明。 这是斯巴达强大的内因，而且使之得以干预其他城邦。"[19] 斯巴达的城邦生活最后演变成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扼杀了商业，也窒息了文化上的创造性。尽管她的政治体制延续了八百年，斯巴达却没能留下什么重要的文学艺术作品。史家一般认为，其原因在于斯巴达不断处于米赛尼亚农奴暴动的阴影之下。内部农奴暴动的威胁甚至迫使斯巴达不敢把军队派到远方，抵抗波斯帝国的入侵。一个受强烈压迫的农耕阶层既是斯巴达文明的财力基础，又是斯巴达衰落的原因。
    因为自己没有出色的历史学家，斯巴达内部社会的运作是个谜。 不仅如此，斯巴达在很小的人口基础上建立了希腊最强大的城邦国家之一。这个谜非常有诱惑力，因为这个城邦在古希腊人中受到广泛的称颂。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城邦世界就有追求"拉哥尼亚化"一说，并出现了"拉哥尼化的人" (Laconizers) 。拉哥尼亚是以斯巴达为都城的斯巴达城邦之总称，地域上近似于今日希腊以斯巴达市为首府的拉哥尼亚州。斯巴达遗下的法治体系、道义精神、战争诗歌，和爱国尚武传统是后来古罗马文化的脊梁，也是直到近代为止欧洲思想传统的基础之一。罗马共和国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末，与雅典民主的产生同时。坎特（Norman F. Cantor）所著之《西方文明史》指出，"早期罗马直到公元前一世纪时的西塞罗时代，与斯巴达社会几无二致。"[20] 《大英百科全书》说，"在罗马时代，去荒凉的斯巴达旅游是是罗马人的精神仪式。"[21] 古希腊最著名的两位史学家希罗多德 (Herodotus, 前484-前425) 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前460-前400）都热情地赞颂了斯巴达的体制。[22] 近代的思想家卢梭认为，斯巴达政体是所有政体中最优秀的。他问到，"如果斯巴达和罗马都灭亡了，还有什么政体能亘古长存呢？"[23] 柏拉图的《理想国》显然是以斯巴达为蓝本，消灭私有制度的理想从此成为西方的传统之一。近代产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便是这种理想的一个现代的翻版。然而，孔子比柏拉图早生一百二十多年，他比柏拉图更早提出了共产主义式的社会理想，而且比柏拉图的理念更简洁、清晰、人道。自"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很少有人知晓此事了。兹摘录《礼记》之"礼运篇"如下。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24]
    从政治结构到道德准则，从道德准则到社会关系，从社会关系到经济、伦理、教育，迄于社会结果，全文仅107字。对孔子，一个"私生子"，而言，天下归大众公有乃是"大道"。大道之下的社会，选择贤明能干的人来领导，讲求人之间的信用与社会和睦。在这天下无私财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不以血亲关系为意。因此，老者能颐养天年，壮者能人尽其才，幼者能学有所长，残疾者能生活无忧。从此，世上再无怨女旷夫。人们开发自然资源，为的是物尽其用，不是为聚敛私财。人们努力工作，出自道德天性，不是为了自家。在这样的社会，不会有窃财越货之盗，叛乱戕仁之徒。当此出外无闭门之需的时代就是"大同社会"了。接下来，《礼记》又记述了孔子对"今大道之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的私有时代的政治理解，及相应的制度设计，体现了强烈的现实主义。自汉武以降，以孔门思想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政府制度绵延两千多年，在世界上不仅是独特的，而且是先进的。不独如此，两千多年前的语言文字，今人仍能流畅地阅读，岂是希腊罗马文明所能比拟？
    六. 雅典民主制的兴起
    雅典是古希腊最伟大、最激动人心的悲剧式城邦。它位于希腊大陆的东南角，隔着萨罗尼克湾与伯罗奔尼撒半岛相望。它控制了前面提到过的阿提加地区，是古希腊世界里三个面积最大的城邦之一。另两个是底比斯 (Thebes) 城邦控制的比奥夏 (Boeotia)地区，和斯巴达城邦控制的拉哥尼亚地区。雅典非常独特，在希腊世界里其耕地不算肥沃，但极适合种植经济作物橄榄树，橄榄油是雅典最大宗的出口产品。在兴盛的前夜，阿提加平原的东部发现了巨大的劳里阿姆 (Laorium) 银矿, 为雅典的暴发准备了充足的货币。它有四个山脉为周边提供天然的安全屏障。阿提加平原漫长的海岸线面对邻近众多的海岛城邦，促使雅典建立了古希腊世界最强大的海军。如同美国之于近代，雅典在古希腊世界早期的殖民运动中默默无闻；但在希腊文明的盛世，雅典采取了"新帝国主义"政策，极力控制那些政治上意义不大，但经济资源很重要的小邦国，势力远至今日俄罗斯盛产粮食的黑海沿岸。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和希腊北方的马其顿地区有重要利益，因为那些地区盛产造船业所需的木材。
    （1）专制与法治
    公元前七世纪的晚期，雅典也经历了贵族统治的政治危机，但与大多数经历这种危机的其他城邦不同，雅典和斯巴达一样克服了专制。受尊敬的奥林匹克冠军塞伦 (Cylon) 发动政变（前630年代）, 但被扑灭了。[25] 数年后，可能是公元前621年，德拉科 (Draco) 受命为雅典制定了第一部宪法。这部法律以残酷著名，一些小的罪行也被定为死罪。现代英语词 "draconian" 即来源于此，指（法律或规矩）不合时宜地严厉、残酷。乱世用重典，对于当时贪污腐败成风的雅典，德拉科的法律其实是一大进步，成文的法律使人民知道什么是正义，公民和政府的行为都有了粗略的规范，雅典的法治由此开端。此后，社会稳定的雅典开始崛起，大规模的橄榄油和陶器贸易使雅典人换回了充足的粮食。随着银矿的开发，一场经济领域的革命发生了。易货贸易被货币贸易取代，财富的流动性大为增加。依照雅典的传统和德拉科的法律，新富的商业阶层没有权力和社会地位，破产农民要被卖为奴，以偿还债务。旧制度已不复适应雅典的迅速崛起，半个世纪后，即公元前六世纪的早期，德拉科法律被梭伦法律所取代。
    梭伦 (前630-前560) 出生于贵族家庭，本人可能是商人。大约在公元前600年，雅典在与邻邦米加拉 (Megara) 争夺萨拉米斯岛 (Salamis) 的战争中遭到挫折。举国灰心丧气之际，梭伦站了出来，在公众面前朗诵自己写的诗歌，号召人民重新走向战争，赢回属于雅典的荣耀。战争终获胜利，梭伦声誉鹊起，由此步入政坛。公元前594年梭伦成为雅典的执政官 (archon) 之一，此后经过约二十年的从政，他攫取了雅典政治、经济、和立法的全部权力。梭伦首先推动了经济改革，目的是增加全民的财富，解决贫困问题。他解放了债务奴隶，并禁止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但他拒绝了穷苦农民重新分配土地的要求，而是采取政策为丧失土地的农民安排其他职业，如从事贸易和其他工作。他大力推动货币的使用和商业的发展，但禁止商业化了的农民出口粮食和除橄榄油以外的其他农产品，以保障雅典的所有人民拥有充足的食品供应。从此，雅典的货币、陶器、和橄榄油充斥地中海地区，雅典的财富迅速增加，贫困不复是阿提加平原上的主要问题。其次，梭伦进行了政治改革，目的是以财富而非部落血缘来决定权力归属。他创始了每年进行一次的家庭财富统计，依财富的拥有量（以粮食、橄榄油、和酒为标准）把公民分成四个等级来参与政治生活的管理。他没有改变政治局式的"贵族议会" (Council of the Hill of Areopagus)；这个组织是古希腊各城邦的传统机构，是最重要的行政、立法、和司法议事机构。但他规定一、二两级公民有权担任最高行政首长，即九执政官。执政官任期一年，从四大部落推选的共40个候选人中抽签决定。他还建立了一个四百人议会，功能类似于我国今日的人大常委会，但由前三级公民中选出，排除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第四等级。最后，他规定由全体公民都能参加的公民大会必须定期举行，使各方都能听到大众的意见。梭伦还把德拉科法律的惩罚部分变得温厚人道了，对除谋杀以外的每一条法律都作了修改。
    梭伦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出色智慧，而且在于他高贵的人格。梭伦为雅典建立宪政体系之际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上的专制者。但他不愿当专制者，而是作了闲云野鹤，离开雅典漂游四方，宣布十年之内不回雅典。他不为自己制定的法律辩护，也无需为其作解释，既不"顾"也不"问"。他的足迹远至埃及，塞浦路斯岛等地。 其间他对吕底亚 (Lydia) 国王克罗伊斯 (Croesus) 讲的话成为传世的格言：财富和权势都不等同于幸福；只要活着，就不可能是幸福的人。[26] 梭伦回到雅典时发现自己的祖国已经深深陷入贵族与平民的派系斗争，社会一片混乱。他的好友和亲戚庇西特拉图 (Peisistratus, 公元前6世纪早期-前527) 正在策划实施专制。老政治家梭伦对全民发出了紧急警告，但雅典的民众认为他老朽昏聩，说的是疯话。梭伦的预言很快就实现了：庇西特拉图在公元前560年发动了政变，成为雅典的专制者。梭伦也在这一年逝世，大约看到了自己的预言变成现实。梭伦是古代希腊的最高道德楷模，柏拉图将他列为希腊世界七贤之一。他还是雅典最伟大的诗人，诗歌是他的政治武器。梭伦逝世时我国的孔子年方九岁，中国正处在群雄并起，"礼崩乐坏"的东周后期。
    今人评论梭伦改革多集中于他是否真的采取民主措施。一些人指出他的改革削弱了贵族的统治，提高了一部分富裕平民的地位；另一些人说梭伦法律下的雅典基本上还是贵族统治。这两种现象都是历史存在。但梭伦改革的主要成就不是民主制而是雅典经济的勃兴，并把经济和社会自由化的巨大成果变成了新的法律制度。梭伦改革的弱点也不是民主的彻底性问题或曰公民政治参与的广泛程度问题，而在于他确立了法律但并没有建立起法治的精神，即对制度的普遍尊重。也就是说雅典有了政治制度却没有制度化的政治生活。雅典在梭伦离去后就陷入混乱，因为雅典社会没能出现支撑一个稳定制度所需要的阶级平衡结构。贵族势力认为他的改革太过分，而穷人又希望他能均分土地，为得到均分土地的权力甚至支持梭伦实行专制统治。但梭伦不是平均主义者，他关心的是人民的自由，社会的公正，和刑律的宽容，对专制权力并无丝毫兴趣。梭伦的理念是既要保护穷人，也要保护富人和贵族；他认为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实现当时社会公认的正义。可是，在经济活跃，社会分化，阶级斗争日益激烈的雅典，正义是无法被公认的，只能因强迫而被接受，最终成为社会习惯。法律不能自行，必须被实施。
    穷人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宪政正待实施，梭伦已飘然离去。新种的橄榄树要二十年才成熟，但贵族地主并不是对债务熟视无睹的慈善家。于是，下层人民支持地方领袖庇西特拉图出面实施专制，穷人阶层成了专制制度的主要社会基础。庇西特拉图是阿提加平原东北部的领袖，又是获得萨拉米斯战役胜利的将军，在公元前560年以政变获得专制权力，但次年就被贵族势力驱逐。公元前556年他通过与望族的通婚再次登上权力顶峰，但次年又被贵族势力驱逐。十年后，在公元前546年，他以在外邦积聚的惊人财富招募雇佣兵，攻入雅典。庇西特拉图经十五年的奋斗终于建立了个人的专制统治，此后执政二十年直到公元前527年逝世。庇西特拉图是个靠暴力夺得政权的"僭主"，实施专制统治，可近年却有作者把他拉入民主化英雄的地位上来，称为"系于一人的民主"。这是把专制可能得到的成就归于民主制成就的例子之一。庇西特拉图收缴了民间的武器，把一些主要贵族家庭的人扣作人质，迫使一批贵族流亡，但仍让与之合作的贵族当执政官，并鼓励贵族们利用私人的势力和财富自行向外邦进行扩张。他不仅需要卫队来保护自己，而且卫队雇外邦佣兵。他保存了梭伦宪政的形式，甚至以其权威使梭伦的宪政真正得以实施，但梭伦宪政无论如何也不能算作民主制度，而且庇西特拉图在执行上"极端倾向（下层）人民"。[27] 他相当注意遵守法度，曾作为被告亲自出庭接受审讯，虽原告因胆怯未敢出席，却体现了他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原则的认真。他强力推动法律意义上的公正，发明了巡回法官制度，去农村有争议之处现场判案，不让贵族势力控制司法，他本人则经常下乡巡视法律的执行状况。
    一如科林斯的培里安德尔，雅典的庇西特拉图是个稳重务实的英明僭主。梭伦鼓励种植橄榄树和葡萄等经济作物，庇西特拉图给穷困的农民发放贷款，使他们能购买农具，并对农业仅征收5%的税。他不是个喜欢被拍马吹嘘的人。下乡巡视时他看到一个农民在田里挖石头，便上前询问农民的收入。农民回答说，"我在田里只收获到很多痛苦，庇西特拉图应当分担我10%的痛苦"。因为这个农民的坦诚，庇西特拉图免了他的税。庇西特拉图尽力发展宗教、艺术、音乐、建筑、体育等文化生活。史诗歌唱和悲剧演出开始在雅典放射光彩。在庇西特拉图执政的公元前六世纪下半期，雅典的工业和商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根本原因在于由强力维持的法治导致政治和社会的稳定。虽然当时的雅典在政治和军事上不如斯巴达重要，商业上并不强于科林斯和若干其他城邦，文学艺术上落后于实行专制的萨摩斯岛 (Samos), 但雅典已经奠定了未来超强地位的扎实基础。亚里士多德记述说，古希腊人把庇西特拉图的时代喻为"克罗努斯 (Cronus) 时代"。那是希腊神话中的辉煌时代。[28] 在公元前527年庇西特拉图逝世时，繁荣和进步使雅典人开始认同和热爱自己的城邦，成为因自己的城邦而自豪的平民社会，亦是个懂得尊重法律的社会。较之其他有古老神话传统的城邦，雅典没有自己出众的神话偶像，是个相对年轻的城邦，基于文化的城邦认同感比较弱，与近代以来的美国颇为相似。美国人的国家认同多半基于对美国成就的自豪，较少的一部分是对大而化之的"欧洲文化"的认同，基础是虚弱的。在遭到重大挫折时，美国人的向心力与英、法、日、德、俄等国就不能同日而语了，如越南战争期间和之后。我们稍后将看到雅典的衰亡与国家认同感在失败面前迅速崩溃的关系。
    公元前527年庇西特拉图逝世，其子希庇亚斯 (Hippias, ?-前490) 即位。萧规曹随，希庇亚斯与其兄共治雅典，一直统治到公元前510年，几与乃父的统治一样长久，父子先后统治雅典近半个世纪。他以促进发展诗歌文化和手工业著称，在其治下的雅典获得了进一步的繁荣和强大。公元前514年其兄被暗杀，希庇亚斯被迫对反对他的贵族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并挫败了一场流亡贵族通过武力返回祖国的企图。公元前510年斯巴达入侵阿提加平原，并攻入雅典卫城 (acropolis)，理由是推翻僭主专制，解放雅典人民。希庇亚斯由此被推翻。雅典的崛起是对斯巴达的威胁。入侵雅典的真实理由可能是要建立一个顺从自己的城邦，未必是为推翻专制。然而这次干预没有成功，雅典贵族很快又陷入传统式的分裂和激烈的权力争夺，再现专制的危险。斯巴达在公元前506年又动用武力，支持主张维持寡头制的雅典贵族伊萨格拉斯 (Isagoras)。斯巴达的武装干涉被雅典人民击败了。公元前504年斯巴达甚至企图重新恢复希庇亚斯的专制统治，同样遭到了失败。希庇亚斯从此投入了波斯人的怀抱。公元前490年他随波斯军队跨过爱琴海进攻雅典，并建议波斯军队在马拉松登陆。这场战争以雅典的胜利告终，雅典霸权的崛起靠的是这场战争，而非民主制度。
    （2）民主制的兴起
    对当时的斯巴达和几乎整个古希腊世界而言，世间只有两种制度，个人的专制和传统的贵族寡头制。虽然斯巴达对雅典的干预有很大的私利成分（后来甚至支持希庇亚斯专制），而且埋下了以后两国发生大战的种子，反对个人专制和恢复寡头制（贵族政治局的集体领导）对斯巴达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在希腊世界里是有其合法性的。然而，这时的雅典平民社会发明而且选择了第三条道路，民主制度。他们赶走了斯巴达的军队，拒绝了伊萨格拉斯，也拒绝了希庇亚斯；他们支持了克利斯提尼 (Cleisthenes, 公元前570-前508)。
    梭伦逝世和庇西特拉图政变 (前560年) 时克利斯提尼才十岁，他出生于一个立场中庸的贵族家庭。因为历史的原因，这个家族在庇西特拉图归来重掌政权时 (前546年) 被迫流亡国外，这年克利斯提尼二十四岁。庇西特拉图死于公元前527年，其子希庇亚斯试图与贵族妥协，准许立场中庸的流亡贵族返回雅典。克利斯提尼回到雅典时已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流亡。他回国后迅速步入政治生活，在公元前525-524年曾任希庇亚斯时代的雅典主执政官 (Chief Archon)。当希庇亚斯的之兄在公元前512年被暗杀后，希庇亚斯与贵族势力的妥协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残酷镇压。前510年，斯巴达的军队来解放雅典，雅典被从希庇亚斯专制中解放了出来。在短暂的混乱时期以后，公元前508年，伊萨格拉斯被选为主执政官，主张民主的克利斯提尼未能当选，但公民大会通过了克利斯提尼建议的改革。同年伊萨格拉斯离开雅典寻求斯巴达的武装干预，斯巴达迫使克利斯提尼的家族再度流亡海外。但斯巴达低估了雅典人的民主倾向，遭到雅典人的激烈抵抗，只好撤退。同年，雅典招回了克利斯提尼，并实行了他提出的民主改革。被誉为"雅典民主制之父"的克利斯提尼却在这动荡的一年里逝世了。雅典实行民主制三十年以后我国开始了春秋时期。
    "克利斯提尼民主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改变社会结构。他看到虽然专制统治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削弱了贵族的力量，但贵族势力仍然希望恢复往日的荣耀，政治生活自然会动荡不安。实施梭伦法律的关键是消除贵族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即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度。他的做法是四两拨千斤，以重划行政区域来削弱氏族宗法基础，以地籍取代族籍。他很容易就说服了已经适应平民文化的雅典公民们接受新划分的政区。过去以血缘为基础的四大爱奥尼亚式部落被取消，代之以十个新"部落"(tribes)，均以雅典神话中的英雄命名。每个部落包括地域和利益上不统一的三部分 (trittys, 亦称tribal thirds, 即三分之一部落), 即城市、沿海、和内地；全国共有三十个 "trittys"。三一部落之下是雅典社会的基层组织"村社" (demes), 当时大约总共有140个。住在村社里面的人自然是 "demos", 意为"人民"，这是民主 (democracy) 一词的来源，意指人民的统治。从前人们以部族为姓，自建立了村社，雅典人以村社的名字为姓。克利斯提尼把梭伦的400人议会 (council) 变成了500人议会，每个部落出50人。这50人是从各村社按人口比例选出的候选人中以抽签方式产生的，从而把城市的政治生活与最遥远的村社紧密连在一起。第四等级的公民依然没有资格进入500人议会。议会还有个50人的主席团，由十大部落的代表先后各执政1/10年 (prytany system)。议会每天抽签选一个主席 (president)，他在公民大会 (assembly) 召开时还任公民大会主席。公民大会依旧由所有雅典籍的自由成年男性组成，但克利斯提尼规定参与者的总数为三万人，重要决议要求多数通过，而且不得少于6000人同意。高级行政职位依旧有财产限制，但也是通过抽签产生的。抽签比直选要民主得多，因为票源不受操纵，不会因受压力而投票，更不会出现"随大流票"。平等的民主不是万能的，雅典人对民主的信念并未走火入魔到用抽签的办法选择军事领袖。军事领袖要靠直选产生，每个部落选一人，还可以连选连任。
    克利斯提尼改革是雅典民主制的开端。然而，与其说雅典的兴旺是由于民主制，倒不如说是由于新体制所造就的政治平等巩固了雅典人对自己城邦的认同和热爱，使雅典人团结一心。政区的重划不是偶然的。庇西特拉图时代招募了许多外邦雇佣兵（阿提加地区缺乏有经验的战士），雅典的迅速繁荣又招引来外邦大批新移民。按照旧规矩，这些外邦人的地位很不稳定，建立村社是解决外邦人公民权的好办法，既扩大了平民的基础，又提高了雅典的军事实力。
    对于强兵富国来说，人才是第一位的。雅典人口众多，粮食短缺，却实行了相当自由的移民政策，创造了希腊世界的人口第一大国--文明的混合能创造的多余财富岂止仅是一点粮食。国家的发达强盛与移民政策密切相关，美国纽约港树立的自由女神像为的是"欢迎全世界饥寒交迫的人们"，而不仅是有教养、有资本的人。近代东南亚的繁荣与中国移民关系极大，而那里的中国移民却来自广东和福建最穷困的地区，生存不下去了才闯南洋。唐朝的文明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化大都市是重要原因。三国时位于巴蜀之地的诸葛亮最后弄到"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的地步，与曹魏政权下人才辈出的情形成了鲜明对比，焉能不败。小小的英帝国却人才济济，甚至从德国收容了它最不想收容的马克思，容许他使用世界上最好的图书馆，于是世界上才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华文明之所以伟大因为它是各个民族和种族混合、融合的文明，近到本世纪还融合了强大的满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活力主要来自农民加入了城市生活，外资加入了中国的经济生活。但在粮食过剩的今天，我们虽有聘请外国足球教练的魄力，却远远落后于每年给外国公民发放数十万张绿卡的美国，更难想象人才济济的美国经常让有严重外国口音的人当国务卿。已经挤上公共汽车的人当然会投票拒绝车下的人上车，移民政策与民主制无关，而在于政治家的雄伟胆略和说服人民的技巧，在于一个好的制度使全世界的人愿意前来定居。
    雅典实行的行政区划改革不是没有先例的，若干城邦的类似改革早于雅典，如邻近的科林斯在专制状态下早于雅典实行了三一制。但雅典的改革是民主导向的，而且发展得越来越平民化，平等化。据说古希腊世界里有二十余个城邦效法雅典实行民主制，包括后来遭雅典侵略却给雅典致命一击的希拉求斯。但这些城邦远未取得能与雅典、斯巴达、和科林斯相比美的成就，史家大多忽略不记。
    公元前506年斯巴达侵入阿提加，企图扶持伊萨格拉斯恢复贵族寡头制。雅典向波斯求援，但波斯国王的要求太苛刻，最后雅典人靠自己的力量击退了斯巴达军队，捍卫了新生的民主生活方式，更加强了人民对城邦的信心。公元前六世纪以雅典民主制的胜利开端而结束。雅典的民主也在公元前六世纪末走向了顶峰。
    然而，民主制的出现并非此前二百年古希腊政治制度史的主线。重甲步兵阶层的兴起挑战了传统的贵族寡头制，导致希腊世界普遍的政治危机。个人专制出现了，贵族寡头领导的宪政也出现了，是专制的主要竞争对手。《大英百科全书》收"希腊罗马文明"条目, 长达150页；该条目以"专制者的世界 (The world of the tyrants)"为标题来叙述古希腊世界这个时期的文明。没有哪个严谨的历史学家会把斯巴达和雅典的崛起归结于民主制度，因为民主制确立于公元前506年。斯巴达的崛起靠的不是民主制，雅典的崛起是在专制时期，而且当其民主制依旧牢固，雅典却衰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