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日学术交流

序

一、与中国的相逢

二、与早稻田大学前校长西原春夫的相逢

三、与日中刑事法研究会的相逢

四、与中国犯罪学学会的相逢

五、与安田奖学基金的相逢

六、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结语

华东政法大学是一所代表着中国法学教育最高水准的知名高校之一。今天，我很荣幸能够受邀在此与大家分享我参与中日学术交流的一些往事与心得。首先，我要向给予我这次机会的刘宪权院长、于改之教授，以及为此次演讲做准备的各位老师和同学表示感谢！

其实，还是在华东政法学院时代，应苏惠渔教授的邀请，我曾经访问过贵校两次。与当时相比，贵校在校容校貌方面已经发生了众多变化，对此我是既吃惊又怀念。

在去年退休之前我一直是在以出版法律书籍为主要业务的日本成文堂出版社担任编辑部长，退休后我来到中国，现在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担任院长特聘助理、以及法学院图书馆日本分馆馆长职务。退休后来到中国的大学工作，在日本人看来可以说是前所未闻。

目前中国针对来华工作的外国人年龄限制一般为60岁。其实我已经超过了60岁，我是先拿到了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所颁发的外国专家证，然后凭此外国专家证才从中国入国管理局获得外国人居留许可的。虽然人民大学的外事处告诉过我，"只要有此外国专家证，即使超过70岁也能继续留在中国工作"，但是，我目前的想法是，只要还有继续留下来的价值，至少在70岁之前，我还是希望继续留在中国努力。

今天与大家所分享的话题是我与早稻田大学原任校长西原春夫教授一起参与的已经历时超过25年的中日学术交流活动。具体而言，主要是与大家分享几个相逢的故事，以及我是如何来到人民大学参加工作的。希望能够为在座的将来有可能成为中日友谊之桥的各位同学提供一些参考或建议。

首先我想谈一谈与中国是如何相逢的。1988年5月，我受中国登山协会的邀请访问北京，这是我与中国的初次相逢。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在第二年攀登西藏8047米高的希夏邦马峰的许可。

到达北京机场后，并没有见到说好一定会来接我的中国登山协会的某人。当我正在发愁的时候，遇到了另外一位迎接其他日本客人的中国登山协会的人，在我对其说明情况后，他对我说："要不你就和我所迎接的日本人一起去宾馆吧"，于是我就搭上了他们的顺风车。

那个时候,对于中国登山协会而言,恰好是当年最最繁忙的时候。其原因就是他们正在筹备"跨越国境攀登珠穆朗玛峰"活动,即中国、日本以及尼泊尔三国联合组队共同攀登珠穆朗玛峰这一世界最高峰。登上山顶的预定日期为两天之后的5月5日。这一天恰好也是日本的儿童节，到时电视台将会在山顶进行现场直播。本次登山活动的趣旨就是在于让儿童拥有梦想。从尼泊尔一侧上山，中国一侧下山，然后再从中国一侧上山，尼泊尔一侧下山。本次活动也可概括为是"无国境的不需要带护照的纵贯南北山脉之行"。

在机场偶然相遇的那位登山协会的朋友的指引下，来到了吃晚饭的会场。谁知该会场恰好也是为了准备两天后三国联合登山的总指挥们晚宴的会场。他们让我直接参加了他们的晚宴。虽说当时实在是太忙，没有人去机场迎接我可能确实是起因于中国登山协会工作的疏忽，但是，没想到他们会如此爽快地邀请我这个外人参加他们的晚宴，这让我感受到了中国人的胸怀之宽广。这就是我与中国初次相逢的经历。

接下来谈一谈我是如何与早稻田大学原任校长西原春夫相逢的。在我和你们差不多大的时候，也就是在21岁的时候，作为珠穆朗玛峰登山队先遣队的队员曾经在尼泊尔工作过8个月。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迎接和接收从日本来的48名队员和35吨的登山物资，以及雇佣被称之为 "Sherpa"的帮助搬送物资的当地登山向导，将送达印度calcutta港的登山队物资通过陆路一直运到登山基地等。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学习到了很多在大学校园里根本就学习不到的东西，特别是我学会了"有效管理物资（logistics）"、"运用策略(tactics)"以及" 讲究逻辑（logic）"的基本框架，而正是这些为了日后成功登顶喜马拉雅山发挥了关键作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我掌握了与外国人的相处之道，即"要会换位思考"。

世界上超过8000米的高峰有14座，珠穆朗玛峰的高度将近9000米，与其他13座山峰的状况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对于以攀登喜马拉雅山为最高目标的登山家而言，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有着特殊意义，是非常令人憧憬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初次见到珠穆朗玛峰以及喜马拉雅山时，所产生的对自然的崇敬、敬畏之心至今仍然印象深刻。

因为参加了这次登山活动，我的毕业时间就延期了一年。但比较幸运的是，我毕业后得以在成文堂这一法律出版社就职，并且得以在那连续工作了37年。正是在成文堂，我遇到了之后成为早稻田大学校长的西原春夫教授。西原教授相当于是成文堂的顾问，在成文堂的创设和发展阶段为其作出过很多重要贡献。

之所以要提到攀登喜马拉雅山的话题，是因为西原教授其实是教我登山的恩师的师兄。他喜欢山，而且非常喜欢滑雪，即使是在担任早稻田大学校长期间，也每年都会挤出时间去大约距离东京５小时车程的新潟县苗场滑雪场，在那一边享受滑雪的乐趣，一边处理作为校长的行政工作，并且创作学术论文。而我当时则经常负责接送西原教授。

大约是在第几次的接送途中已经记不清了，在车中西原教授曾经对我说过这么一段令我记忆深刻的话，"将来属于中国的时代肯定会到来。日中之间特别是学术交流将越来越重要。而与金钱没有任何关联的刑事法学的交流，则会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领域。我出脑力，你出体力，我们一起努力，在日本的刑事法研究者中尽可能地培养亲中派学者"。现在距离当时已经过了25年，现在中国蓬勃发展，现状正如西原教授当初所预言的那样。

据西原教授介绍，他在1986年应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作为早稻田大学的代表去上海做讲座，第一次访问了上海。在讲座结束后，应邀去杭州与绍兴参观，当时李寿葆会长（2000年去世）特意陪同其一同前往。在去的途中，在汽车里的聊天中得知中国结束文革，制定出刑法还没有超过10年。考虑到中国刑法的施行还没有到10年，肯定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西原教授向李会长提议中日之间进行刑事法学术交流。由于刑法中包含着很多敏感问题，再加上当时日本与中国几乎都没有与外国进行学术交流的先例，西原教授估计对方会回答："好呀，我们考虑考虑"。没想到李会长当时就直接回答："这个主意好呀，那么就在明年在上海一起举办研讨会吧"。最终两人决定"一起主办"。这就是中日刑事法学术讨论会（现在已改名为"中日刑事法研讨会"）诞生的瞬间。正是这样，通过与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合作，迅速成立了中日刑事法学术讨论会，在刚开始时，西原教授担任会长，我担任事务局长。

中日刑事法学术讨论会成立当初的设想是，只举行一个来回，即在上海与东京各举行一场，主要是相互之间向对方说明本国的刑事法制现状。没想到该学术讨论会后来居然连续举行了十四届。对其进行归纳分类，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可以将第一届至第六届的会议归纳为第一期。其理由是，在举办前六届的会议时，中国方面的赞助单位一直都是上海市对外友好协会，而且参会讨论的人员也主要是来之上海地区。第一届中日刑事法学术讨论会，于1988年由李寿葆会长与西原春夫教授分别担任团长在上海举行。当时，中国政法大学的陈光中教授也出席了本次会议。第二届于1990年在日本的早稻田大学，第三届于1992年在上海，第四届于1995年在日本东京，第五届于1997年在上海，第六届于1999年在日本的爱知大学举行。这六届会议可划分为第一期，会议的主要讨论内容，几乎都是参考当时华东政法学院苏惠渔教授的建议而选定。

　第二期（总计第七届至第十届）的会议，主要是因为应中国方面的要求，为了将该会议扩大为能够覆盖全中国的研讨会而采取了扩大化的方针。成立以来的赞助单位一直都是上海市对外友好协会，从这一期开始赞助方则变为苏惠渔、高铭暄和马克昌这些知名学者，事务局长则变为由在德国留学期间与西原教授相识的冯军老师担任。而日方作为呼应，西原教授则为了进一步加深与中国的交流，为日中刑事法研究会制定了基本方针。其具体内容为：

"日中刑事法研究会，以促进日本的刑事法学者、实务人员与中国的刑事法学者、实务人员的相互交流为目的，于1988年所创设的日本的唯一团体。其主要是通过开展以下活动来为增进日中之间刑事法学的学术与实务交流。

１）主办日中刑事法学术研讨会等国际会议。

２）为以研究和调查为目的而来日本的中国研究者与实务人员提供帮助。

３）为接受来之中国的长期攻读研究生课程的留学生提供帮助。

４）为出版涉及日中两国刑事法学的学术著作提供帮助。

５）向中国赠送日本的法律图书。"

其第一次会议被称之为"二十一世纪第一届（总计第七届）中日刑事法学术研讨会"，于2001年9月在北京，第二届（总计第八届）于2002年10月在武汉大学，第三届（总计第九届）于2004年5月在日本的京都大学与同志社大学，第四届（总计第十届）于2005年8月在吉林大学举行。这些可以划分为第二期。

第三期（总计第十一届至第十四届）的会议，主要是因为日方考虑到此交流活动应交由年轻一代的学者接手，日方代表由西原教授变为东京大学的西田典之教授，而中方代表也改由陈兴良教授、张明楷教授、刘明祥教授以及梁根林教授等年轻学者担任，会议的名称也改为"中日刑事法研讨会"。其第一届会议（共计第十一届）在日本东京大学，第二届（共计第十二届）在人民大学，第三届（共计第十三届）在日本中央大学，而第四届（共计第十四届）则于今年九月在西安的西北政法大学举行。非常遗憾的是，作为日方访问团的团长并一直非常期待此次会议的西田典之教授于2013年6月突然去世。其职务由同属于东京大学的山口后教授与佐伯仁志教授接替。出于以上等原因，我将中日的学术交流分为以上三个阶段。

由西原教授与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相逢而开创的中日刑事法学术讨论会，无论是日方还是中方都已顺利地交由年轻一代的学者接手，在将来也一定能够持续而顺利地进行下去。我在参与准备这些会议时，从攀登喜马拉雅山中所学习到东西发挥了重要作用。属于不同领域中的登山体会，在中日学术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主办中日刑事法研讨会，日中刑事法研究会于2005年6月，接待了以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之后成为学会）王牧会长担任团长的由十三名成员所组成的访日代表团，当时我作为事务局长直接参与了接待工作。该访日代表团成员与以往的刑事法研讨会的成员不同，大多数是法律实务界的专家，因此他们的交流活动主要是访问日本法务省矫正局等机关、参观日本的监狱等场所。

该代表团在完成了所有访问活动准备回中国的前夜，邀请西原教授参加当年7月即将在贵阳（贵州民族学院）召开的第十四届中国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学术研讨会。由于该邀请来的比较突然，西原老师无法调整日程，没法直接参会，于是就委派我作为他的特使访问贵阳。其实，正是这次去贵阳的代理出席，成为了后来创设犯罪学研究会的契机。

在贵阳的会议期间，在我代读了西原会长的致辞之后，从下午一直到第二天的一天半时间里，一直得到了王牧会长夫人的陪同与照顾。正是有了这段时间的交流，为日后共同创设中日犯罪学学会奠定了基础。不管是在中国还是日本，会长夫人都有着很强的影响力，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6年6月，第十五届中国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学术研讨会在四川省绵阳市（西南科技大学）召开，以西原教授为团长、共有7名日本学者参会。西原教授作了题为"建设和谐社会与修复犯罪被害关系"的报告；早稻田大学的石川正兴教授、东京大学的佐伯仁志教授、日本法务省刑事局国际科的松本丽检察官分别作了题为"建设和谐社会与犯罪者矫正制度"、"建设和谐社会与刑事政策"以及" 跨越国境的犯罪搜查"的报告。印象深刻的是，可能是由于当时在日本女性检察官还并不多见的缘故，在介绍到松本丽检察官的时候，会场响起了特别热烈的欢呼声。

通过这次会议，西原教授决定将日中刑法研究会的活动分为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犯罪学三个领域来分别进行。如上述，以刑事政策与犯罪学为研究专长的石川正兴教授刚好参加此次会议，很偶然，在回国的飞机上我与石川教授刚好坐在相邻的座位上，在闲聊中我将西原教授的想法告诉了他，更巧的是，由石川教授担任所长的早稻田大学社会安全政策研究所恰好刚刚获得了日本财团法人社会安全研究财团的科研经费支持，于是，此事立即有了眉目，最终我们决定一起共同创设日中犯罪学学术交流会，由石川教授担任会长，每年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至此，日中的犯罪学交流活动终于从日中刑事法研究会中独立出来。

其后，由西原教授提出规划，在日本财团法人社会安全研究财团的大力赞助之下，设立了日中有组织犯罪共同研究项目，经过一年的准备、三年的实行，共开展了四年的共同研究。其研究成果，以《中国有组织犯罪的实证研究》（王牧、张凌、赵国玲主编）为题的优秀结题报告已经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该科研项目的主要内容是将中国全境分为八个区域，分别对每个区域的有组织犯罪的倾向进行调查。

我曾经在日中犯罪学学术交流会中担任事务局长，在日中有组织犯罪共同研究项目的事务局担任审议会委员。通过参与日中刑事法研究会以及日中犯罪学学术交流会的活动，让我有机会见识到了中日两国一流学者的思考能力、组织能力、交涉能力以及规划能力，而这些在通常的出版编辑工作中是很难有机会经历得到的。

接下来与大家分享我和安田奖学基金相逢的故事。该奖学基金由日本以前的安田信托银行，现在已更名为MIZUHO的银行，在30年前所创设的专门以亚洲留学生为对象的奖学基金。因为从成立当初开始，西原教授就一直担任该基金的运营委员会的委员长，所以，该基金在中国也被称之为"西原奖学金"。

该基金申请规则规定，申请对象仅限于博士课程在学或毕业的博士论文已经快要完成者，不限专业。奖学金的获得者候选人主要由运营委员会的几名委员各自推荐产生。西原教授从一开始就定下将自己的推荐名额限定为专门研究刑事法的来之中国的留学生的方针，并且将具体的推荐工作委托给了我。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是在遵循该方针的基础上，对申请者进行选拔、面试和推荐。现在看来，该方针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很多获得了该奖学金的留学生最终都回到中国参加工作，并且已经成为了中国刑法学者年轻一代的中坚力量。

他们在东京留学的时候，都非常勤奋努力，在这里我想特意地介绍一下他们，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敬意。

李海东先生，现在在上海从事能够活用日语和德语的律师工作。

鲁兰女士，现任中国司法部犯罪预防研究所研究员。刚才所提到的中日有组织犯罪共同研究项目就得到了他所属的司法部犯罪预防研究所的协助，她承担了对犯罪服刑者的口头调查工作。

冯军先生，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通过他我认识了于改之教授。　

张凌先生，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犯罪学学会的常务副会长。是上述中日有组织犯罪共同研究项目的执行者之一。

丁相顺先生，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比较法学会常务副会长。

张家宇先生，比较遗憾，已因病去世。

崔光日先生，现任日本尚美学园大学教授，不是刑法而是民法学者。

陈家林先生，现任武汉大学教授。

王充先生，现任吉林大学教授。

肖萍女士，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付立庆先生，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苏明月女士，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在两年的留学期间里完全融入进了日本文化。总是笑容可亲，即使是在早稻田大学的行政人员当中也很受欢迎。

吕英杰女士，现任厦门大学副教授。

秦一禾女士，现任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韩海兰女士，现为延边律师。

于改之女士，现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付玉明先生，现任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

刘建利先生，现任东南大学副教授，在早稻田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在于改之老师结束了两年的留学生活即将回国的那天，我用车将她送往成田机场，刚好那天刘老师也来为她送行，我们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

蔡芸琦同学，现为早稻田大学的博士课程学生。

黄士軒同学，现为东京大学的博士课程学生。

何龙同学，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课程学生，现在在日本成蹊大学留学。

最近的一位奖学金获得者是得到了刘院长和于老师推荐的华东政法大学的周舟同学，周舟同学将利用安田奖学金在今年的年底去早稻田大学留学。希望他能够好好努力，在将来能够像以上所提到的这些学长一样，成为中日之间的友谊之桥。至于明年的奖学金，已经收到了来之于北京大学学生的申请。

通过推荐安田奖学金，让我有机会充分了解到了留学生的辛苦与烦恼，以及他们来日本留学的意义。他们即使回到中国，也会通过邀请我参加他们婚礼等方式，继续保持交往，相互交换信息。与安田奖学基金的相逢，为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深入了解中国留学生的机会。

在以上所提到的几次比较大的相逢之外，在我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任职之际，也经历了不少相逢，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我要特别提及三位老师。

首先要提到的是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的吕艳滨先生。2003年，在我被聘为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的外国人理事的时候，吕老师为我开设了个人网站，并且帮我整理了在中国所开展的各项活动，增强了我在中国的存在感。我觉得正是该个人网站的存在，对我之后顺利进入人民大学参加工作发挥了重大作用。

其次要提到的人是丁相顺先生。当我在1995年与铃木敬夫教授夫妇以及成文堂董事长夫妇一起访问吉林大学的时候，当时有一名博士课程的学生，从头至尾陪同照顾了我们。后来得知，他之前虽然已经学习了好多年的日语，但是第一次遇到的日本人甚至是外国人刚好就是我们。其实他就是现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丁相顺教授。丁老师是非常重视缘分的人，正是他为我来人大任职创造了契机。

第三位必须要提到的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韩大元院长。他的独著《中国宪法的理论与实际》在1996年翻译成日语从成文堂出版，恰好当时我就是编辑部中负责这一工作的人。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们才相互认识。在商讨具体来人大工作事宜时，我曾经问过韩院长，"来了人大之后，我可能还会帮助中国的其他大学做一些事，可以吗？"院长的回答是，"只要你别忘了你在中国的身份保证人是人大法学院就行，即使你在任何大学开展活动都没有关系"。冲着这句话，我就下定了来人大的决心。这就是我与具有大家风范的教育管理者的相逢。

以上，所介绍的就是我在来人大赴任之际与三位老师相逢的故事。如果有人问我，你现在在人大生活过的怎样？那么我的回答就是，比如，看到网上有"中国式过马路，只要大家一起闯就不怕"的言论，由于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我就会劝我的学生，大家都是受过高等教育而且是正在学习法学的大学生，我们必须要树立起即使自己周围的人都这样我们也坚决不能做的信念。正如这样，我现在就是经常与人大的学生讨论着这类话题，生活的很快乐。当然，目前比较令我烦恼的就是北京的大气污染……。

现在，回首这已经历时25年之久的中日学术交流，通过西原教授，我获得了众多相逢的机会，利用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经验，在被赋予的中日进行学术交流的大环境中，尽量发挥了在37年的职场生涯中所逐步建立起来的人脉关系的作用，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帮助别人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人才是真正的引路人。

希望大家能够早日找到自己的方向性，好好设计自己的人生，通过各种各样的经历，拥有众多美好的相逢，邂逅自己人生中真正的引路人。另外，请记得自己成为引路人的那一天也会越来越近，与此同时，快乐而有意义地度过自己人生中的每一天。

虽然时间还并不长，很感谢能够作为中国这一巨大国家的一名成员而被接纳。今后我会一如既往地为中日的学术交流贡献微薄之力。我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多谢大家的倾听！

（本文翻译：刘建利 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