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权规范的实施
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前校长、荣休教授 成乐寅
（2019年10月31日）
尊敬的与会嘉宾们，女士们，先生们：
非常荣幸给大家宣读我的论文——关于人权规范的实施。我们知道，纵观历史，人类一直在争取自由和权利。古代和中世纪的时候并非所有人都受到同样的对待。由于国家受君主的绝对统治，所以人民仅仅是独裁者的臣民而已。在非洲各地的奴隶贸易中，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曾经被当作商品来对待。随着现代公民社会的建立，人们争取自由和权利的斗争，开辟了人权的新视野，人民开始挑战绝对君主的权威。1215年的《大宪章》，不仅使英国成为了民主的前沿，也在历史上开启了人权的崭新篇章。此外，美国的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开辟了人类自由和权利的新天地。我的发言将会谈到人权和基本权利在当代世界的发展。
我发言的第二部分是人权与基本权利。人权以及人类的基本权利构成了整个人权的基本概念，目的就是要保护自由、保护这些基本权利。人权，在法语当中有另外一个说法，在德语里也有别的表达方法，有的时候也把它们称为基本权利，这些概念都是表达同样一个概念。我的发言将会来谈一个区别，同时也会谈人权跟基本权利的融合。公民权利在法语当中，在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当中强调了人作为公民的权利，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人权和基本权利之间做一个区别。在普通的意义上，人权作为一项自然权利，在法律层面、在哲学层面都有很多讨论。相反来说，基本权利进入了实证主义法律当中，包括宪法当中，由宪法赋予基本权利价值。德国基本法也对基本权利做了相关规定，而且它跟法国有关公民自由的规定是非常类似的。另外，自由、平等、博爱都是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座右铭，这也是为什么这句话被载入了法国现行宪法。自由和平等是传统的原则，博爱在现代世界得到了强调，但博爱的理想直到第四共和国才完全实现，第四共和国宪法的序言也阐明了社会权利。在过去，社会权利是不在人权范畴里的。
下面我谈一下对基本权利的保护，20世纪福利国家对于人权的保护。首先，要争取自由，自从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我们看到，关于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保护得到了强调，个人成功地实现了对公权力的限制，目的就是要更好地保护人权。在福利国家社会权利得到了非常好的实现。在18世纪，社会权利不被认为是人权中的一项，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当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面临危机的时候，社会权利也开始得到了强调，人民开始把社会权利慢慢的看成是一项基本权利。
我再说一下第三代人权的出现。第三代人权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强调了团结的权利。人权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主要关注的是公民、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而第三代人权包括发展权、和平的权利、通讯的权利、健康权、健康的环境权利，以及获得人道主义援助的权利。
下面讲第四部分的内容，人权的国际保护。首先是《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为有效保护基本权利，国际权利保护体系和国内的权利保护制度都是非常必要的。一战以后，各国开始讨论如何在国际层面保护人权。这种人权的国际化在二战以后便被机制化了。
第二，区域的人权制度，区域人权制度的起源与1949年欧洲理事会成立是不可分离的。欧洲的人权保护制度带动其他区域也采取类似的人权保护工具。美洲国家组织在1954年起草了一个公约的草案，即《美洲人权公约》，它在1969年11月得以通过。1988年美洲国家进一步签定了一个议定书。早在1961年，《非洲人权宪章》便被提了出来，《非洲人权宪章》生效的年份是1986年。《伊斯兰普遍人权宣言》在1981年的时候也通过了，《开罗伊斯兰人权宣言》在1990年8月5日通过。《独联体国家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在1995年也获通过。对东南亚区域人权机制的讨论早在1965年就开始了，当时是在曼谷，目前仍然在持续。
下面再说一下联合国对第三代人权的讨论。第三代人权，社会团结权，在联合国大会上曾经讨论过。联合国大会1969年通过了《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1986年通过《发展权宣言》，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里约环境和发展宣言》。
对人权保护的历史和人类的进步密切相关，要保护个人的尊严，我们就必须保护人权。保护人权是一项国际事务，不仅限于某国单独的国内事务，人权的国际化是大势所趋，人权保护的一些公约，为全人类的人权保护和保障作出了贡献。所以我们期待着通过《亚洲人权公约》。在欧洲、非洲和中东地区已经开始考虑进一步推动人权的工具，但遗憾的是亚洲目前为止还没有通过一个区域性的人权公约，我坚信亚洲的价值完全可以和亚洲的人权公约的通过结合起来，这样一个公约能够去解决长期的冲突（这些冲突曾经让亚洲苦不堪言），而且会形成一个亚洲的共同体，同时为亚洲带来人权和和平。
“东亚区域的人权公约”是一个能够完成的任务，各国已经有了共识，对于人权的含义都达成了一致。联合国的大部分成员国已经接受了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重要原则和1966“人权两公约”的主要原则。除了以上这两个文件以外，欧盟2000年的《基本权利宪章》也可以在起草亚洲人权公约时作为很好的借鉴，其中有一些条款可以进行修改，以反映东亚独特的区域特点。
在信息化时代，我们应该要对人权有全新的认识，互联网超越了国家的边界，传统人权的这种管辖需要进行修改，像大数据这样的技术导致了信息垄断、信息鸿沟，以及对隐私权的侵犯，这在各国是非常普遍的问题了。对此，我们应该进行国际合作。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了信息社会的形成，信息科技也变得越来越先进，对于人类尊严的挑战已经开始出现了，个人的隐私已难以得到有效保护。所以我们毫不夸张地说，现代社会人的价值的缺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每个人都受到监控摄像头不断的控制和监视。对此，我们的法律和秩序应当发挥适当功能，我们不能够在此袖手旁观。互联网已经使得国家之间的物理障碍和边界没有任何意义了，但国际的冲突和恐怖主义的威胁又需要国家加强边界的管控。作为法律学者，我们需要面对和应对这些威胁。
2001年的“9.11”事件改变了人类信息社会的轨迹。自从那次恐怖袭击之后，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去威慑网上的恐怖主义嫌疑人，基于生物信息技术去获取个人信息，这有可能会影响人的尊严。人在这个过程中被设定为只是一个观察的对象和客体而已。国际社会需要马上行动起来，减缓对人权的侵犯，刻不容缓。信息社会已经超越了国家的界限，同时已经触及人的本性，所以各个国家应该相互合作，建立起一个监管框架。这样一个框架和机制，应该和国际人权制度相融合，因为信息是在各国之间进行生产和传播的，我们也需要在超国家层面建立起一个法律机制，这样的话各国才能够进一步的合作以应对各种威胁。
谢谢！
