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柯尔施的新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指导老师：王南湜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阐述了柯尔施的新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形成的理论背景、发展过程及其主要的内容，具体分析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三个阶段的划分，考察了他对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批判和对以苏俄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第三国际的指责，指出应该辩证地看待柯尔施的这些批评。最后以实践哲学的视角分析了这种新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理论得失，并进行了简单的评价。
关 键 词 新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理论 实践 总体性 实践哲学
引 论
提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不能不提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柯尔施，他于1923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和卢卡奇于同期发表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起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因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柯尔施可谓是与卢卡奇并驾齐驱的关键人物，有论者就认为如果说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至圣”，那么柯尔施也便算得上是“亚圣”了。客观说来这种说法一点也不为过，而且柯尔施在当时所造成的影响实际上远大于卢卡奇[1]。这可以从当时《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发表在共产国际中引起的比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更巨大的轰动得到证实。从六十年代起，随着他的著作在西德、意大利、英、美等国的广泛出版，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柯尔施思想的研究也逐渐重视起来，并且掀起了一股研究柯尔施的热潮。法兰克福学派“最有权威的”研究者马丁·杰伊（Martin Jay）就认为1961年柯尔施死后，在一段长时期对他的压制后，他的著作首先被重新出版且广泛传播，意味着柯尔施的影响实质上被视为卢卡奇的两倍[2]。
历史上对柯尔施哲学观的评价纷繁复杂，褒贬不一，有些总体上比较客观公正，有些则出于对其阶级立场和政治利益的考虑观点较为偏颇，有失客观公正。例如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极度尊崇柯尔施，他们的思想深受柯尔施的影响，因此对柯尔施的哲学观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法兰克福学派的阿·施密特就这样评价柯尔施：“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当中，只有柯尔施和卢卡奇正确地理解了自然界和历史的复杂辩证法、主体与客体的相互联系，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米·布克米勒则称柯尔施为“革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波兰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则认为在通过重建马克思原初哲学或者毋宁说反哲学，即反对考茨基等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进化论和科学方法，也反对新康德主义者，同时反对列宁主义，来为阶级斗争的革命策略提供一个正确基础的理论家中，柯尔施和卢卡奇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并且他还把柯尔施的理论称之为“集体实用主义”[3]。而另一些人对于柯尔施就相当敌视了，季诺维也夫把柯尔施斥为“修正主义的”异端和“一个疯狂的小资产阶级”，德波林则称其为唯心主义者，当然还有诸如“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者”等称谓，这些称谓有些确实触及到了柯尔施哲学观存在的一些问题，有一些则显得夸大其辞。
我国学术界对于柯尔施的研究起步较晚且不够重视，对于柯尔施的评价也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徐崇温先生为代表的较早的传统理论评价，他基于柯尔施对列宁哲学的责难，把柯尔施定性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者，从而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股反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潮。如果以反列宁主义为界，陈学明先生的观点亦应属于上述范围，虽然他也肯定了柯尔施理论的部分合理性，但他认为柯尔施坚持的思想路线的意识形态原则实质上就是反列宁主义的，因此他实际上也把柯尔施划入了反列宁主义者之流。结果，他们总囿于把柯尔施当成反列宁主义者的局限，对于柯尔施的哲学观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恰当的评价，忽视甚至否定柯尔施在哲学上的贡献。第二种是以衣俊卿先生和王雨辰先生为代表的新的评价观点，他们反对不顾当时现实的历史条件强行给柯尔施扣上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罪名，因为这还缺乏足够的证据。衣俊卿先生积极肯定了柯尔施的理论成就，认为柯尔施的这些学说虽然具有缺陷和不完善之处，但都是体现了马克思学说真精神的理论尝试，对于应对20世纪人类的各种文化困难都有某种积极的价值[4]。王雨辰先生亦反对将柯尔施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先入为主地置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将其简单地看作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而主张结合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况，分析柯尔施的理论及其根源。他认为柯尔施的理论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对于如何进行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争论而形成的一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5]。第二种观点虽然反对把柯尔施当成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者，但是他们对于柯尔施理论的评价在很多地方都偏重于从政治的立场上进行讨论，即使部分涉及到了柯尔施的哲学观，但同样都没能够从纯粹哲学研究的角度对柯尔施的哲学观进行理论探讨，因此也没有对柯尔施的哲学观及其在哲学史上的贡献给予充分的研究和重视。
应当说柯尔施的哲学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突出的理论贡献，因此有很高的理论研究价值。可是对于柯尔施这样一个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国内对于柯尔施的思想特别是其哲学观却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只是偶尔在论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教材或论著中以极短的篇幅简单带过，甚至略去不谈。这与柯尔施的重要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因此有必要对柯尔施的哲学观进行深入的研究，肯定其在哲学上的重要贡献，从而对他的哲学观给予客观的理论评价。本文的目标是对柯尔施的新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主要内容作初步系统的论述，并对其理论得失进行简要评价，以抛砖引玉。
一、“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的和实践的问题”的提出
柯尔施的新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和发展，柯尔施的哲学思想也不断的得到丰富和拓展，并逐渐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新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柯尔施著作颇多，但是最具代表性的同时也是最有影响力的是《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在该书中他通过具体论述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展开了自己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因而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视为柯尔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形成的一个标志，从这本书基本上可以窥视出柯尔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思想脉络和总体框架。当然这本书的形成同当时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柯尔施在开篇就通过联系当时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分析了当时马克思主义的状况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的各种不同解释，表明了自己写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意图。
柯尔施在一开始就深刻地洞悉到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存在的问题，即他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们都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本质联系，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这个事实都没有较多的了解。于是他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存在的三种不同倾向，具体描述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本质联系被忽略甚至被否定的情形。
第一，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往往忽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并且“一再相互担保，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它自己的哲学内容，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6]。他们否认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仅仅认为马克思主义顶多只是一个不值得考虑的相当不重要的分支，即不过是“黑格尔主义的余波”罢了。
柯尔施认为，造成以上历史现象的原因在于19世纪以来，由于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已经日益抛弃了辩证的哲学史观，即“抛弃了黑格尔哲学和辩证的方法”，以至于他们不能够恰当地分析和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立本质及其在19世纪哲学的总的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他和卢卡奇一样，都倾向于以黑格尔的被压制来解释这一现象。正如他所说：“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全部资产阶级哲学，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哲学史著作，出于社会经济的原因，已经抛弃了黑格尔哲学和辩证的方法，它已经返回到这样一种哲学的和写哲学史的方法，这种方法使得它几乎不可能从像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这样的现象中得出任何哲学的东西来。”[7]因此柯尔施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认为19世纪的哲学发展即使以黑格尔所使用的那种不发达和部分有意识的形式，即以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形式来坚决而彻底地对待，也会立即以全然不同的形式显现出来。
由此柯尔施进而具体分析了资产阶级哲学史研究中存在的三个局限性：第一，即“纯粹哲学的”局限性。他认为当时的理论家们都没能很好的认识到哲学的观念和精神不仅可以存活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也可以存活在实证科学和社会实践中。第二个局限是“地域的”局限，尤其是德国的哲学家不能够超出德国的界限之外看到其他哲学家的存在，更不能意识到黑格尔体系和方法在其他国家的兴盛。第三个局限是资产阶级阶级立场的历史局限性。出于其阶级利益的考虑，资产阶级的历史眼界必定受到其阶级立场和身份的限制。因此，如果说前两个局限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克服，但第三个局限性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够在观念历史的领域里被克服，“因为这将使得这些‘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们抛弃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而这个立场正构成了他们全部历史和哲学科学的先天本质”[8]。这也就使得他们无法从本质上充分把握纯粹的“观念的”的哲学发展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历史发展之间的本质联系。由于上述几个局限性，“资产阶级学者显然不可能承认马克思主义具有哲学内涵，因为，在马克思那里，哲学不是一种独立的理论形态，而是一种变革现实的理论精神”[9]。
第二，第二国际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哲学内容，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成为一种单一的经济决定论式的实证科学。虽然他们也允许讨论某些哲学问题，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些哲学问题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践是毫无用处的。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实践在本质上是全然不可变化、并且不包含任何哲学问题上的特定立场的”。所以对于他们而言，接受大师们不朽成就的一个必需的前提是要“抛弃所有的哲学幻想”[10]。因此，“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一再相互担保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从其本性上来讲与哲学没有任何关系，并认为他们所说的是很重要的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11]。在这一点上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与资产阶级学者出奇地一致了。
第三，柯尔施称之为“研究哲学的社会主义者”们虽然关心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但是他们同样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缺乏哲学内容的，因此，就用来自文化哲学（Kulturelle Philosophie）的观念或者康德、狄慈根、马赫的哲学观念等这些西方唯心主义哲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柯尔施认为这种所谓的“补充”，必然会降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混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资产阶级理论的根本区别，因此，必然无法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直接的本质联系，也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包含的深刻的哲学精神。
柯尔施认为以上三种不同的思想倾向之间的共同错误都在于否定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本质联系。而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他认为“都是起因于对历史和逻辑的发展非常肤浅的和不完整的分析”[12]。由于资产阶级学者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极度漠视，不理解哲学对现实，理论对实践的关系相一致构成了黑格尔时代的全部哲学和科学的生存原则，同时马克思主义者也以同样的方式日益倾向于忘记辩证法的原初意图，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经验的实证科学，于是这就产生了一个致命的后果，即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性的丧失，由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现了危机。正如柯尔施所说，“由于阶级斗争实际条件的这个变化，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了危机阶段的日益增长着的迹象”[13]。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性的丧失，也即失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的哲学维度，马克思主义内含的批判性、革命性也必定被剥夺，这对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革命实践必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此要摆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危机就必须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意识，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原初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发展中进一步实现深刻的“哲学转折”。这正是柯尔施写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主要意图，正如他在1930年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现状——一个反批判》一文中所指出，《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的目的在于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面。
柯尔施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目的就在于通过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问题而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的和实践的问题”，即革命的问题，他认为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现阶段，这是一个“特别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14]。因此，柯尔施把国家问题作为思考的起点，首先分析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和国家问题之间的关系。他把它们看作是两个相互平行的重大问题，由此再从革命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和国家问题的关联中推导出革命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关联。柯尔施认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和国家问题“是第二国际的最著名的理论家和政治家们很少注意的”，因此“他们一般很少注意革命问题”，由于这两者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一个必然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出现了最大的危机。在此基础上柯尔施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在废除国家和废除哲学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那么，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两个问题的忽视是否也有某种联系？至此，柯尔施的观点已经表露无遗了，即他认为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哲学的忽视与“他们一般很少注意革命问题”这一事实密切相关。这一点他是通过对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中最大的危机的原因和实质的具体分析而得出来的。在柯尔施看来，不确立正确的国家理论就不能领导无产阶级夺取革命斗争的胜利，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中最大的危机的出现正是由于社会革命对于国家的态度问题“在实际上从来没有被严肃地提出过”。而新的无产阶级政党利益的代表列宁，在恢复纯粹的或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战斗的口号下，首先是恢复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从理论上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把国家问题提到议程之上，这也预示着，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之中，理论和实践的内在联系已经被有意识的重建。
柯尔施认为，同理，由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极度漠视，也正在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又一次重大危机的出现。因此，鉴于列宁先前所做的努力，当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问题在实际上严肃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同马克思主义和国家的问题一样，这个理论任务也真正产生于革命实践的需要和压力，因此，对于它的再考察甚至在理论水平上也是必需的。柯尔施说，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方式必须解决的不仅是“国家对于社会革命和社会革命对于国家的问题”，而且还有“意识形态对于社会革命和社会革命对于意识形态的问题”。否则，在革命前后必将造成严重的后果，比如会导致机会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内部造成危机；同时，由于在这些转变时期的意识形态问题上没有明确的立场，在无产阶级夺取了国家政权的时期里，可能会有灾难性的政治后果。应当说柯尔施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基于他对当时欧洲革命运动失败原因的深刻分析，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缺乏一个掌握政权的革命组织的观点不同，柯尔施特别强调革命的主观因素，认为当时缺乏对于夺取政权的理论和文化前提，也即缺乏意识形态准备和政治领导，革命的主观条件也不具备，无产阶级缺乏成熟的“阶级意识”。因此，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积极地介入观念领域，在意识形态战线上展开斗争。柯尔施对主观因素的强调这一倾向贯穿在整本《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中，这同时也标示着他此后著作的许多主要特点。
二、渗透着哲学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和“废除哲学”的阐释
通过以上分析，柯尔施实际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重要性。据此，柯尔施进一步论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而这首先是建立在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废除哲学”这一概念的深刻理解上。诚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讲过一些“废除哲学”、“消灭哲学”或者“超越哲学”之类的话，并且表现出了强烈的超越旧哲学的倾向。他们认为新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不仅要取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而且同时要取代全部哲学。马克思说：“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能消灭自己。”[15]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也有一段论述到：“……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了。”[16]因此，恩格斯说：“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17]导师们的话固然毋庸置疑，但柯尔施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那些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在根本上搞混了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的这种态度的基本意义”，他们从根本上曲解了导师们的原初意图，越来越倾向于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一种反哲学的、科学实证主义的观点，结果社会主义的“科学”成了“实证的”，并且逐渐地完全脱离哲学，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抽象的和非辩证的实证科学体系。因此，柯尔施愤怒地讽刺说：“最近的马克思主义者已被几个众所周知的马克思的词句和恩格斯后来的几个词句所迷惑，把马克思主义废除哲学解释为用抽象的和非辩证的实证科学的体系去取代这种哲学，人们只能对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洞察力之低感到惊奇。”[18]
与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对立，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哲学，且哲学为马克思主义所必需。他针锋相对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哲学。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并非要建造一个新的哲学，而是充分意识到了他们的唯物主义理论和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之间的密切的历史联系。虽然从形式上看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但柯尔施认为通过抛弃现代哲学史家们的常规的抽象的和观念形态的方法，运用他声称“不必专门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一定是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意义上的直接的辩证的方法”，就能从本质上深刻地把握这种历史联系。他把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这四种不同趋势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四种要素来把握，认为马克思主义体系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因此，二者必然在精神上和历史上彼此处于联系之中，就像在社会政治实践领域里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处于联系中一样。在统一的历史进程中，“自发的”无产阶级是从第三等级的革命运动中发展出来的，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是从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唯心体系之中产生出来的，并且也“自发地”与之相对峙。他认为，德国的唯心主义甚至在理论水平上，也总想成为一种不只是理论或哲学的东西，即拥有一种超越理论领域的内在冲动，如康德、谢林、费希特直到黑格尔，都分派给哲学一个超出理论领域之外并在一定意义上是“实践的任务”。康德虽然强调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严格区分，但他认为理念要求的是一个“应当”，理念是绝对合理东西，人们应当力求实现它。黑格尔则进一步要求破除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别，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统一起来，赋予理念实现自身的实践力量。他认为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因此思想能够建构现实，“绝对理念”最终能够实现自己。他在康德对观念中的一百元与现实中的一百元做了明确区分之后提出，观念中的一百元经过努力也可以转化为现实中口袋里的一百元，这种观点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一定的实践倾向，虽然“只是抽象地发展了”，也即只是“借助概念和理解力，使作为自我意识的精神之理性与作为实际现实之理性得到和解”。但是这种理论上的实践倾向并不意味着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不是哲学，相反，它们仍然是哲学。同样道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当然不能因为具有不只是理论也是实践的和革命的目的就不再是哲学了，相反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理论依然是哲学，他们在对纯粹哲学的观点的超越过程中本质上就深深地渗透着哲学的特征。因此，柯尔施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按其基本性质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哲学，就像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11条中和其他出版过和没出版过的那个时期的著作中系统地阐述的那样。”[19]
在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的基础上，柯尔施提出了他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废除哲学”基本意义的理解，他首先总结了讨论超越哲学观点的三条理由。第一，马克思反对的不仅是全部现存的德国哲学的结论，而是完全反对它的前提，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基础。他认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被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彻底推翻，而仅仅只是受到攻击或动摇，那么资产阶级式的在社会上已巩固的思维形式，即全部资产阶级哲学，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也只能是仅仅受到批判而不是最终地被超越。第二，马克思反对的不仅仅是作为现实世界头脑或者观念上补充的哲学，而是反对整个现存世界。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马克思的这种反对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也是实践上和行动上的。即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铿锵有力宣告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所谓改变世界，当然不是如流俗所理解的那样，只要‘干’、‘做’，不要理论，而是要改变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理解，改变对于世界的静观态度，不要把理论视为灵魂出窍式的在实践之外的沉思冥想，而是视为关联于生活实践并构成生活一部分的理论实践。马克思（以及恩格斯）在许多场合谈到过的哲学的终结或对于哲学的否定，亦应当视为对于传统理论哲学的否定。”[20]因此从这个角度说，柯尔施对“废除哲学”概念的理解是正确的。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新的哲学，而是对哲学的消灭，它是一种革命的哲学，“它的任务是以一个特殊的领域——哲学——里的战斗来参加在社会的一切领域里进行的反对整个现存秩序的革命斗争”[21]。
他认为，哲学是历史过程中的一种表达，而资产阶级社会的哲学又存在于一种神秘的意识体系之中，它本身的废除不能通过忽视它或者哲学本身的运动来实现，而只能通过革命的方法和社会的实践批判。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完整的总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只有与它的思想的上层建筑联系在一起才是它自身[22]。所以资产阶级社会的意识形式只有在客观上通过实践活动推翻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关系自身，才能够在思想和意识上被消灭。对于柯尔施而言，神秘的资产阶级意识错误地把自身想象成一种外在于社会的纯理论分析，而不是社会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社会现实应该而且只能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这样才能够意识到现实和表现它的理论形式的统一，看到它们不可能各自独立存在。马克思主义正是揭示了资产阶级的这种错误，并把自身看作一种实践，看作是变革现存制度的社会运动的表现形式和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完整的总体，对于它的攻击，只能采用革命的方法和社会的实践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批判，同时也是哲学上的批判，即一种破坏推翻它的运动的表现，“它目的在于把消灭哲学作为消灭资产阶级现实的一部分，哲学是这个现实的观念上的构成部分”[23]。应该说这是对《资本论》的副标题，马克思重要的概念——“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正确理解，也就是说它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理论的学术批判，即不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立场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个别结论的批评，而是通过批判为资本主义剥削服务的经济意识形态这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决定性的观点上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前提”，达到实际地攻击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目的。因此，他指出，“在这里‘批判’也不具有纯粹的理论意义，而是同时意味着历史现实的相对立的立场”[24]。
笔者以为，柯尔施这些分析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中所内含的革命的和实践的本性，而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的超越本质也在于它本身所具有的这种革命实践精神。有论者就明确指出，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意义绝不是得出一种更为优越的理论哲学，而是对整个理论哲学范式的超越。“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所以“对黑格尔哲学乃至整个理论哲学的超越意味着，这些理论仅仅是实践的一种样态，也即人的理论活动，而这些理论活动不仅本质上根源于实践，其最终也是要走向实践的，理论的问题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最后的解决。”[25]因为资产阶级的观点在理论上不得不停留在它在社会实践中不得不停止下来的地方，只要它还不想不再作为资产阶级的理论而背弃自身或者超越自己，因此，它依然还是哲学——一种无法将实践贯彻到底的哲学。相对于资产阶级，柯尔施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后来发展中出现的、朝向历史的自我批判的萌芽，只有由新的、通过资产阶级本身造就的社会阶级才能完全展开和无所顾忌地推行”[26]。所以无产阶级要“超越”哲学，则必须在资产阶级在社会实践中不得不停止下来的地方上继续前进，把一切诉诸于革命的实践，直到废除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形式为止。而不是像德国的实践派认为的那样，“只要扭过头去，背朝着它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哲学的否定就实现了”。用柯尔施自己的话说就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全部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科学之间的真正矛盾，完全在于科学社会主义是革命过程的理论表现，这个过程将随着这些资产阶级哲学和科学的全部废除以及在它们之中找到了其意识形态表现的物质关系的废除而终结”[27]。
可见，柯尔施在这里的基本思想是，历史不应只在哲学中以纯粹观念的形式展开，而哲学也不应保持独立的理论外观而游离于现实之上，它应该成为历史的现实运动的理论表达，并且是内在的有机组成部分[28]。因此，他坚持随着物质生产关系的变革，只有经历长时期、多阶段的、同时是实际与理论的批判，有关的社会意识形态才能最终地完全消除。仔细分析的话，就可以发现其实柯尔施在这里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实践哲学倾向，许多研究柯尔施的人都已经明确意识到这一点，如有论者就将其哲学思想称为“实践哲学”[29]，即使与同时代的葛兰西相比，他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个概念。但是柯尔施的这种“实践哲学”与本文所坚持的实践哲学立场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一点将在下文中具体分析。
三、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总体性原则的确立
柯尔施在充分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批判性和革命性，并且深刻阐释了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废除哲学”的独特理解之后，又从理论上深入分析和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
他首先强调了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历史渊源关系。无疑，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论根源是以往理论哲学的辩证法，尤其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也承认。柯尔施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正确理解马克思是如何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即怎样“使它从一个表面上是唯心主义的，但潜在地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转化成一个明显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与社会观点的指导性原则”[30]。在他看来，马克思虽然曾说过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头足倒置的，必须将它倒转过来，也就是将其加以批判和改造。但对这里的倒转不能作简单化的理解，马克思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并不是简单地用“物质”的绝对存在取代所谓“精神”的绝对存在就大功告成了，而是使辩证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即赋予它唯物主义的基础。应该说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如果对于辩证法的这种改造只是任何一个稍具常识的人都可以完成的儿戏，那么马克思的努力又哪称得上是一场哲学革命？所以，“重要的不是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从天国上拉下来，宣布其为对‘物质’的辩证运动的颠倒反映，而是从现实的生活实践出发，揭示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并将其‘合理内核’在一种类型的辩证法中保存下来”[31]。
因此柯尔施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方法不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方法，而是辩证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并且深刻总结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唯心辩证法之间的两个明显区别。第一个区别，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前科学的、超科学的和科学的意识是这个世界的一个“观念”的组成部分，它们同时也是这个世界的真实的和客观的组成部分，因此不再超越于和对立于自然的和社会历史的世界而存在；而对于黑格尔来说，个人的理论意识不能超越他自己的时代或世界，这其实是把世界哲学化了，而不是马克思所要求的哲学的世界化。第二个区别，马克思是在“人类实践中”，而且是在“人类实践和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找到了对“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的合理解决。柯尔施说：“辩证法从它的被黑格尔神秘化了的形式向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合理形式’的转化，实质上意味着它已经成了唯一的理论—实践的和批判—革命的活动的指导原则。”[32]因此，他认为黑格尔所谓的概念的实践任务只在它的“思维活动”里，即纯粹观念的领域，也就是说在黑格尔那里，实践仍只不过是他虚构的“绝对理念”这种客观精神自我运动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仍然只是一种精神性的活动。因此对于黑格尔来说“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而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在“实践的人和感性活动”的领域里进行的，对他而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3]。
柯尔施在对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渊源关系进行论述的过程中，实际上确立了一种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原则。他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理论作为当前时代的社会意识的特别形式，甚至构成这种历史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的阶级斗争的唯物主义理论甚至是社会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唯物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表现与杠杆”[34]。理论是实践活动的理性表达，而且是实践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理论和实践一起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在他看来，既然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全部真实的现象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那么它的诸意识形式就不能仅仅通过思想而消灭。因此他明确提出，“这些形式只有在迄今为止通过这些形式被理解的物质生产关系自身在客观—实践上被推翻的同时，才能在思想和意识上被消灭”[35]。也就是说理论上的批判和实践上的推翻在这里是不可分割的活动，它们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活动，而是具体地和现实地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和现实世界。这种总体性原则其实来源于德国的意识和存在同一的思想。柯尔施认为，“意识和现实的一致，是每一种辩证法，包括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特征”[36]。因此他反对正统的资产阶级常识的天真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坚持思维独立于存在，并且把真理定义为思想同外在于它并由它“镜子式地反映”的对象相符合。而且他还进一步指出这种观点的错误还在于只承认经济意识的客观意义，而否认其它具有更高的表现形式的意识的客观现实性，也即认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艺术、宗教和哲学这些更高的意识形态只是缺乏客观性的幻想。相反地，柯尔施认为这些社会意识形式的真实性不亚于法律与国家，它们同样具有客观真实性，并且与经济、政治、法律等意识一起，构成一个统一的总体。这个总体形成了适应于其经济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精神结构。因此，柯尔施认为这些意识形式必须连同经济的、法律的和政治的社会结构一起并同时像这些东西一样在理论上被批判，在实践中被消灭。资产阶级常识的天真的形而上学观点正是否认了这种“意识和现实的一致”，实质上是一种二元论的形而上学观。他认为没有这种意识和现实的一致，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根本不可能成为社会革命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必将得出相反的结论。例如爱德华·伯恩斯坦这些理论家们就看不到对意识和现实一致的辩证概念的需要，认定这种概念在理论上是虚假的和非科学的，从而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一种社会革命的理论。
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说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相反地，第二国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总的体系来采纳，总是千方百计地肢解马克思主义，删节、篡改马克思主义的特定内容，把它理解为一些互不相干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理论的总和，从而这些理论不再必然发展成为革命的实践，而是发展为各种各样的改良企图，马克思主义成了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毫无用处的东西。“一个统一的关于社会革命的一般理论被变成了对于资产阶级的经济秩序、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的教育体系、资产阶级的宗教、艺术、科学和文化的批判。”[37]柯尔施强烈批判了第二国际的上述作法，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本质就在于对社会的总体把握上，即“它的理论认识了社会和历史的整体，而它的实践则颠覆了这个整体。”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一般科学理论，同时也是变革现实社会、改造现存世界的革命实践，总之，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理论和实践统一的社会革命理论。第二国际正统的理论家们无视这一点，他们的根本错误在于割裂了理论和实践辩证统一的历史联系，马克思主义因此丧失了它的革命性和实践性，成了教条的、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纯理论。对此，柯尔施严厉地指出：“在理论上以辩证的方式，在实践上以革命的方式理解的唯物史观，与那些孤立的，自发的各个知识的分支，与作为脱离革命实践的科学上的目标的纯理论考察，都是不相容的。然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越来越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些纯粹的科学考察，与政治的或其他阶级斗争实践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38]
因此，柯尔施指出在当前有必要重新强调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总体性原则，只有通过革命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总体的把握才不会趋于僵化。他认为，给予理论以一种在历史的客观运动之外独立存在的权利，显然不是唯物主义的作法，也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法的作法；它只不过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作法。第二国际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分离，理论真理和革命运动的分离，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完全歪曲。既然马克思主义只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它就只能通过实际的社会革命运动来加以理解和把握，原则上并不存在作为一种“纯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也即柯尔施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后来的发展的确不是‘纯理论’研究的产物，它一直是对最近以各种方式复兴的阶级斗争实践经验的理论反思”[39]。
柯尔施在这方面的探索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独特的富有创造性的解读无疑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科拉科夫斯基就认为，柯尔施清楚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黑格尔根源，更重要的在于他恢复了几乎被遗忘了的马克思主义早期关于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概念，同时强调了作为无产阶级意识的马克思主义纯粹否定性的方面，即完全打破包括国家、法律、道德、哲学和科学在内的所有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传统形式。
四、马克思主义发展三阶段说
根据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总体性原则，柯尔施做了一个新颖大胆但容易引发争议的尝试，那就是他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运用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历史，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应于三个工人运动的发展时期。
第一阶段，开始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结束于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这一阶段的革命理论以直接建立在实际的阶级斗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意识为形式，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初理论形态完全为深刻的哲学思想所渗透，因而表现为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柯尔施说，在这一阶段中“不仅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而且历史过程和有意识的社会行动，都继续构成了‘革命的实践’的活的统一体”。总之，在这阶段理论和实践统一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他认为《共产党宣言》是作为社会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早期和富有青春活力的形式的最好例子。
第二阶段，从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流血斗争到19世纪末为止。在这一阶段中，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和扩张阶段，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在19世纪下半期，马克思主义只能作为一种理论发展，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成就，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也不能存在于由无产阶级实际吸收和创造的阶级意识中，理论变成独立于革命运动之外，且被剥夺了自身的革命内容。特别是马克思逝世后，他的观点逐渐被改造成一种以纯科学的价值为特征的体系，马克思主义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它们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要素，科学理论和社会实践，进一步分离出来了。用马克思的一种表达说就是，它的自然联系的脐带已经断了。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由此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特征，他们的正统的教条主义思想体系，使马克思主义背离了无产阶级实际的革命运动，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分离，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者把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各个不同科学的总和——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哲学等，认为它和阶级斗争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对于他们而言，这些科学仅仅是对阶级斗争的理论总结，而不是革命实践自身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无情的肢解，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次重大的危机。
在柯尔施看来，这一阶段第二国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以考茨基为代表的，因此，他把批判的矛头直指考茨基，通过批判考茨基，进而批判了第二国际全体。可以说柯尔施对于考茨基著作的猛烈攻击，本质上可以看作是对自己观点的重申。
柯尔施指责说，考茨基的理论著作是一种偏离为与革命的运动失去联系的衰落的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尤其是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从根本上排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斗争的任何基本联系。他认为，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历史发展怀有偏见，而且把马克思主义从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扩张”成一种“不仅对革命时期而且对非革命时期也有效的理论”[40]。因此，他拒绝把考茨基当作一位改革者，因为对柯尔施来说，以工会的实际斗争为基础的改良主义是比正统的进化论的马克思主义更高级的形式——至少改良主义还有革命实践的倾向，所以柯尔施更倾向于把考茨基当作一个自然主义者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生物进化论的主要原理在人类历史中的应用的达尔文主义者[41]。
首先，他指责考茨基及第二国际把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一种纯粹的科学理论，一种和它的阶级作用无关的、由普遍认同的科学精确性的标准建立起来的真理，也即一种经验的实证主义科学。考茨基及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把马克思主义肢解成毫不相干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等各个独立的学科，并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单一的经济决定论，这种经济决定论实质上是一种信奉经济力量盲目起作用的机械论。从这种机械论出发，考茨基坚信旧的社会形态的衰亡和向新的社会形态的革命过渡，是没有人们的参与而自行发生的。这种理论否定了革命过程中工人阶级作为革命主体性存在的实际意义，从而抽空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革命内容，剥夺了马克主义理论本质上的革命的特征，使它回到了“神秘”的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考茨基这种经验的实证主义科学倾向无疑是有害的，它实际上割裂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使马克思主义理论逐背离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成为一种脱离了实践的纯粹的理论活动。
其次，考茨基利用马赫主义哲学“补充”马克思主义，即用以思想和现实一致的原则为基础的普遍认识论取代了辩证法。他否定辩证法的本质，而仅仅把它作为发展的普遍规律的总和，并把它运用于揭示人类的历史。对此柯尔施指出，辩证法并不是任何人在任何问题都能运用的客观方法，而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是这一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辩证法只有在革命的无产阶级实践中才能有效地用于社会探索。考茨基还从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出发，认为人类是一种动物，符合所有生物种类进化的规律，所有的历史以对环境的适应来解释，所有人类的行为则通过生物的本质来解释。柯尔施敏锐地指出，考茨基寻求从生物学的角度推导出历史的永恒规律，其实是在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永恒性作辩护，他不能也不愿意识到社会作为一个历史的相互联系的整体，只能而且必须作为一个整体被废除。因此，柯尔施认为考茨基其实完全不理解进化论的实质，他嘲讽说，“像卡尔·考茨基这样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其实完全陷入了一种质朴虚假的达尔文发展的形而上学”[42]。对于柯尔施而言，达尔文的公式本身是从资产阶级的社会状况无理由地搬用于自然界而产生的，即达尔文把资产阶级“经济竞争”的绝对规律搬用于自然界，这种搬用本身就是无理由且荒谬可笑的，现在考茨基又反过来把这种荒谬可笑的结论套用于社会发展本身，这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柯尔施指出，“正是在马克思表面上认可这种质朴虚假的达尔文发展的形而上学的地方，实际上他（指马克思）把它的思想结构完全颠倒过来，从而扬弃了它的形而上学的性质。”[43]马克思认为，这种质朴发展的形而上学的全部魔力最终被一种批判的意识打破了。也就是说，马克思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从来都不承认任何所谓的社会进化的思想，他主张以革命的方式推翻现有的资产阶级制度从而实现社会形态有效更替，而不是消极地坐等资本主义社会缓慢地实现自身的进化，这一点后来深深影响了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柯尔施还强烈批判第二国际理论家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一书里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的说明，他反对希法亭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在逻辑上说是科学的、客观的理论，没有什么任何价值判断可言的观点。这一点与他对考茨基的社会进化论思想的批判是一致的。正如柯尔施在《〈资本论〉导言》中所坚持的，他认为达尔文的研究涉及一个狭隘意义上的自然史，而马克思的研究则涉及一个实践的社会—历史的发展。社会—历史过程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总体，不光是人们以体验到的，而且正是他们自己所创造的[44]。因此，柯尔施认为同物质生产力当时发展相适应的社会经济的基本关系，既不是借助于渐进的社会进化，也不是纯粹政治革命的自然结果，它与上层建筑一样必须由人们的实践去变革，即通过彻底的、深入到作为现存社会制度根本的物质生产的社会革命去完成。这种唯物主义的认识构成社会革命新的马克思理论的出发点，同时也构成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制度进行的整个批判的支点。
应该说，柯尔施批判考茨基及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使理论与实践相背离是有一定道理的。通过客观分析这种背离，可以看出原因在于：第一，在实践方面资本主义长期稳定发展，已经步入新的扩张阶段，因此缺乏有利的革命条件和高涨的革命热情，资本主义社会处于非革命的历史时期；第二，在理论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逐渐脱离无产阶级的实践。这就客观上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变成一种经验的实证主义科学，而不是一种原初意义上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社会革命理论。笔者以为柯尔施的分析固然正确，但他没有意识到的是第二阶段的这种背离状况亦可以看作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既然这一阶段属于非革命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缺乏无产阶级的革命形势，也缺乏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意识，那么在理论上也就必然表现为第二国际那种缺乏革命内容的单一的经济决定论式实证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国际的理论适应于这一非革命的历史时期。
第三阶段，从20世纪初开始，并延续到一个未知的将来。在这一历史时期，出现了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学说上去的口号，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得到有意识的重建，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原则重新得到确立。柯尔施认为，这种变化可以归因于三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工会改良主义，革命工团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其中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试图恢复作为无产阶级斗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观方面。他们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注意力从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转移到“工人阶级的主观行动”和恢复马克思主义作为实际的阶级运动的理论的上层建筑的恰当作用上来。在这方面列宁和卢森堡是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都从无产阶级斗争的新的革命阶段和实践需要出发，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在关键性的时候提上了议事日程，重新恢复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
但在柯尔施看来，第三阶段依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因此，在对考茨基进行激烈的批判之后，柯尔施进而把批判的矛头转向了以苏俄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第三国际，尤其是苏俄的最高领导人列宁。柯尔施认为，那时有计划地从莫斯科分发到整个西方共产主义世界的“哲学”世界观——苏俄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有着致命的要害，因为那帮“幼稚的现实主义”者，即“既包括‘所谓十足的常识，最坏的形而上学家’，又包括资产阶级社会的标准的‘实证科学’；它也包括今天实证主义的坏的继承者，即缺乏任何哲学洞察力的庸俗马克思主义”，[45]都在意识和它的对象之间划了一条严格的分界线，并且把意识当作某种现成的东西，当作一开始就和存在、自然界相对立的东西看待。针对苏俄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这种理论上的要害，柯尔施重点批评了列宁哲学存在的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倾向。
首先，柯尔施认为列宁轻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革命发展开始时发现的辩证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他认为，列宁同他的导师普列汉诺夫一样，“很严肃地想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保留黑格尔的哲学”，但他的唯物主义哲学从根本上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柯尔施指责列宁同样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废除哲学的概念，并且试图创造一种保持了黑格尔的认识绝对论而以“物质”代替“精神”的新理论。他说：“列宁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仅仅看作这样一种转变：由不再是‘唯心主义的’而是‘唯物主义的’新的哲学世界观取代根植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世界观”。[46]柯尔施将这种“颠倒”斥之为术语上的诡计，他认为列宁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这种“唯物主义的颠倒”至多只涉及到一种术语上的变化，即只是用所谓“物质”的绝对存在取代了所谓“精神”的绝对存在。而在柯尔施看来，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绝对对立构成了划分17、18世纪启蒙运动两大流派的那种哲学争论乃至宗教争论的基础和立足点，黑格尔已经从观念的辩证的自我运动上超越了这种局限，但是列宁却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全部争论拖回到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已经超越了的历史阶段，使唯物主义重新回到了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绝对的二元对立。柯尔施认为这是列宁唯物主义的一个严重的缺点，因为在黑格尔之后“绝对”已经被明确排斥在精神和物质的存在之外，变成“观念”的辩证的运动，也就是说，其实在黑格尔的发展模式中，以哲学神秘化的形式已经表达了社会的革命发展的实际过程。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从它最后的神秘的外壳中解放出来，并在“观念”辩证的自我运动下面发现了历史的现实的运动。
据此，柯尔施进一步指出列宁的反映论思想实质上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他断言，列宁的唯物主义来源于一种绝对的和既定的形而上学的存在观，列宁和他的追随者片面地把辩证法变成了一种脱离主体的客体辩证法和自然辩证法，而把认识仅仅描绘成主观意识对客观存在的一种被动的镜子式的反映，同时把认识看成是一种根本协调的进化过程，一种趋向真理的无限上升。在柯尔施看来，列宁以一种倒退的方式把历史存在的整体与所有意识形式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用主体和认识客体之间这种狭义的认识论或者知识论问题进行修正，从而破坏了存在和意识的辩证的相互关系，结果也破坏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的相互关系[47]。因此，科尔施说：“他们对革命运动内部理论和实践的一般关系和特殊关系的论述完全抛弃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退回到发现真理的纯理论与把这些吃力发现的真理运用于现实的纯实践的完全抽象的对立”。[48]
纵观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三个阶段的划分，可以看出他是完全以理论和实践辩证统一的总体性原则为标准的，从第一阶段的理论与实践统一，到第二阶段理论与实践在第二国际那里的分离，最后再到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内在联系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的恢复。应该说柯尔施的这种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客观存在的各种问题，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内在的哲学本性的揭示，对于理论和实践不可分割的内在统一的反复强调，提倡一种批判的、革命的和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活的整体的社会革命理论，确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颖的理论阐释。
五、新马克主义哲学观的理论得失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虽然柯尔施并没有能像黑格尔那样构建出宏大叙事的哲学体系，但是基于总体性理论他也一步一步地形成富有特色的完整的新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毋庸赘言，柯尔施在其理论的构建和推导过程中可谓用心良苦，应当说他的新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具有独特的创造性，相对于第二国际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的一大突破，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首先他的总体性理论，对于抵制当时流行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实证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等学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侵蚀，具有积极的意义。他竭力纠正对马克思主义作科学实证主义解说的错误倾向，彻底批判第二国际的机械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其次，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内含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从根本上恢复了几乎被遗忘了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概念。再次，柯尔施非常重视主观革命、精神革命，特别强调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性。有论者认为，柯尔施的“意识革命”夸大了文化批判的作用，否定经济因素对政治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制约性，把人的主观能动性绝对化而导致了唯意志论的倾向。笔者认为，这种指责是不正确的。应当说，柯尔施并没有以意识形态斗争来取代经济和政治斗争，而是主张将这两种斗争结合在一起，共同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他特别强调意识形态批判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针对当时西欧具体的革命形势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在1920年以后，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的任何进展被严重堵塞了，这些地区的资本主义文化取得了对社会主义文化的优势，资本主义的统治变成全方位的统治。因此当时重要的革命任务之一就是突破资产阶级的精神和文化等意识形态的统治，培养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进行积极的革命鼓动和宣传工作，从意识形态方面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结构”。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历史形势，只是一味地强调经济斗争，而忽视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批判、政治批判和文化意识形态批判，从而陷入改良主义的泥潭。因此，柯尔施的对第二国际的批判，对意识形态批判的强调，无疑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最后，柯尔施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三个阶段的划分富有独特的创造性。这种独创性对于当时第二国际及苏俄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的僵化的教条主义理论模式，无疑是一阵有力的呐喊。它为马克思主义的肌体注入了一股鲜活的血液，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后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释树立了典范，因此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这也是其一大理论贡献。
但是柯尔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中的这些理论贡献并不能掩盖其缺陷的存在，他的理论依然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完善之处，甚至包含着一些明显的理论错误。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柯尔施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总体性理论存在将理论等同于实践的错误。根据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总体性原则，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革命运动的一种理论表现，它本身就是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种实践，而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理论。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一般科学理论，同时也是变革现实社会、改造现存世界的革命实践。他坚持理论和实践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总体的两个侧面，这二者作为总体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互为前提、互相影响、加强和支持着对方，并不存在一方决定另一方的问题。柯尔施的这种总体性原则虽然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但是由于他不断地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强调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变革现实的物质力量，以至于最终将理论和实践等同起来了。这种理论和实践等同的观点其实直接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存在与意识同一”的理论，它没有看到实践对于理论的奠基作用，混淆了理论与实践的根本区别，实际上抹煞了唯物史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统一思想的指导作用，从而抽掉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49]。有论者认为，根据理论与生活实践的关系，可以将人们进行哲学思维的理路划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50]。以此观之，柯尔施的这种理论与实践等同的总体性理论甚至包括卢卡奇及其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对于马克思哲学的解释都属于一种主体性哲学的解释，虽然突出了历史主体的能动作用，但实质上是一种理性意志论的解释。他们的解释背离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理路，实际上也未能从根本上脱出理论哲学之理路，这对于实质上属于实践哲学理路的马克思哲学无疑是巨大的误解。因此，只有站在实践哲学的立场上，不仅把理论活动看作是生活实践的一个构成部分，而且把理论理性看作从属于实践理性，坚持生活实践对于理论的奠基作用，这才是对马克思哲学的正确解读。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超越整个理论哲学的范式，进而转变到原本的马克思哲学理路即实践哲学理路，最终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除了上述明显的理论错误之外，柯尔施的哲学观还有一些理论上的漏洞也非常容易受到攻击。比如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即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运用于论证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历史发展，很难脱离循环论证的嫌疑；又如他对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的否定，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相互决定的，导致了折衷主义的倾向；总体性理论把整体对于局部的决定作用绝对化，没有认识到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矛盾的次要方面的辩证关系；对意识形态批判的强调与批评列宁对待哲学问题的功利性态度自相矛盾等等。因此，我们在对柯尔施进行评价的时候，必须从其理论的得与失两个方面客观评价。
结 语
所谓哲学观，即是对“哲学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回答，具体而言就是对哲学的本质、对象及其功能等问题的回答，科尔施通过反对从近代哲学视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实证论的解说，批判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重新厘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和功能，以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模式去解读马克思主义，从而提出了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51]。这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一种革命的哲学，它从实践论的哲学思维方式出发，始终把“人类生活世界”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不仅考察自然，而且更关注人类社会生活；它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批判，实现非异化的人性和个人的潜能，达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和实践辩证统一的总体的社会革命理论。
从理论意义上看，柯尔施的新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最大贡献在于，他重新强调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实践精神，同时立足于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批判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些错误倾向，使人们重新意识到马克思哲学的原初精神。这一点正是我们考察柯尔施新马克主义哲学观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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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俞吾金, 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19]张秀琴：《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阐释》，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
[20]王南湜：《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理路之检视》，载《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21]王雨辰：《试评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载《江汉论坛》2005年第6期。
[22]王雨辰：《柯尔施的“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评述》，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2年第3期。
[23]王雨辰：《试论柯尔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及其对列宁哲学的批评》，载《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10期。
[24]王雨辰：《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载《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25]王雨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略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1期。
[26]徐长福：《求解“柯尔施问题”——论马克思学说跟哲学和科学的关系》，载《哲学研究》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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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与柯尔施在当时的重要身份有关，同时也与事后柯尔施与卢卡奇各自做出的截然不同的选择有重大关系。20世纪20年代柯尔施和卢卡奇都遭到了第三国际严厉的批评，卢卡奇作了一个一半出于策略一半出于诚实的自我批评，继续留在了共产主义运动之中。而柯尔施则拒不接受批评，坚持毫不妥协的立场，结果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此后他继续以“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名义从事理论活动。
[2] 参见Martin Jay: Marxism and totality, chapter three of “The revolutionary Historicism of Karl Korsch ”, p.130. Cambriage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3] 参见Leszek Kolakowski :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p.309,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 1978.
[4] 相关内容参见衣俊卿：《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1版，第103页-104页
[5] 参见王雨辰：《试论柯尔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及其对列宁哲学的批评》相关内容，载《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10期
[6] [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4页
[7] 同上书，第7页
[8] [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9页
[9] 衣俊卿：《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第83页
[10] [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3页-第4页。柯尔施在书中特别提到了梅林，这位比任何人都更彻底地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起源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再地重申他关于哲学问题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见解，自以为接受了“大师们不朽成就的前提”：“抛弃所有的哲学幻想”，柯尔施认为他以同样随便的方式对待黑格尔哲学乃至全部哲学，即简单地把它“随便扔在了一边”。所以柯尔施对此讽刺说，按照这样荒唐的逻辑，一个第一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他的个人哲学生活中不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叔本华的追随者的。
[11] 同上书，第4页
[12] [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5页
[13] 同上书，第19页
[14] 参见刘佩弦，郭继严：《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第182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60—65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16页
[18] [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32页。在这里所谓的“几个众所周知的马克思的语句和恩格斯后来当几个词语”，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以“实证科学”这一表达方式论述过一些问题，但在柯尔施看来，黑格尔说的“批判社会批评家并劝告他们去研究科学和学会理解国家的必然性和正当性”，但黑格尔所说的科学实际上是指哲学，而对于马克思来说，科学是重要的，不是出于黑格尔的理由，对于黑格尔来说哲学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使人与现实和谐，而是因为它颠覆这种现实。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的“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了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
[19] [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37页
[20] 王南湜、谢永康：《后主体性哲学的视域——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9页
[21] [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38页
[22] 参见Leszek Kolakowski :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 p. 312-p. 313
[23] [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38页
[24] [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翁延真译，重庆出版社 1993年，第61页
[25] 王南湜、谢永康：《后主体性哲学的视域——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第163页
[26] [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第28页
[27] [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32页
[28] 参见衣俊卿：《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第90页
[29] 相关内容请参见张秀琴：《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阐释》第二章，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
[30] [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49页
[31] 王南湜、谢永康：《后主体性哲学的视域——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第155页-第156页
[32] [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52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1页
[34] [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第49页
[35] [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51页
[36] 同上书，第47页
[37] [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28页
[38] 同上书，第25页
[39] 同上书，第70页
[40] [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63页
[41] 相关内容参见 Leszek Kolakowski :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 p. 318--p. 321
[42] [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第23页
[43] 同上书，第23页-第24页
[44] 参见俞吾金, 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0页
[45] [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74页
[46] 同上书，第81页
[47] 柯尔施对列宁的指责显然是失之于偏颇的。但这里无法展开对此问题的讨论，而只能指出对此问题的理解必须考虑这一事实，即其实列宁也是反对旧唯物主义的镜子式的反映论的，他之所以采用反映论这一概念来解释问题，是基于他认为当时哲学舞台上出现了形势的变化，必须强调唯物主义以反对资产阶级哲学中某些时髦倾向，而不是强调辩证法以反对资产阶级哲学的庸俗的、辩证法以前的和某些场合明显是非辩证的和反辩证的唯物主义，因此他的目的在于强调意识与存在二者的异质性，从而从根本上摆脱德国唯心主义的同一哲学的影响。但是柯尔施否认这种哲学舞台上的形势变化，他认为当代资产阶级哲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占统治地位的倾向不是由唯心主义世界观造成的，而是由带有自然科学色彩的唯物主义世界观造成的。
[48] [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83页
[49] 相关内容参见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第289页
[50] 参见王南湜：《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理路之检视》，载《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51] 相关内容参见王雨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略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