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先生留给我的启示

饶先生去世已近一年了。
    20多年前，本科三年级，我第一次见到饶先生的形象和感受依然生动：头发花白，衣着整齐，四方脸，英俊儒雅。饶先生是湖南人，有一点口音，不重，而且不影响授课效果，相反些许的南方口音反令人感到饶先生授课抑扬顿挫。
    饶先生教的是中国法律思想史，班上的同学都感到饶老师的课是当时法律系老师讲得最好、也最有收获的课之一。正是在饶先生的影响下，毕业前夕我选择了法律思想史的题目写作本科毕业论文。只是由于我写的题目是孔子法律思想，饶先生带不过来，就将我转到了张国华老师门下，由此我才认识了另一位杰出的学者。也是在饶先生的影响下，我报考了饶先生的研究生，但由于其他变故，我没有上，去了广州。两年后，在饶先生和张老师的鼓励下，我又考回了北大法律系，专业仍然是法律思想史，虽然由张老师指导，但饶先生仍然是我的指导老师之一。
    由于这种师生关系，我经常去饶先生家。几乎每次去，饶先生都坐在书桌前，写东西或者是看书。我的记性不好，许多具体事情都很模糊了，但有几个印象很深，先生的家总是很干净、整齐，即使放满书的书桌上，也收拾得干干净净--不知是先生的整洁还是师母的功劳；书桌上还似乎总有一两本打开着的书，上面会搁着先生的老花镜。这种情景几乎每一次都令我感到不安：是否打搅了先生？但是先生和师母非常和蔼可亲：无论如何，师母总是会给我和同去的同学泡茶，而先生会和我们先闲聊起来，逐渐进入学术，我们也逐渐忘记了刚开始时的不安。
    一年后，我就出国了。一去就是7年。92年回国之后，我和先生在同一个教研室；那时还不像现在这样忙，还不时去先生家；先生依然是非常忙碌，依然住在中关园，依然是窗明几净，依然是一杯清茶、一绺香烟，书桌上依然有几本摊开的书，书上一付明亮的眼镜……
    大约两年后，先生退休了；先生来系（院）里越来越少了，有时还得师母陪着，头发也几乎全白了。我也因为教学、研究和工作日益繁忙，与先生的交往少了；每次见面，只有时间寒暄几句。2003年春节，我去看望先生，这时先生已经患病在身，但是先生精神仍然很好，我感到先生完全可能战胜病魔，多活几年；虽然我不相信奇迹，但总觉得人生不可能没有特例。但是，不到年底，先生就走了……
    饶先生同张国华先生一起，是中国法律思想史这一学科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他们两人一起，先是在北大法律系，然后是在全国法学院创设了法律思想史的课程，编写了最早的一批教材，组建了中国法律思想史学会，创办了《法律史论丛》，首先在北大法律系创立了法律思想史的博士点，培养了这个学科最早的一批硕士和博士，而其中许多人，如今已经成为学界或其他行业的骨干。
    多年的交往，先生在教学科研上给我留下了两点非常重要的启示和感想。
    第一是如何教好书。在各个学科中，都有因社会需求带来的冷门和热门课程之分，特别是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课程似乎很难吸引为市场积压的学生。但是，我常常想到饶先生教授的课程，80年代初，当时法学教育虽然刚刚恢复，中国法律思想史却也不是法学的热门，因为它与现实联系并不紧密，也不很"实用"。尽管如此，我们班的同学却一致认为饶先生中国法律思想史讲得很好，深入浅出，总是给人以启发；课堂上学生总是坐得满满的，不像其他课程有学生逃课的现象。因此，在我看来，课程本身是否社会的热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老师是否在你教授的学科中有真正的见解，是否能够用知识的力量吸引人。任何学术都会有兴衰，会有市场价值的问题，这些不是我们个人所能控制的事情，甚至这意味着社会的可喜发展和变化；只是面对变化的社会和学术市场，我们作为教师只能相信学术和讲授的力量，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创造学术的市场。
    第二是有关学者的意味。由于文革和之前左的错误的耽搁，也由于当时非常有限的出版条件，饶先生以及他们那一辈学者创作发表的著作相当有限；今天，文革之后进入大学的这一代法学人，在各方面的条件都要比饶先生他们好许多，许多学者发表的著作也要比前辈学者更多。但是--也许是怀旧--我总觉得饶先生比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都更像是一位学者。我说的也不是饶先生的儒雅和书卷气，而是出自近年来自己的一些生理经验。当年我认识先生的时候，先生已经50多岁了，但每次去见先生，他几乎都在读书写作；一直到退休后，还不时有新作发表和出版。我今年还不到50了，眼睛有点花了，看起书来麻烦多了；但恰恰是这种经验，我才更感到饶先生那一辈学者在文革之后重新开始学术开拓并长期坚持是何等的不容易。我们常说，学者的一生要活到老、学到老；之前，我觉得只要潜心学问，尽量不受外界干预，保持年轻时的学习习惯是很容易的，只是近年来我才体会到饶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得付出格外的身体的艰辛，因此也更多理解了作为学者的意味。我们这一辈学人年龄如今还不到当年饶先生的年龄，但我们这一辈学者也终将老去，10年后或20年后，我们又有多少人还能像饶先生那一代人坚持学者的生涯呢？更何况，在今天更为开放的转型社会中，对学术的各种形式的--包括诱惑我们的--干预和干扰也并不少。
    记住这些，并在今后的生活学习中努力，我相信，这就是对先生的最好告慰和纪念。
    
    2004年9月30日于北大法学院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