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

2003年西南政法大学迎来了建校50周年校庆。这所法学院偏安歌乐山下，在此前经历了一次磨难：她的隶属关系从司法部划归重庆市政府；甚至，学校本身也差点成为法学教育史上一个死去的条目。在学生们打出了“宁做西政鬼，不做重大人”的口号之后，学校是保住了，只是从中央军变成了地方系之后，遭此那些培养了或者被培养的“新三届”主力们也落野扫秋风一样各奔前程。

    如果把这看做逃难的话，程燎原即是逃难队伍中的一员，他们7位博导轰轰烈烈地集体迁徙到了名不见经传的湘潭大学。2002年七八月间，程燎原的铁杆王人博也来到了笔者的母校，——刚刚划归教育部的中国政法大学。笔者做为校报记者采访王的时候，王人博坦言朋友们都走光了，他无法不走。王人博在中国政法大学短短时间内就博得了法大学子的芳心，程燎原们也是吧？！

    这段历史肯定是法学教育史上不可忽视的一笔，根据修史不修当代史的传统，这笔帐让我们的子孙来还吧。后人的眼睛是雪亮的。

    应该说，西南政法大学出来的“新三届”们是有良心的。他们人在天下，心怀西政。在母校迎来50华诞的时候，这帮流落四方的西政人没有想着去人民大会堂搞个庆典，却自导自演编了一套50本的“西南政法大学学子学术文库”，给命运多舛的母校献上了一个高雅的生日蛋糕。水平可能参差不齐，价值可能各有高下，但是儿不嫌娘丑，娘也不嫌儿不帅，我相信西政一定会在被命运扼住咽喉的突围中，笑纳孩子们的礼物。程燎原的《清末法政人的世界》即是这五十分之一。

    一

    任何历史都是人的历史，包括法史亦然。可是我们的法史，大多是没有人的历史，甚至那些自称或他称“××家”们，在长年累月的闭门造车之后，自己也变得不人不鬼了。从这一方面来说，程燎原的《清末法政人的世界》首先给绝望的人们以安慰，不啻法史荒漠里的甘泉。所以第一眼看到这本书，我想都没想，就买了下来。

    根据程燎原的自述，《清末法政人的世界》仅仅是其“中国近代法政人研究”的第一卷。作者坦言，“我仍然偏向于采用历史的方式来讨论这类问题。这不仅可以让我们拥有观察今日中国‘法律人’问题所必须的历史眼光，而且可以使我们发现关于‘法律人’的时论中存在的某些偏误与缺失。”（自序，第7页）这颇有托古改制的意味。今天的“法律人”们值得研究者的确不多，却动辄分门别类，明争暗斗，动不动以“我在中南海讲法制”之类的不可一世的虚骄，飞扬跋扈，时不时“拿一个命题或主张，称之为思想、学术‘创新’，并以此招摇学术、思想界”（自序，第6页）。笔者以小老百姓的心肺揣度，像程燎原这样的逃难者们，肯定惹不起天子脚下的人，只好翻翻老祖宗们的像册，期望这些暴发户们有朝一日能够自惭形秽，顺便挣点课题费养家糊口。

    如果说这只显露出程燎原的“聪明”的话，在那些“家”们看来，程燎原真正做的，简直是傻到家了。——我想肯定有人会这样说，你小程（或者老程）那么认真干吗嘛，谁不知道学术就是不学无术，找两个研究生抄抄剪剪课题费不就倒手了嘛！假正经！虚伪了吧？我呸！搞死你，再踩上一万只脚。但愿程燎原没有听到有人这么说，否则会很伤自尊的，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有很正二八经的自尊心的。

    程燎原真是厚道人。就这个课题本身来说，放眼国内不管研究法学史的还是研究法学教育史的，至少在程燎原的书出版之前，还没有人认认真真地涉猎过这一领域。这种特立独行的选择本身，对于作者来说就是一个考验：内容上，不管是打开GOOGLE还是百度，想复制粘帖都是一相情愿的妄想，横下心来抄点吧，却是没得抄，只能老老实实地从头做起，有朝一日供他人抄袭；材料上的难度更大，较之经管励志类的书籍，对于这种不赚钱的活计根本就没有出版商问津，要想在没有路的地方杀出一条血路，只有老老实实地埋下头来，在那些臭味相投的故纸堆里咬文嚼字。程燎原的厚道成就了他的独创性，这一点需要记一等功一次，希望那些准备站在程燎原的肩上往上爬的人们，在拷贝的时候想想他的不易，不给稿费好说，至少给人家署个名，对于一个要脸的知识分子来说，署名和他的尊严一样重要。

    在洋洋洒洒35万字的叙述中，丝毫看不出程燎原投机取巧的痕迹。其他的先不说，附录中程燎原制作的两个附表，近50页的《清末各省（1908~1911）留日法政毕业生及未毕业者名单》和近20页的《清末中央和地方行政系统法政出身人员名录》，就可以看出程燎原对这些法政人们费了多少心思。这两个俯表没有“板凳要做十年冷”的精神恐怕是不容易弄出来的。也正是这两个附表，不光奠定了程燎原《清末法政人的世界》这本书的框架，对于此后同主题的研究来说，研究者们的确省力不少，——所需要做的就是按图索骥查找，然后重新录入而已。我想，就这两个附表，尽管只是在附录中出现，但对于《清末法政人的世界》本身来说，就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呜呼！满纸寻常字，辛苦不寻常，程燎原实在是劳苦功高。

    二

    当然，对于程燎原的《清末法政人的世界》这本书来说，其具体的内容所述及的，那些清末法政人们的学习、行为等等，对于我们当下的法治构建，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本书说的是“他们”的世界，实际上也是“我们”的世界，化用一位伟人说的，世界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我们大家的。他们的世界，也是我们的世界。

    “他们”与“我们”的差距，确切的说，除了时间的差距外，似乎没有别的差距。李慎之尝言，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但是没有终结专制的传统。“他们”当时所面临的历史课题，即专制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似乎和“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课题差不多，不光出发点都是试图依靠法治救亡图存，维护统治，就连其面对的困境似乎都极为相似，——我们总是玩啥不是啥，在国外美其名曰法治，引进到国内似乎就成了一个垃圾筐，不管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放，依法治教，依法治水，依法治火，依法治县……完全是驴头不对马嘴。

    有了这种反差，他们的世界看起来似乎更亲切一点，毕竟他们的世界里，法治是一个很高尚的词汇。而我们的世界里，法治却像大锅饭一样，有着产权不名、责任不清等弊端。他们的世界，可以说也是我们的梦想。

    别人且不说，以老头子沈家本为例，几乎是到了退休的年龄，却突然风云际会，站在了历史的颠峰，为中华帝国法制传统的现代化转型立下了汗马功劳。老头子没有去跟人吹，我在哪儿哪儿讲法制了，也不把跟别人的合影印在书里流芳千古。老头子做的，就是在故纸堆中找出老祖宗自己的传统，并按照老外的模式进行现代化的重新修订。说实在的，要是没有沈家本，也许我们现在还得耳闻目睹腰斩、宫等刑罚；不过话说回来，有了沈家本，该示众的我们也照样示众。

    在程燎原的视野中，沈家本等人也只是所参照的一部分。其更看重的，是上万名留学日本的法政学生。正是这些学生，修订了爱新觉罗家的法条，搞起了辛亥革命，其影响甚至影响了中华民国很远的历史。

    三

    当然，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来，这些留日的法政人也有他们的不好，我们要注意分清敌我矛盾，划清界限。留学日本，肯定不能说日本不好，再说海归，不管是哪儿的海龟，都是我们津津乐道的谈资。结果这种不良风气弄得这些三好学生们，有时候难免同帝国主义划不清界限，甚至沆瀣一气，拿着人家的脚指头当熊掌啃，一不小心遗臭万年，比如我们都知道的，五四运动册封的“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还有二十年后的汉奸汪精卫。从程燎原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来，这几个同学都是当年留学生中的佼佼者。

    他们世界里也有不好的成分，我们做梦的时候，要注意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做梦就做美梦，不做噩梦。由于这些跟主旋律无关，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