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与民主制度（下）

七. 民主制与城邦的兴衰
    与前述二百年一样，古希腊后来的二百年也不是民主与专制斗争的历史，更不是一部民主发展史。一些意识形态斗争的行家会把二十世纪描绘成民主与专制斗争的历史，说成是民主战胜专制的历史，似乎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们有意遗忘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战争。战前的法国并不比德国民主，战后的德国比法国要民主得多。十月革命也不是民主对专制的斗争，中国推翻满清皇朝的革命更不是以民主反对专制，而是怒其不争，怒其无力将四万万散漫的小农组织起来，抵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因此有了国民党人的"军政"和共产党人的"专政"。他们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描绘成民主与专制的斗争，而那场战争分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或者说是继续。德国不是因为痛恨民主制度而入侵捷克、波兰、法国、和苏联；日本也不是因为痛恨民主制度才侵略中国、夏威夷、和东南亚。苏美同盟和中美同盟的目标是保卫祖国，战胜侵略者，不是扩散民主制。这些人还对二次大战之后风起云涌持续三十年的民族解放运动持虚无态度，因为那数十个新兴国家浴血抗争的对象恰恰是西方民主国家。回顾冷战的历史，美苏各自在第三世界寻找盟友，中国在其间纵横捭阖，谁在为民主而奋斗？冷战后美国对俄国和中国的政策更为冷战的目的作了注角。无论如何冷战也不是民主与专制之争，倒是与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有些相似。
    （1）希波战争和雅典的崛起
    前面提到过的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 (Herodotus, 前484-前425) 详细记述了希腊与波斯的战争（前480-前479）。通过公元前546-前540年的战争（庇西特拉图在前546年成为雅典的僭主）波斯帝国控制了小亚细亚半岛。[29] 但除了要求那些小邦国进贡和表示服从，波斯并没怎么触动当地的社会。半个世纪以后，公元前500年，以希腊化的爱奥尼亚地区为中心，整个小亚细亚半岛出现了反对波斯统治的暴动，带头的是实行专制的米利都 (Miletus) 城邦。起义似乎是雅典挑动的。这时的雅典在军事上已经变得强大，与爱奥尼亚地区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也非常密切。斯巴达对波斯的政策举棋不定，一方面驱逐了雅典倾向波斯的庇西特拉图贵族分子，数年后又想把他们弄回雅典执政；虽然最早与吕低亚国王克罗伊斯组成了抵抗波斯的同盟，却又未投入战争。因为距波斯路途遥远，斯巴达并未认真看待波斯的威胁。当米利都请求雅典和斯巴达援助，斯巴达拒绝了，雅典则从自己50艘船的海军里派出了20艘援助米利都。战争在公元前493年以波斯的胜利告终。次年，波斯国王大流士 (Darius, 前522-前486) 派船过海对希腊进行"惩罚"，但因遭遇风暴作罢。
    公元前490年，大流士带着庇西特拉图之子希庇亚斯在马拉松港登陆。雅典向斯巴达紧急求援，但斯巴达在敬奉阿波罗神，要等新月之日才能出兵。雅典决定对波斯人发动进攻，乘波斯骑兵远离战场之际以1.1万人对波斯的1.5万步兵发动突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波斯损失6000人，雅典仅损失192人。勇士费迪皮迪兹 (Pheidippides) 连续奔跑了40公里回雅典报告战争的胜利，汇报完就累死了，这是马拉松运动的起源。西罗多德记述了这个勇士，说他是个长跑运动员，前一天还跑去斯巴达求援，两天内总共跑了240公里。公元前486年大流士逝世，薛西斯 (Xerxes, 前519?-465) 继位。此时波斯在其辽阔帝国的其他部分遇到了麻烦，希腊世界得到了十年的喘息时间。战后雅典人让斯巴达人来观看战场上波斯士兵的尸体，并大肆宣传胜果，用塑像和绘画纪念192勇士，震慑了斯巴达及整个希腊世界。雅典从此与斯巴达比肩而立，成了希腊世界的两大领袖之一。这时劳里阿姆银矿扩大开发规模，雅典暴富。起初雅典人想均分银矿的收入，但提米斯托克利 (Themistocles, 前524-460) 说服人民把钱用于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30]
    希腊人当然知道波斯会卷土重来，雅典也知道自己的小胜并非必然。在斯巴达的领导下，希腊组成了"泛希腊同盟"(Panhellenic League)，积极准备战争。然而薛西斯领导的波斯成功地分化了希腊，控制了小亚细亚半岛上的爱奥尼亚地区，并得到了希腊北方城邦的支持。希腊在意大利和北非的殖民地，如西西里岛和卡萨基，也处在波斯影响之下，无助于希腊本土的抵抗。
    公元前480年，波斯人海陆并进，进攻希腊本土。斯巴达再次因为太阳神节无法派出军队，仅派出了双国王之一列昂尼达 (Leonidas) 和他的300卫士，领导约7000人的联盟军队扼守特莫皮利峡谷 (Thermopylae pass)，以阻止薛西斯的陆军。该关隘位于雅典西北方140公里处的海岸山脉附近，是进入阿提加和比奥夏地区的狭窄通道。他们坚持了三天，却发现一支波斯大军出现在他们后方，一个希腊的叛徒给波斯人找到了另一条山道。已经无险可依的列昂尼达决定保留有生力量，命令盟军全部撤退，去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科林斯集结，他则率领300卫士断后，以自杀式的攻击阻滞敌人的前进。国王和他的300斯巴达卫士浴血拼杀，全部死在疆场。波斯人虽然占领了中部希腊，但陆军已遭到重创，希腊陆海军的主力却获得时间，向南退到科林斯集结。特莫皮利峡谷战役展现了斯巴达勇士舍身为人，保家卫国的理想境界，是历史和文学作品传扬英雄主义的范例。波斯的海军在到达希腊海岸前遭遇了两次大风暴，已经损失了600条船，但到达海岸与其陆军汇合时依然强大。雅典人拒绝向科林斯退却，也未死守雅典，而是举国迁居萨拉米斯岛。在提米斯托克利的指挥下，雅典海军把波斯舰队引入希腊陆地与小岛之间的狭隘水域，以小而灵活的战舰攻击挤作一团的波斯战舰。这场历时一天的萨拉米斯战役彻底击败了波斯海军。薛西斯留下了一支7.5万人的陆军，自己回到了亚洲。次年 (前479) 夏天，波斯陆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但在普拉提 (Plataea) 战役中遭到斯巴达军队的毁灭性打击。希腊人在雅典的领导下乘胜度海反攻小亚细亚，解放了与雅典人有密切血缘、宗教和贸易关系的爱奥尼亚，并重新控制了西西里岛和卡萨基。此时雅典民主制将满三十岁，正值我国春秋时期开始。战后的雅典一越而成希腊世界无可争议的领袖，拥有比其他城邦强大得多的海军，还有一支令人尊敬的陆军。雅典的贸易势力也远远大于任何其他城邦，其陶器大瓶控制了整个地中海，把其他城邦的产品赶出了市场。雅典民主制的发展扩大了人民的权力，保障了社会自由，使雅典成了希腊的文化和思想中心。描述公元前五世纪希波战争之后七十年希腊历史的最高权威是修昔底德所著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2）雅典民主制的发展
    马拉松战役之后，雅典执政官不再象军事领袖那样直选，而是从初选的名单里抽签产生。执政官共九人加一个秘书。将军们的政治权力不再如以往那样大，贵族院（主要由前任执政官组成）的势力也下降了，500人议会的权力增加了，公民大会的权力也大为增加了。在公元前五世纪末期的八十年代还实行了"陶片放逐制"(Ostracism), 即雅典公民如果认为某个人危害了城邦的安全和稳定，可以在公民大会上投票，把他的名字写在陶器碎片上。得6千票的人就被放逐于海外十年。最早实行这个办法的例子出现在前487年，其正式废除是在前417年，总共长达70年。古希腊人说这是防止庇西特拉图分子复辟专制的措施，有些学者认为这是通过民主形式来放逐领导人，解决政治冲突。无论如何，现代考古发现的陶片记录了公民们被政客煽动起来滥用权力的证据。提米斯托克利创建强大海军，战功卓著，亦是民主制最激进的支持者之一，却被政客煽动起来的雅典公民放逐。雅典最出色的军事领导人赛门被控与其姐乱伦而遭放逐，赛门的政敌伯里克利之父也被放逐，理由类似于我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所称的"精神污染"。陶片放逐制看上去非常原始，但无疑是民主选择和惩罚领导人的重要方式，在雅典因为宗教、道德、和政治的理由经常使用。民主制天然有压制少数的倾向，专制则天然有压制多数的可能。适当的法律和由法律治国比依赖专制者的智慧或公众分裂且飘忽不定的意愿都更公正，更稳定。然而，无论专制、民主、或法治都受社会条件的限制，不是政治家想做什么就能做到什么。
    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社会是以家庭为基础组成的。如果家庭足够富裕，也许还有几个奴隶。奴隶约占雅典25万总人口的1/4, 而且待遇不错，寻常时甚至看不出与自由人的区别。妇女地位很低，加上雅典盛行同性恋，妇女与男性主导的社会生活更少关联。照这样的人口规模，除去外邦人，成年男性公民大约也就4-5万。男孩到了七岁就要接受训练。如果是穷人家的孩子就跟着父亲学习父亲从事的职业。富家的孩子则受到正式的教育，学习阅读、写作、计算、音乐及和声，荷马史诗及诗歌，当然还有严格的体育训练。所有男青年都要接受军事训练，一般的小康家庭学习重甲步兵，如果家境更好些则学骑兵，穷家孩子学轻甲步兵，更穷的就在海军的船上学划浆。每个公民必须在军队里服两年兵役，为参与城邦政治生活作准备。因此，雅典是个高度平民化的社会，不承认任何形式的特权。教育和智慧所导致的不同财富拥有量似乎是区别雅典人的基本标志，同今日的美国颇为相似。与欧洲和阿拉伯社会不同，中国也是个高度平民化的社会，阶级观念与美国一样淡漠，但却是个有深厚"官本位"传统的社会。虽人皆可为官，但一人升官鸡犬升天，权势无限，有权就有财。这样，中国为争官位而进行政治斗争的艺术在精巧程度上遥遥领先于全世界。
    在公元前479年战胜波斯之后，雅典政治似乎集中于两派贵族势力的"路线斗争"。一派以赛门为代表推崇斯巴达式的寡头法治。另一派以厄菲阿尔特和伯里克利为代表支持彻底的民主制，要求一切权力归公民大会。自前475-前462年，崇尚斯巴达制度的赛门一直被选为主要军事领袖，暨城邦的主要政治领袖，但在前461年被陶片放逐，雅典逐渐走向了"一切权力归人民"之路。
    雅典频繁而且定期举行公民大会，每年至少四十次，大概比我国政治局开会还频繁。所有公民都能自由参加公民大会。大会就几乎所有重要问题，包括人事任免、民事和刑事诉讼，以及对外政策，进行发言和投票。公民大会的决定就是城邦的意志，此外再无可申诉之处了。雅典人对正义的理解是永恒正确的：即决策应不受私利或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不能以公权谋私利。但雅典实现正义的方式是愚蠢的，他们认为越多的人参与决策，决策就越有正义性。多数人的意志并不必然有益于多数人，而且操纵多数人的意志比操纵少数人的意志还容易。雅典的补救措施是加倍实行民主，以抽签和限制领导人任期的方式来杜绝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操纵。抽签是最民主的形式了，可也是选择领袖最愚蠢的形式，如同用抽签来选择建筑师一样愚蠢。雅典人对人民的数量与正义程度相关连的信念非常强大，甚至破坏了法治。公民大会制定法律，执行法律，并管理法律的实施。彻底的民治把法治抛到了九霄云外。在雅典，只要经多数认可，无论什么都是最终的和公正的，而且没有人能够确定今天有效的法律到明天还能有效。如此，雅典人可以轻而易举就让法律停止保护自由，使平民统治凌驾于法律之上，使法治消融于人治之中。雅典人对政治文明的理解并不出色，他们混淆了人民的权力与人民的福利。非但罗马没有采用雅典制度，民主制被抛弃了整整两千年。然而雅典留下了一个救命的制度，就是十将军的位置不以抽签产生，十大部落各出一人，还可以连选连任。
    由穷人、富人、有智慧、或没知识的四万人来共同统治雅典城邦，并领导一个由大约五百个城邦组成的大帝国，结果当然是派系斗争，决策矛盾，无知和无能，以及雅典公众对政治的冷漠。如果人民自己能够统治，要政府作什么呢？事实上，这些问题在雅典都出现了，而且后来两千年的欧洲再也没有想到采用雅典的制度。近代西方民主制与雅典民主制基本无关，倒是与罗马的法治体制有直接的传承关系，而且是先有法治才有间接的民主，即代议制。
    雅典在蹩脚的民主制度下依然坚持了数十年。雅典城邦巨大的凝聚力是原因之一。城邦认同和雅典的成就紧密连在一起，城邦的公民们有强烈的共同体意识，社会即（城邦）国家，（城邦）国家即社会，二者从未分别。雅典是自由的，雅典因其帝国的存在也是"国际主义"的，但雅典人的"爱国主义"比任何其他城邦都更强烈。在当今的中国，跟随美国谴责"民族主义"是一种时髦，但美国的民族主义远强于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只是自称"爱国主义"或"对美国的自豪感"；别国的爱国主义则属"民族主义"。人民对自己国度的普遍认同是国家赖以生存的根本。雅典能生存的更主要理由是英明有效的领袖。他们据十将军之位，领导雅典的军事、政治、和社会生活。赛门被逐（前462年）之后，贵族出身的伯里克利从公元前443年到429年逝世为止一直担任十将军之首，领导雅典。他的个人权力从未达到专制者的程度，但他所领导的势力一直控制着公民大会的主流。
    （3）雅典的民主制与领袖
    民主制虽号称"人民作主"，人民的分散性使领袖的突出作用成为必然，惟民主制容许人民依自己的意愿随时撤换领袖。雅典民主制同其出色的领袖密切相关，而自由和繁荣使雅典盛产出色的领袖。不过，出色的领袖也是被民主制摧毁的。
    赛门 (Cimon, 前510-前451) 是雅典政治家和军事家，希波战争之后建立了雅典帝国，因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外交上的亲斯巴达政策而与伯里克利发生冲突。前490年其父指挥马拉松战役获胜，随后却受指挥不当的指控，被罚重款，次年因无力付债羞愤而亡。赛门安排其妹嫁给了雅典最富有的人家，摆脱了债务。他以在萨拉米斯海战中的英勇表现崭露头角，很快当选十将军，而且年年当选，直至前461年被流放。前478年他成功地把斯巴达对希腊海上城邦的军事领导权转移到雅典手里，建立了"得利安同盟" (Delian League, 因聚会之地Delos岛而得名，雅典因此同盟成为事实上的帝国), 他亦由此成为得利安同盟的军事领袖。赛门籍斯巴达指控鲍桑尼亚 (Pausanias, 普拉提战役的指挥官) 在拜占廷与波斯人暗中交易，前去驱逐了他，占领了拜占廷。接下来赛门清理了地中海上的海盗，迎回了传说中的国王忒修斯 (Theseus) 的遗骨，归葬雅典，提高了人民的凝聚力。[31] 此举乃仿自斯巴达对俄瑞斯忒斯 (Orestes) 遗骨的处理，体现了赛门对斯巴达价值体系的崇拜，他因此成为"拉哥尼亚化"领袖的典型。[32] 赛门最大的军事成就是在公元前466年指挥200条船的联盟军击溃由腓尼基人组成的强大得多的波斯海军，随后又大胜波斯陆军，还攻下达达尼尔海峡北岸的加利波利半岛。自此波斯控制东地中海的情形消失了。当萨索斯城邦 (Thasos, 爱琴海北方的的岛屿，以富裕著称) 奋起反对雅典的帝国主义政策，退出得利安同盟，赛门又前去镇压，先在海上击败了萨索斯的海军，又围困该岛长达两年，迫使该城邦不得不投降。然而当他得胜回到雅典却发现受到伯里克利等一批民主派政治家的严重指控，指责他因受贿赂而不去进攻希腊北方的马其顿。当时人们怀疑马其顿在暗中支持萨索斯的独立运动。赛门虽然未被定罪，但政治声誉已经严重受损。公元前462年米塞尼亚农奴暴动，斯巴达呼吁所有参加希波战争的盟国帮助平叛。赛门激励雅典帮助斯巴达，说斯巴达和雅典是拉着一辆车的两头牛，为的都是希腊世界的福祉。厄菲阿尔特极力反对，指斯巴达是雅典的竞争敌手。赛门的观点得到多数支持，便亲自率领4000雅典重甲步兵前往支援斯巴达。但赛门初战未果，斯巴达开始怀疑有"革命倾向"的雅典与农奴联手，便留下了其他城邦的盟军，却将赛门和他的士兵遣回雅典。雅典舆论大哗，塞门的声誉彻底崩溃，随后即被陶片投票放逐十年。雅典遂行更激进的民主改革，并视斯巴达为敌。前457年两国的陆军在比奥夏地区交战。赛门往见雅典指挥官，要求作为士兵参战，被拒绝。但他率领了一批象他一样被雅典指控亲斯巴达的流亡者向斯巴达发动了勇敢的进攻。据说伯里克利受到感动，动议缩短他的流放期。赛门归国后致力于同斯巴达谈判和平。当451年休战到来之际，伯里克利不让赛门处理希腊世界的事务，遣他出海征伐波斯，他在征途上因伤病而亡。赛门为人直率忠诚，是雅典最杰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之一。他和伯里克利一样执着于雅典的海上优势，但与伯里克利不同，他认为雅典不应与斯巴达争夺希腊陆地的领导权。赛门的声望来自他的战功，而且他把自己获得的财富用于雅典的城市建设和公民娱乐活动。赛门的支持者主要来自比较富裕的重甲步兵阶层，他们崇敬斯巴达的陆军和社会制度。然而赛门获胜时率领的士兵主要是海军，海军主要来自穷苦人家，对斯巴达制度没什么好感，民主制度给他们更多的参政机会。这些海员们转向敌视斯巴达的厄菲阿尔特和伯里克利，这两位激进民主主义者答应给穷人更多任职于政府的机会。
    厄菲阿尔特 (Ephialtes, ？-前461) 是雅典的激进民主派，他宣扬敌视斯巴达的政策，要求一切权力归人民，成为塞门的最大政敌。前465年后不久当选十将军。前462年反对赛门出兵帮助斯巴达镇压农奴起义未果。当斯巴达以所谓"雅典的革命倾向"为由遣回雅典军队，雅典舆论大哗，倒向厄菲阿尔特一边，使他得以在前462-461年流放了赛门，推行激进民主改革，剥夺贵族院的权力，削减了行政机构的权力，使公民大会拥有了几乎全部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权。这种激进改革导致他在前461年被暗杀，但他的改革措施却延续下来了。
    伯里克利 (Pericles, 前495-前429) 出身豪富，因力主审判赛门未能进攻马其顿一案而知名，成为激进的扩张主义者。他在随后的两年里与厄菲阿尔特共同主导了放逐赛门，终结与斯巴达的同盟，以及促进激进民主改革的运动。伯里克利建立了给人民陪审员发放薪水的政策，审案时参加者动辄上千人，这是后来雅典民主走向无法无天和腐败的原因之一。前451年伯里克利推行公民权法，父母必须都是雅典人方得成为雅典公民。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典型工具。赛门的母亲不是雅典人，上层社会对与外邦人交往通婚向无成见，但下层人民对移民就难持公平态度，往往成为政客挑动政争的对象。二十世纪末期，南斯拉夫的民主化甚至导致了后来的"种族清洗"。伯里克利用反波斯联盟的财富在雅典卫城建设了宏伟的巴台农神庙 (Parthenon)，供奉黄金和象牙制成的雅典娜 (Athena, 智慧女神) 神像。赛门死于前451年最后一次对波斯的战争，此后与波斯定立了和平协议，希波战争以希腊的获胜而告终。斯巴达早在前478年就退出了同盟，同盟领导权归于雅典。前454年雅典领导的得利安同盟将共同基金从得洛斯岛移到雅典，但前451年以后波斯的威胁已经消失，同盟的各邦没有理由继续向雅典缴纳保护费。伯里克利召集联盟会议要求各邦继续交钱给雅典，理由就是建巴台农神庙。修昔底德挺身反对，理由是铺张浪费和用其他城邦的钱不道德。但伯里克利的政策符合刺激雅典经济和就业的需要，他等于是用外国的钱在本国为自己购买了选票。结果是修昔底德被陶片放逐。伯里克利消除了国内的最后一个反对派，年年当选十将军。正如修昔底德所说，雅典名义上是民主的，实际上由其首席领导所统治。换言之，雅典从未给领导人不受限制的权力，但公民大会总是通过伯里克利的建议。波斯的威胁消失了，雅典帝国建立了。这个帝国不断面临内部各邦分离运动的威胁，但伯里克利总能以高度的外交智慧和敏捷的军事行动化解危机，并诱使斯巴达在局外观望。和平维持到三十年代末 (431年)，雅典与科林斯的利益冲突变得无可调和，斯巴达为免唇亡齿寒之灾与雅典再次发生大战。伯里克利重施希波战争的故伎，将雅典人全部撤退到城墙之内，避免与强大的斯巴达陆军交战，希望以优势的海军赢得战争。未想过分拥挤的城市导致瘟疫，雅典损失了1/4的人口。战争丝毫看不到胜利的前景，乡村中产阶级构成的重甲步兵开始不满，城市里的穷人生活水准也下降了。尽管伯里克利以他那篇令世世代代的人深为感动的悼词鼓舞人民为雅典自由的生活方式而战斗，雅典人还是将他赶下了领导职位，并课以罚金。但新领导更显得无能，反复无常的雅典人重又将伯里克利推上台。但他此时已无计可施，直至公元前429年病逝也无新策略出台。
    （4）伯罗奔尼撒战争与雅典的衰落
    雅典崛起于战争，战争也使雅典走向衰亡。雅典领导的得利安同盟被称为雅典帝国。雅典不容许成员国脱离，与美国的小布什总统一样奉行"要么与我站在一起，要么就是我的敌人。"得利安同盟的成员国还必须向雅典缴纳进贡式的费用。联盟中所有涉及雅典的争议必须在雅典的法庭上解决，也就是说由雅典人来解决。雅典经常干预联盟成员国的内部事务。后来雅典干脆取消了联合国式的联盟大会，自己独断联盟事务。最后，雅典试图依照自己的标准来统一联盟内部的货币。联盟内各邦的独立主权逐渐被蚕食掉了，成了雅典帝国的一部分。苏联极盛之时曾在"经互会"里鼓吹过社会主义大家庭内的"主权有限"论；无独有偶，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以后也宣扬主权有限，以"人权"或"民主"为由进行干预就合理。其实2500年前的雅典就曾以支持民主为由大肆进行"国际干预"，而目的不是民主制的扩散，而是控制他国，同斯巴达争霸。
    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 (前460-前446) 是后来大战的序曲，如二十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曲。战争主要在雅典与科林斯之间进行，持续了十六年。科林斯所处的位置本应构成雅典和斯巴达间的缓冲国。事实上，科林斯与雅典关系向来不错，曾在萨拉米斯海战中与雅典密切合作，一道打败了波斯海军。但雅典向西扩张，特别是囊括了西西里岛和亚平宁半岛（意大利）以后，科林斯的市场和原料来源被雅典控制，繁荣不再有保障；而且科林斯的富裕邻邦 （或者说是"后院"）米加拉 (Megara) 遭到了雅典侵略和长期贸易禁运。[33] 第一次战役 (前460年) 科林斯获胜，但次年 (前459年) 雅典则获得了决定性胜利，双方在公元前446年就雅典和科林斯之间的爱琴岛 (Aegina) 的自治地位订立了和平协议，雅典后来违反这个条约，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直接原因之一。接下来雅典在希腊中部镇压比奥夏地区的造反，与斯巴达发生冲突。公元前458年双方在比奥夏地区发生大战，雅典小胜，此后长期控制比奥夏地区。公元前454年雅典远征埃及遭到惨重失败，公元前451年与斯巴达订立了"三十年和平协议"，但这个条约只维持了二十年和平。
    雅典实力的迅速增强对其他城邦构成了威胁。与西西里结盟，远征埃及，控制中部希腊，和镇压得利安同盟中的反抗等等，都构成了对希腊其他重要城邦的直接威胁。雅典在周边建造了城墙，以在绝对需要时保障粮食供应。对于一个海上国家而言，这个措施的目的当然不是纯粹防御，一如美国里根总统提出的"战略防御" (SDI) 和克林顿总统提出的"国家导弹防御 "(NMD)。给美国罩上一个防御导弹的"金钟罩"岂不就能放手攻击别国？1950年美国学者赫兹提出了著名的"安全悖论"：一方的安全就意味着另一方的不安全。[34] 希腊世界对雅典霸权的反抗终于导致了一个反对雅典的"伯罗奔尼萨同盟"。
    斯巴达成为这个同盟的天然领袖，首先因为斯巴达实力强大，其次因为宗教和文化上的传承是区分两大阵营的天然符号标志。斯巴达代表多里亚人的传统，雅典则代表爱奥尼亚传统。有点类似于东正教和其他基督教派（天主教和新教）的区别，或现代的共产党国家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区别。这些文化和政治上的区别被夸张到了极点，其实是凝聚内部力量和团结盟国的手段。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组织方式与得利安同盟不一样，没有统一组织，每个城邦单独与斯巴达订立双边条约，斯巴达也从未企图把同盟变成一个雅典式的帝国。斯巴达宣称为希腊世界的自由和城邦自主而战，要解放受雅典奴役的城邦。此时的斯巴达仍拥有希腊世界最强大的陆军，而雅典有最强大的海军。从此，希腊世界再也不是彼此各有冲突和矛盾的1500来个城邦，而是组成了两大军事集团，保持中立越来越难。两大集团的对抗最终导致斯巴达公开要求雅典向科林斯让步。伯里克利则说服雅典人拒绝斯巴达，说接受要求就是示弱，斯巴达将提出越来越苛刻的要求。
    公元前431年，斯巴达向雅典发动全面进攻，伯罗奔尼萨大战爆发。修昔底德对这场战争的深刻研究是不朽的著作，至今仍为国际关系理论课程的第一本必读书。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第一卷他写下了这样的话："至于双方为什么撕毁'三十年和平协议'，我建议先研究他们之间具体的利益冲突，从而解释希腊这场宏大战争的原因。然而在我看来，利益冲突掩盖了战争的根本原因，即战争之所以不可避免在于雅典实力的增长以及这种实力的增长给斯巴达带来的恐惧。"这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开端。现实主义理论指出：当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弱肉强食必然是国家间关系的基本法则。为了安全，各国不得不追求有利于己的实力对比，或增强自身、或与他国结盟。因此，各国对相互利益关系的判断受制于实力对比状况，也就是"极"的数量，如单极、两极、或多极。意识形态，国家内部的政治体制等等是重要因素，但远不如实力对比更重要。冷战、中苏冲突和中美结盟、第二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等等，一直在反复验证着这个规律。
    雅典的陆军不是斯巴达的对手。伯里克利决定采用在希波战争中用过的策略，他说服雅典人放弃了阿提加平原，全部集中到城里。2/3的雅典人挤在一起，前429年爆发大瘟疫，摧毁了雅典1/4的人口，也摧毁了伯里克利。但雅典人依然拥有海上的霸权，而且他们首次选出了出身平民的富裕企业家克里昂 (Cleon) 作领袖。克里昂战死后，尼西亚 (Nicias) 取得领导权，与斯巴达谈判和平。斯巴达倾向和平，但比奥夏和科林斯坚决反对。雅典内部也有年轻的商人阿尔西比亚得 (Alcibiades) 所领导的强大反对派，反对与斯巴达媾和。在充满矛盾的休战期间，阿尔西比亚得成功地说服了雅典人采取反斯巴达的政策。公元前415年，经过激烈的民主讨论，雅典决定派遣海军远征西西里岛上的民主城邦希拉求斯。如果成功，形势将对雅典十分有利。不料，一如美国在越南的冒险输在美国国内政治而不是越南，雅典内部的民主政治把雅典导向了失败。在远征西西里的前一天夜里，没什么宗教信念的阿尔西比亚得被控辱神，迫使他不得不逃亡斯巴达。雅典失去了最后一个领袖，却成就了敌人。阿尔西比亚得为报复雅典公民们对他的不公正，让斯巴达加强希拉求斯的防御。雅典一次次增援其远征军，却一次次被希拉求斯海军打败，直至全军覆没。斯巴达及其盟军在陆上围困了雅典城，并夺取了劳里阿姆银矿。雅典的全部希望是海军，海军也是雅典平民政治的最强大基础。雅典把神庙和神像上的黄金白银刮下来熔化成货币，终于重新创建了海军。前407年，雅典民众请阿尔西比亚得回国指挥军队。阿尔西比亚得获得了一系列军事战役的胜利，但又被民主的派系政治给搞垮了。接手阿尔西比亚德的将军也打了胜仗，却被政客所挑动的公民们因莫须有的罪名判决死刑。飘忽不定的民意成了少数政客翻云覆雨的工具。此时，斯巴达与波斯结盟，在优势的情况下再次提出和平，雅典公民们却莫明其妙地拒绝。这时的雅典，制度紊乱，热衷政治挑唆的政客大行其道，人民士气低落，腐败盛行。雅典的行为变得不理性，而且残忍。
    在战争的早期，米提兰 (Mitylene) 城邦要求脱离得利安同盟。雅典颠覆了那里的政府，该城人民便向雅典投降了。克里昂在雅典公民大会上演讲，要求彻底摧毁米提兰，以吓阻其他城邦的独立企图。大会同意对米提兰采取严酷的惩罚措施，但在一个温和的代表演讲之后又决定宽大处理。在战争的后期，雅典向米洛斯岛 (Melos) 派遣使节，要求那里的居民 (Melians) 放弃中立。雅典的使节带给米洛斯城邦一句后来国际政治著作经常引用的话："你们和我们一样清楚，权利仅存于实力相等的城邦；强者作其能作之事，而弱者遭受不得不遭受的损害 (You know as well as we do that right ... is in question only between equals in power, while the strong do what they can and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 。"米洛斯城邦最终放弃了长达700年的独立自由，向雅典投降。但雅典却杀死了那里所有的成年男人，将其妇女和儿童贩卖为奴，并派500个雅典殖民者把米洛斯变为自己的新家园。[35] 古代雅典比今天任何民主国家的民主程度都高得多，但它不仅在古希腊世界里最具侵略性，而且民主投票决定侵略西西里岛上的民主城邦希拉求斯。希拉求斯海战是雅典的滑铁卢。雅典"善待"中立的邻邦，令人想起美国和英国对长期围困伊拉克导致二十万儿童早夭无动于衷，指其人民必须为其统治者付出代价；令人想起美国为"人道目的"用贫铀炸弹轰炸南斯拉夫，并言明只管炸，不管重建。美国在北越遍施枯叶剂的残忍行为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美国是民主的，这个民主国家既慈善，又残忍，与非民主国家的对外行为没有什么不同。雅典的民主并不导致其前期的宽容和后期的残忍，民主同是否善待邻邦并无大的关联。当雅典势力强盛，宽容是一种慈善行为。当雅典面临灭亡的危险，就非常依赖盟邦进贡的财富，因此盟邦的反叛对雅典构成致命的威胁。
    斯巴达靠与波斯的联盟获得最终的胜利。公元前404年雅典投降，结束了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次年（前403年）我国进入了长达180年的"战国时代"。从德拉科制定第一部宪法（前621）或梭伦执政（前594年）算起，雅典由崛起到衰败的全程大约二百年。从克利斯提尼的民主改革（前506）算起，雅典的民主制方逾百年。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的阶级斗争逐渐激化，内部充满派系斗争。古老而声望卓著的贵族阶层遭到商业阶层的严重挑战。商业阶层随海上贸易和海权的扩张而壮大，靠财富的积聚获得了政治势力，也获得了关于战争和政治的知识和技巧。这个新兴的商业阶层导致雅典城邦的政治与其他城邦非常不一样，他们完全不依赖家族声望来管理政治。伯罗奔尼撒战争反映了这个商业阶层的利益。古老的贵族家族不太关心扩张雅典的海外贸易利益，他们关心雅典，却并不关心雅典帝国。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逝世以后，雅典的民主制暴露出其脆弱的本质，出现自毁的危险。前411年，希拉求斯惨败以及联盟内频繁出现的反叛使公民大会灰心丧气，吵闹不已，结果，四百名贵族接管了政权，暂时稳住了雅典的政局。数月以后，一个代表性更广泛些的贵族会议接过了政权。再往后才恢复了民主制。战争失败后，斯巴达依然让雅典自治，因为斯巴达的目的不是摧毁雅典，而是摧毁雅典帝国，为各城邦争取独立和自主。此时的雅典出现了"三十专制者"(the Thirty Tyrants) 政权，是白色恐怖统治时期。虽然后来民主制终于恢复，但往日的社会和谐和强大信心再也没能恢复。雅典依然是民主的，但雅典城邦却是腐败和没落的，不复往昔的自信和自尊。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因为新兴的商业利益占了主导地位，雅典本来就薄弱的传统文化遭到蔑视，削弱了人民的凝聚力。阿尔西比亚得肆无忌惮地展示自己的财富，经常与政治上的朋党在一起举行大规模欢宴，而且公开同苏格拉底这样的"异议人士"密切往来。虽说政敌指控阿尔西比亚得辱神的证据并不扎实，但史家认为他的确是个疑犯。阿尔西比亚得的生活方式与雅典的平民社会格格不入，冒犯了雅典公民。前408年，雅典人请他回国主政，对他挽救危亡的能力寄予信任，但一次海战的失败却使他在前406年的一次公民大会上落选，再次迫使他逃跑以避惩罚，最终客死他乡。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以后，斯巴达虽然成为古希腊的霸主，但元气大伤。各城邦的分裂组合及内战又持续了大约半个世纪，文明急剧衰落。雅典更民主了，但雅典也更加腐败和虚弱了，以至逐渐默默无闻。到了公元前四世纪中期，希腊北方的马其顿（Macedon）通过战争手段统一了希腊。亚里士多德死于公元前322年，他见证了于公元前337年召开的"科林斯会议"，马其顿在会上成了全希腊的盟主，希腊的城邦时代宣告结束。次年，马其顿王菲力普（Philip）被刺，其子亚历山大（Alexander）接替了王位。亚历山大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开始了长达12年的东征，占领了北非，摧毁了波斯，进驻了中亚，一直打到印度的西部。公元前323年，他在巴比伦（Babylon，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之南）死于疟疾，比他的老师早死一年。亚历山大死后，他建立的庞大帝国如成吉思汗的帝国一般立即分崩离析，演变成几个王国，主要有安提柯（Antiochus）王朝统治下的马其顿希腊地区，托勒密（Ptolemies）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和以叙利亚为基础的塞琉古（Seleucid）王朝，统治西亚和中亚。
    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所谓"希腊化时代"（Hellenization），到了公元前2世纪中后期（公元前150年以后），希腊地区被罗马征服，民主制度被废除，希腊人臣服于一个全新的，以贵族法治为代表的文明。还值得一提的是，斯巴达拒绝参加科林斯会议，是希腊世界最后被马其顿征服的城邦，也是最后被罗马征服的地区，展现了其顽强的生命力。
    公元前221年，亚历山大死后一百年，秦始皇统一了全中国，先于罗马，我国进入了大一统的时代。十五年后开始了强盛的汉朝，我国的主体语言和主体民族由之得名。如果至今还有人怀疑中国大一统的功效，应当去读一读美国开国元勋们撰写的《联邦党人文集》，看看他们为什么反对邦联，强烈要求联邦。[36] 没有联邦，就没有今天的美国。自我国实现了大一统之后，包括罗马文明在内的西方文明一直无法超越中华文明。国家统一崩溃的时代也是我国传统社会最黑暗的时代。欧洲相对于我国的落后延续到十七世纪初近代欧洲发明了具有超常内聚力的"民族国家"。当今的世界上出现了庞大的民族国家，欧洲再不联合起来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八．民主制与科学
    亚历山大的东征是"希腊化时代"的开端。到罗马控制整个地中海地区为止，这个时期大体延续了两个世纪。所谓"希腊化时代"指的是由希腊人统治的王朝称为"希腊化的国家"，这个时期的文化被称为"希腊化的文化"。与近代欧洲一样，这个时期不是民主制盛行的时期，却是自然科学特别繁荣发达的时期，特别是地理、数学、物理、医学、生物、植物、和天文学。说这繁荣是"希腊化"的成就，也可以说是"东方化"的成就，比较准确地说，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成就。巴比伦人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就是在这个时候为希腊人所继承的。其实，在希腊化以前，雅典也并非唯一的科学中心。公元前六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前580-500）是爱奥尼亚的萨摩斯（Samos）人，后来在南意大利一带生活。雅典甚至也不是哲学研究的唯一中心。公元前六世纪的爱奥尼亚学派为哲学知识带来重大贡献，这个学派产生了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泰勒斯（Thales, 前624-前547，被认为是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在天文、数学、气象学上都有贡献）和爱非斯学派的创始人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 前540-前480，被列宁称为"辩证法的奠基人"）。
    古希腊的科学成就基本上是在希腊原先的先进城邦以外取得的。欧几里得（Euclid,前330-前275）著《几何原本》（我国明朝末年译成中文），是世界上最早公理化的著作。阿基米德 （Archimedes, 前287-前212）是希拉求斯居民。他的名字永远同"阿基米德定律"，"阿基米德螺线"等重要科学发现连在一起，成就了他"力学之父"的地位。他发明的杠杆、滑轮等许多器械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发挥巨大作用。萨摩斯岛的阿里斯塔恰斯（Aristarchus， 前310-前230）比哥白尼早了一千多年提出"太阳中心说"。他还测出了太阳和月亮的大小以及它们之间的距离。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 约前275-前194）是克兰尼（Cyrene）人，曾任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在西方最早应用"地理学"一词。他首次测定地球的大小；亦是应用经纬网绘制地图之第一人。希帕恰斯（Hipparchus, 120?-前127）是尼西亚（Nicaea）人，是这个时期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也是数学家，发明了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模型，并把一年的长度误差算到六分半钟之内。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es, 前约460-前377) 是科斯岛（Cos）居民。他是西方医学的奠基人，改变了以巫术和宗教为根据的传统医学观念。"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依然是医学院毕业仪式上的誓言，是医生的基本道德标准。赫罗菲拉斯（Herophilus, 约前335-前280）是查尔其顿人（Chalcedon)，是一位解剖学家，他首次把人体静脉和动脉区分开来，并对血液循环、神经、眼睛和肝脏等器官做过详细描述。埃拉西斯特拉塔（Erasistratus, 约前250，Ceos人）也是医生，在解剖学、神经系统、骨骼系统及微血管、胰腺和胚胎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无须查阅科学发展史，这个名单就可以再扩张下去。毫无疑问，古希腊是科学知识繁荣的伟大时代。然而，这个科学繁荣的时代显然与雅典及雅典的民主制没什么关系。什么时候，多数决会与科学发生关联呢？
    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亚历山大里亚城是这个时代科学文明的中心，是那个时代最大的城市，最大的学术中心，也是地中海和东方各国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城市居民除埃及人、希腊人、还有波斯人、犹太人、腓尼基人、阿拉伯人、罗马人等，绝非希腊的渺小城邦能比拟。亚历山大里亚位于北非的埃及，尼罗河入海处，迄今仍然是埃及的最大港口。希腊化时代的亚历山大里亚建有著名的灯塔，被誉为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亚历山大里亚的博物馆分成博物馆，动物园、植物园、研究院等几个部分。其中图书馆藏书多达七十万卷，是古代最大的藏书机构。托勒密王朝继承了东方的传统，科学文化事业是由国家来组织的，也是以当时埃及的极度经济繁荣为基础的。上面提及的伟大科学家，绝大多数都曾经在亚历山大里亚做过访问研究。
    九．雅典的民主制的启示
    如同今天西方的民主制度，雅典的民主制度是以阶级利益和利益集团的区隔为社会基础的，是阶级斗争的文明化和制度化。今天，人们以利益多元化为理由，要求中国政治体制的民主化，使政府中有各个利益集团的"代表"，以求利益集团的实力均衡。西方社会有这样的传统，但中国社会没有。中国社会因为没有这个传统就是落后的吗？笔者想摘录卢梭的几段话作为评论。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一切的主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37]
    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秩序的。
    人民把自己的注意力从普遍利益转移到个别利益上来不是好事。没有什么事比私人利益影响公共事务更加危险了。政府滥用法律的危害之大远远比不上立法者的腐化。
    还应当补充说：没有别的政府是像民主政府，或者说人民的政府，那样易于发生内战和内乱的了。[38]
    如果有人要问，哪一种政府才是绝对最好的政府，他就提出了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了。各民族间有多少种差异，其相对地位有多少种组合，就有多少个关于最好政府的答案。但是，如果人们要问，怎样判断政府治理的好坏，这是可以回答的。
    我总是惊异人们何以不认识一种如此简单的标志，或者人们何以这样没有信心而不肯承认这一点。组成政府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社会成员的生存和繁荣。而他们生存和繁荣最确切可靠的标志是什么？那就是他们的人口数量了。假定一切情况都相等，一个不靠外来移民，不靠殖民地的政府，在其治下公民人数增长最多的，就无疑是最好的政府。那个在其治下人民数量减少、凋零的政府就是最坏的政府。[39]
    总之，最好的而又最自然的秩序，便是让最明智的人来治理群众，只要能确定他们治理群众真是为了群众的利益而非私利。
    如果说贵族制比起人民政府来不需要某些德行的话，它却需要另外一些它本身特有的德行，比如富而有节，贫而知足；因为平等似乎不可能，就连斯巴达也未曾有过。此外，如果这种形式带有一定不平等的话，一般说来，那只不过是为了可以把管理公共事务的责任托付给那些最能贡献出自己全部时间的人，并非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是为了要使富有的人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40]
    无论贵族和寡头起多大的作用，雅典城邦的民主制的确是民主，只不过那个时代的"民"有那个时代的定义。"民"这个概念从来就是历史的，是不平等的。何为"民"，取决于当时普遍承认的社会标准。在二十世纪以前，妇女在西方国家并不是"公民"，不享受选举和被选举权。到了二十一世纪，"民"的概念与"所有成年人"仍然有遥远的距离。人是分国籍的，国籍就是对公民权利的最绝对限制。美国是不会给外国人以美国公民享有的权利的。南斯拉夫人民未能享有不被美国轰炸的权利，伊拉克数以十万计的婴儿在美国和英国的封锁中甚至不享有活着的权利。除了国籍，构成"民"之差距的还有许多重要因素，如阶级、等级、种姓、民族、部族、家庭、财产、智力、知识、地理、环境、所属社会集团势力的强弱，等等。"民"主永远不能回避究竟是由谁来做主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一点，不仅马克思看到了，世界上一切可被称为"思想家"的人都看到了。看不到这一点的人，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讲人如何生而平等的人，要么是故意欺骗，要么就是靠吸食海洛因来思想。
    西方文献大多会客观地指出，雅典城邦蔑视妇女、奴隶、甚至"外邦人"的政治权利。但这并不构成对民主制的真实批评。正如今日的美国人绝不讳言其历史上的黑奴问题，讲黑奴问题目的是赞美今天的制度。指出中国的弊病出自"初级社会主义阶段"，目的不是批评社会主义，而是赞美"高级"社会主义。
    民主制度的关键不是民主的范围，而是多数决原则。多数决可以是一种方便的决策机制，却谈不上正义，谈不上平等，更谈不上"普世价值"，也谈不上科学或促进科学进步。
    多数决依然不能解决由谁来决的问题。多数人民的统治是不可能的。代表人民多数之意志和利益的少数来决又如何呢？少数操纵多数难道不是永恒的政治规律吗？世界上第一个政治学家，雅典的亚里士多德赞美法治；他的老师，同为雅典人的柏拉图赞美德治。最出色的雅典人没有民主迷信。
    古希腊的政治制度是多样化的，这与那个时代剧烈的社会变迁相关，也同各城邦、各地区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历史传统相关。人们尽可评论制度的优劣，但所有现实的必有其原因。对于社会科学家而言，不是所有的原因都可以归纳为主观意志和价值观念的，社会构成就是这样的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原因。所以，对某种政治制度的偏好可能导致这种制度的出现甚至确立，但同样的制度不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导致同样的结果。
    不仅如此，雅典的衰落不代表民主制度衰落，雅典民主制的衰落并不代表文明的衰落，不代表科学精神的衰落。
    当我们比较了古希腊的制度，才可能懂得中国传统政制的优秀。我国的古典政制有平民社会的特点，有非阶级社会的公正和稳定、又有任人惟贤的出色，故能绵延两千多年。当然，中国的政治制度是特殊的，产生于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制度。
    这篇文章是对古希腊历史的一个简单回顾，虽然对历史学家来说是小学水平，却是对那些成天想"启蒙"大众民主意识的启蒙者的启蒙。认为公众是蒙昧的，却去宣扬"民主"，岂不是有些个荒唐？削弱一个流行于今的民主迷信，从而欣赏一个中国古典的绝学，是这里陈述古希腊史的目的。
    
    
    [1] 关于斯巴达对西方思想的影响，现时最好的一部著作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女历史学家罗森的著作。见Elizabeth Rawson, The Spartan Tradition in Euorpean Though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罗森1988年来我国南开大学讲授西方古代历史，归国前夕竟猝死于北京，享年仅54岁。
    [2] 茨威格：《异端的权利》，赵台安 赵振尧 译，三联书店，北京，1986，p. 244。
    [3]见马基亚维利的评论。Niccolo Machiavelli, Discourses on Livey, translated by Harvey C. Mansfield and Nathan Tarcov,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Book I, 2, p. 13.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评论也类似。
    [4]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 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96。
    [5] 柏拉图：《理想国》，刘勉 郭永刚 译，华龄出版社，北京，1996。
    [6] 《论语》（述而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孔子说，我仅传述旧事而不著作，笃信古代制度，私效商代信古而传述之贤大夫老彭。
    [7] 这里把原始部落中的"民主"习惯与民主制度区分开来。虽然这种区分有很大的主观成分。世间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人为地区分相互联系的领域是现代科学的基本方法。
    [8] 西方文明的三大源泉分别为，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和犹太文明。西方今天的政治制度，特别是美国的制度，与罗马政治制度几乎没有大的区别。
    [9] Norman F. Cantor, Western Civilization: Its Genesis and Destiny (西方文明的起源和命运),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place, and year .... Vol. I, p. 75.
    [10] 转引自XXX,.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31.
    [11] 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第一章。亨廷顿是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
    [12] 古希腊人认为历史上最有智慧的七个人是普里安城邦的拜阿斯 (Bias)，斯巴达城邦的开伦 (Chilon), 林都斯城邦的克里奥布拉斯 (Cleobulus), 科林斯城邦的培里安德尔 (Periander)，米提利那城邦的庇达卡斯 (Pttacus), 雅典城邦的梭伦 (Solon)，和米利都城邦的泰勒斯 (Thales)。
    [13] 《论语》（为政篇）。
    [14] 《孟子》（离娄篇）。
    [15] 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见《论语》（泰伯篇）。
    [16]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三卷，第三章"政府的分类"。商务印书馆，1982年，北京，第88页。
    [17] 西塞罗《论共和国 论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29页。
    [18] 同上。
    [19] 修昔底德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历史学家，雅典人，比西罗多德晚一代人左右。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任雅典将军，后被雅典公民陶片投票放逐。二十年后返回雅典。以其亲身经历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八卷。是古希腊最深刻的历史学家。
    [20] Norman F. Cantor, Western Civilization, Its Genesis and Destiny,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Volume one, p.189.
    [21]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93,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 Vol. 20, p.225.
    [22] 西罗多德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历史学家，生于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哈利卡纳苏 (Halicarnssus) 城邦。因反对该城僭主，被流放到萨摩斯岛。游历遍及古希腊地区，广及巴比伦，埃及，甚至黑海北岸。其所著之九卷本《历史》（即《希腊波斯战争史》）是欧洲的第一部历史著作，故享西方"史学之父"的盛誉。
    [23]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三卷，第十一章"论政治体的死亡"。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16页。
    [24] 见《礼记》（礼运篇）
    [25] 在古希腊，神圣与体育是连在一起的，完美强壮的体格是神的形象也是人的形象。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于公元前776年在斯巴达地区的奥林匹亚 (Olympia) 举行，此后每四年举行一次。近一千二百年后，直到公元393年才被罗马帝国皇帝迪奥多西一世 (Theodosius I) 废除，理由是该运动会有太强的异教（非基督教）色彩。奥林匹克精神属于全希腊，但源起于斯巴达而非雅典。
    [26] 参见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大英百科全书》）1993, v.10, p. 952。吕底亚王国位于今日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上，西至爱琴海东岸。最先制造金银货币和建立永久性的零售商店。在公元前7世纪中期到6世纪中期曾短暂称霸于小亚细亚半岛，控制爱奥尼亚地区。对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商业革命产生过重大影响。国王克罗伊斯当时以财富著称于世，其父阿里亚提斯则开创了吕底亚的霸权。该王国在公元前546-540年的战争中毁于波斯人之手。英文单词 "Croesus" 今成为大富豪的代名词。
    [27]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商务印书馆，北京，1978年，第17页。
    [28] 克罗努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 (Titans) 之一，是天神 (Uranus) 和地神 (Gaea) 的儿子，篡夺其父的王位后统治世界，后被自己的儿子宙斯 (Zeus) 废黜。
    [29] 公元前546-540年波斯人毁灭了吕底亚王国。吕底亚王国位于今日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原上，西至爱琴海东岸。在公元前7世纪中期到6世纪中期曾短暂称霸于小亚细亚半岛，控制爱奥尼亚地区。
    [30] 提米斯托克利：前493-492任雅典执政官。扩建海军，指挥萨拉米斯海战大败波斯军 (前480)。他母亲是妾，不是雅典人，而且不是希腊人。提米斯托克利因克利斯提尼民主改革才在前508年成为雅典公民，故是个民主制的坚定支持者，强烈要求削减贵族院的权力。在反对势力的鼓动下，提米斯托克利被雅典公民们投票选做对社会威胁最大的人，遭陶片放逐。后流亡波斯地区，终老他乡。
    [31] 忒修斯，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国王，以杀死牛首人身的怪物Minotaur闻名。忒修斯神庙是迄今保存最完好的古希腊神庙。
    [32] 此论详见《大英百科全书》，1993版，卷20，p. 238。俄瑞斯忒斯是希腊神话中米赛尼人的王，统治伯罗奔尼撒地区。其事迹见埃斯库罗斯三联悲剧《俄瑞斯忒斯》（或《复仇记》）。大意是，英雄阿伽门农远征特洛伊归来被妻子及其情夫谋杀，二人并欲杀阿伽门农之子俄瑞斯忒斯。俄瑞斯忒斯历经逃亡，在阿波罗神谕的指导下杀死了母亲和她的情夫。因其杀母，复仇女神便追杀俄瑞斯忒斯，女神雅典娜召集元老审理此案。俄瑞斯忒斯认为母亲犯了双重罪恶，杀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但复仇女神认为只能为同一血统（母亲氏族）的人复仇，而俄瑞斯忒斯之母并未犯罪，因为她杀死的男人与她并无血统关系。阿波罗则说父亲是比母亲更重要的血统，母亲只是种子的培育者，创造孩子的不是母亲而是父亲。元老们投票的结果是一半对一半，雅典娜以裁判长的身份投下决定性的一票，支持了俄瑞斯忒斯，但又在雅典供奉复仇女神以为妥协，并把复仇之名改为"善心"。这是个父权制战胜母权制的典型故事。后来俄瑞斯忒斯娶斯巴达王之女为妻，成为斯巴达的王，死在阿卡迪亚地区，骨植后被运回斯巴达。据希腊神话传说，俄瑞斯忒斯之子统治时才发生了多里亚人的入侵。
    [33] 米加拉位于今希腊的梅加腊市近郊，地处雅典和科林斯之间，是公元前七世纪殖民运动最重要的邦国之一，殖民地范围西到西西里岛，北至马其顿，东及马尔马拉海地区和拜占廷。小亚细亚半岛的西北部是其最重要的势力范围。自公元前630年开始与刚崛起的雅典不断发生冲突，到前570年丢失萨拉米斯岛，前461年被迫加入雅典领导的同盟。前446和432年两次造反，试图脱离得利安同盟，被雅典长期围困，遭贸易禁运。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前431-前404）占领了米加拉的大部分土地，但未能攻陷米加拉城。后来米加拉在罗马帝国的淫威下依然英勇不屈，其独立一直维持到公元二世纪。米加拉还以哲学闻名，米加拉人欧几累得 (Eucleides, 苏格拉底的学生之一) 在公元前四世纪初创建了米加拉学派，即智者派或诡辩派 (Sophists), 他们批评苏格拉底，对后来流行的斯多葛派 (Stoicism) 禁欲主义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古希腊人特别值得称颂的是"师生关系"，在政治哲学领域，学生以深刻批评老师而闻名。
    [34] 赫兹 (John 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理想主义的国际主义与安全悖论）World Politics, vol. 2 (January 1950) （世界政治，第2卷，1950年1月号）。
    [35]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萨战争史》，商务印书馆，卷五，第89节。
    [36] 汉密尔顿，杰仪伊，麦迪逊 著，《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北京，1980年。
    [37]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一卷的宗旨"。第8页。
    [38] 卢梭，同上，第三卷，第四章"论民主制"。第87-88页。
    [39]卢梭，同上，第三卷，第九章"论一个好的政府"。第110-111页。前一章的标题是"论没有一种政府形式适宜于一切国家"。笔者对以人口增长速度来评价政府管理质量也无信心。但仔细想来，一直到20世纪产生关于生育和生育控制的知识为止，卢梭的"简单标志"大约是最聪明的一种，符合历史上的多数情形。
    [40]卢梭，同上，第三卷，第六章"论贵族制"。同上，第92-93页。中国没有什么"贵族"阶层，所以孔子要求"选贤与能"，后世则更明确以公平的科举考试和官员考评来遴选贤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