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点滴忆老友

时光花再，转眼鑫贤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虽然关山阻隔，阴阳异域，但是每当回忆起老友的音容笑貌，一切仿佛就在眼前。
    2000年我有了属于自己的新居，头一次有了自己的书斋，该给自己的书斋给个合适的名字，经过再三推敲，拟用陶渊明《归去来辞》中的名句"审容膝之为安"起名"容膝"。极言其小、仅可容膝，而又自得其乐，安于蝎居，商之于老友，认为可以，并慨予代书匾额，书成之日，我请匠人制成半椭圆、黑底金字，连夜悬挂于书斋之上，后又承赠诗一首，并由其自请人装帧。诗是这样写的：
        恬淡蓄奇志　清芳话古凤
        歌吟传雅韵　楼上择高林
        豈仅能容膝　分明可卧龙
        翌朝乘云雾　比翼跃长空
    诗前附有短序　文日"
    "家驹崇昭贤伉俪喜迁新居，颜其斋名曰容膝，诗以颂之"。
    不知这首诗收入他的诗没有，惟恐散失，特全录于上。
    诗中巧用了书斋名，而又论诸美妙的幻想。只可惜驽钝如愚，有负老友乘云腾雾的厚望，但老骥伏枥，从不敢稍懈一时也。
    过了不久,我女儿又求他书写经典警句以激励同仁。老友对于要求墨宝者从来是来者不拒。只要把工作接下来便认认真真去完成，他选了《礼记》中论学习的五句箴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全文将近十七字，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老饶展纸临墨，先在小幅上试写，认为可以了，才又写成长幅，写好后突然发现掉了一个字，补上以后还不满意，便又从头再写。他把最终写好的交了卷后，我就把他丢掉的拣了起来，说这也是可以付诸后世的墨宝啊！拿回家来，贴在书斋的墙上，就这样又保留了一份老友的墨迹。
    我的书斋除了陈列他的墨宝，还收藏他的力作，诸如《中国法律思想史纲》、《中国法律史论稿》，这里面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这一切都提示我，老友没有远去，老友仍在身旁。
    说起和老友的交往，那就需要回溯到半个世纪以前了。
    我最初结识老饶是在半个世纪前的1951年。我刚由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分配到南京市人民检察署工作。法院和检察署同在一个大院，比邻而居，因此时相往还。他当时已然是南京市人民法院的中层干部，官居秘书之职，不久即升任市法院的秘书室副主任（那时江苏省还没成立，南京市沿袭特别市的建制，市法院就相当于省高级人民法院）。当时年轻的共和国正在开展急风骤雨的"镇反"运动，南京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本营，"镇反"的任务特别重，相应地在他身上的担子也就越来越重。以市法院为主成立了"镇反"办公机构，整个文秘工作都由他具体负责，包括全盘的文秘工作到政策界限的研究。我在市里召开的大会上听过他的报告，在检察署和法院的联席会议上也常常由他代表法院发言。听他分析起案件来一套一套的，心里佩服得不得了。我们从旁观察感觉到不论日常具体工作有多忙，头绪有多多，他都能从日常工作中沉下心来，把"镇反"的实践提升到刑法科学的角度来研究、来探索，所以才使人们从他的言谈分析中感受到理论的深度，为他日后到北京大学法律系讲授刑法课作了踏踏实实的理论准备，作为一个司法实务人员既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又有相当的法学理论功底，这就无怪他讲授的刑法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
    然而好景不长，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接踵而来。先是因对调查三面红旗实际中的情况做了客观反映，直言获罪、忠而见疑，奉命再三检讨，过不了关；接着又因审干中被怀疑有重大历史问题，而屡遭审查，并被逐步升级成为敌我矛盾，成为历次运动中的"老运动员"。那时我也调到了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作研究工作。我们旧有的友谊在新的环境中得到延续，得到升华。运动一来，我们只有停止往来，运动过去，便又来往。然而可贵的是即令身处逆境，每次见面他都仍能保持乐观情绪，坚信他的问题党总会搞清楚的。在这样严酷的政治气氛中，一个经常被"专政"的人员显然不适合再接触刑法了，可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转向了法史的教学。直到拨乱反正，他的政治历史问题终获解决，一切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的罪名被统统推倒，终于还他以清白之身。我去北大看他，为他高兴，为他庆幸，我私下向他交心说:刑法的政策性太强，不适合我们受过旧法教育的人搞。我看这样也好，你从刑法转向古的，专攻中国法制史；我呢，从刑法转向洋的，搞国际经济法，让我们在各自的新天地里，从头开始，各展所长吧！他在法史方面默默耕耘着、开拓着，凭着他深厚的古汉语根底和法学修养，凭着顽强的研究和开拓精神，十年磨一剑，卓然有成，在法史领域终成一家之言。相形之下，我是自愧弗如了。
    我想老饶就象一块金子，放在哪里都会闪亮。作为一个出色的司法实务者，他见了证了我国早年刑法成长的历史，循着条驾轻就熟的道路走下去，他本可以成为一个杰出的刑法学者，然而命运把他放到了法史教育的岗位，在这个岗位上，他又以百折不挠、一往直前的精神，浇灌出一片万紫千红的。
    老饶留给我的精神财富太丰厚了，值得我们永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